新華社南寧１２月２４日電（記者 王秋鳳）當兩年前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時，眾多農民工輾轉“珠三角”“長三角”，焦灼地找尋一份屬於自己的工作，一些人還不得不收拾行李踏上歸程……當時的他們，多麼慌張。

    然而，時間僅僅過去一年多，進入２０１０年時，農民工們已經開始淡定地對工作“挑三揀四”，還有人在老家過起了在家門口打工的日子。到底是什麼原因，讓２０１０年的農民工有了如此底氣？

    ２０１０：民工不再“慌”

    説起２００９年初前往東莞打工的經歷，老韋至今仍一臉無奈：“在東莞，我們找了好幾天，還是沒廠子願意要我們幾個年紀比較大的人，最後只好回家了。”

    不過如今，老韋已經在南寧—東盟經濟開發區一家製鞋廠找到了工作。“找這個工作可沒那麼麻煩，我看到報上有招工信息，打了個電話廠裏就要我了。這裡不錯，離家近。”老韋高興地告訴記者。

    高興的農民工可不止老韋一個。今年８月，南寧—東盟經濟開發區在當地媒體上連發三天招工廣告，提供８００多個就業崗位，“不限學歷，不限年齡”，不少曾經像老韋一樣在２００９年初曾為工作發愁的“大齡”農民工在這裡找到了工作。

    開發區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王佳林２０１０年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幫園內企業招到足量工人。“整個廣西用工形勢都很嚴峻，我們費了很大力氣招工。”王佳林説。

    事實上，“用工形勢嚴峻”的還遠不止廣西，從東部的廣東、浙江，到中部的安徽、湖北，以及西部的甘肅、青海……在一些人還對金融危機背景下大量農民工滯留“珠三角”記憶深刻的時候，“民工荒”已然來勢洶洶，從東部蔓延至中西部。

    對企業來説是“民工荒”，但對農民工來説，這卻意味著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２０１０年２月底３月初，正值春節後用工高峰，記者在南寧等地採訪發現，不少農民工明顯比往年自信：“今年的經濟形勢比去年好，去年我們都挺過來了，今年，更加不擔心。”

    一年來的經濟發展印證了他們樸素的判斷。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今年１—９月ＧＤＰ同比增長１０．６％，經濟的高速發展為農民工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就業空間。

    一年之內，供需反轉，讓農民工們有了對工作“挑三揀四”的底氣：年輕的農民工希望找一份“有技術含量的工作”，而對上了點年紀的農民工來説，“離家近”成了重要的考量因素。在工資談判上，他們也更為自信——南寧不少農民工已經把薪酬定位為１５００元／月或以上，而往年，這一定位大多停留在１２００元／月。

    一些民工甚至更為瀟灑，走上了與當年“洗腳上田，遠走城市”相反的返鄉之路。“現在在外打工掙的錢也不比家裏多，不如早回家看看機會，要是在家鄉找到門路，明年就不去打工了。”１２月初，南寧火車站一名剛從深圳返鄉的農民工説。

    經濟結構調整，助長不“慌”底氣

    “工作好找了，致富路子多了”，這是記者採訪過程中聽農民工們説得較多的話。在專家們看來，正是近兩年來的經濟結構調整，給了農民工不“慌”的底氣。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認為，當前我國低端勞動力市場正迎來“劉易斯拐點”，低端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已經有所改變，未來這一市場將出現重要的結構性變異——必須漲工資勞動力供給才能增加。

    劉元春説，目前我國市場導向性的經濟結構調整全面啟動，區域經濟結構不斷調整，東部勞動密集型産業不斷向中西部轉移，就地就業格局有所改善。而這在就業地域選擇上為農民工提供了更多機會。

    還有專家認為，産業結構調整特別是第三産業的發展為農民工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數據顯示，２００９年，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達１４７６４２億元，增幅為９．３％，快於ＧＤＰ９．１％的增速，佔ＧＤＰ比重也達到４３．４％，逼近第二産業４６．３％的佔比。

    農業這一傳統産業的升級換代也可吸納不少勞動力。桂林市資源縣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縣委辦公室主任吳龍源告訴記者，資源地處大石山區，山高路陡，自然條件差，以前１／３的農民依靠打工維生。近年來，隨著當地西紅柿和紅提兩大農業産業的發展，不少農民工返鄉創業，資源已經開始由“打工大縣”向“返鄉創業縣”轉變。

    資源縣並不是一個孤例。在廣西，農業産業正朝著“一鎮一業”“一村一品”的方向發展。桑蠶、西紅柿、茉莉花……科學種養技術的推廣，使得這些原本不起眼的産業煥發出新的活力，成了吸納農村勞動力的重要力量。“十一五”期間，科技帶動的農業産業化讓廣西２０７３萬農民人均增收４７３元，創造就業崗位５７萬個，促進勞動力轉移１２６萬人。

    不“慌”≠“無憂”，深層調整將繼續

    然而，專家認為，民工不“慌”並不等於“無憂”，事實上，制約農民工就業的因素依然存在，經濟結構調整甚至提出了新的挑戰。在即將到來的“十二五”，這必將是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問題。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鐘茂初認為，當前的勞動力問題，嚴格地説，不是整體短缺，而是低工資農民工的短缺。

    鐘茂初説，“經濟結構轉型”的方向，一是高消耗産業結構向低消耗産業結構的轉型；二是物質消耗産業向服務産業的轉型；再者則是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果按這一調整方向，農民工可能由於其教育背景而無法適應相應的新崗位，由此可能出現農民工需求不足、新興産業人手短缺並存的狀況。

    鐘茂初分析，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農民工本身無力承擔職業培訓的成本，雇傭企業承擔相應培訓成本則存在“為他人做嫁衣裳”的風險。對此，鐘茂初建議，各級政府應擔負起農民工適應結構調整的培訓的責任。

    劉元春表達了同樣的擔憂。劉元春發現，勞動密集型産業在向西部轉移的過程中，出現資本投入比例大幅上揚、勞動密集度削減的趨勢，而並不是單純地以勞動力密集型産業為主，加之東部産業升級力度進一步加強，這都不利於對勞動力的吸納。

    劉元春提出，服務業的發展將是未來調整就業結構“很重要的一個突破”。對此，他建議，我國應進一步推動一些壟斷性服務業的市場開放，加強家政服務、教育服務等行業的市場規劃和市場體系的培育，加強相關稅收制度改革。

    專家認為，目前雖然我國低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出現變化，但內在制度性問題仍未根本解決。“不少企業以廉價勞動力生産低附加值産品的經營模式依然未改變，工資形成機制中農民工依舊處於弱勢地位，這都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索。”劉元春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