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美麗中國”開啟新航程
——生態文明建設基層實踐聚焦

    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１２日電 新華社記者

    “建設生態文明，是關係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在十八大報告中，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到一個全新高度，也為各地發展提出一個重大課題。記者近期採訪中了解到，從理念到路徑再到制度創新，一股在新起點上探索生態文明建設的活力正在各地涌現，為建設“美麗中國”帶來啟示和思考。

    堅定信念：不尊重自然的發展道路是走不通的

    內蒙古鄂爾多斯境內的庫布其沙漠是京津沙塵暴發源之一。當記者來到庫布其沙漠東端一個叫展旦召的小村莊時，村民吳飛家的４０多只綿羊正在圈舍裏悠閒地享受午餐。一旁的倉庫裏堆滿了從自家草場上打回來的紫花苜蓿等新鮮飼草，足夠它們度過整個冬天。

    １０年前守著日漸退化的草場每天犯愁如何讓羊兒吃飽，現在吳飛家８０畝草場已經重現了他小時候的繁茂景象。

    鄂爾多斯市林業局局長丁崇明説，鐵的事實證明，不尊重自然的發展道路是走不通的。由於大量開荒和過度放牧，上世紀８０年代初鄂爾多斯市荒漠化面積曾達到國土面積的８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鄂爾多斯逐步在全市範圍實行禁牧，引導農牧民轉向設施圈養，同時大力恢復草場植被。

    經過幾年努力，鄂爾多斯全市生態環境明顯改善，森林覆蓋率成倍上升，不僅換來了藍天綠地，而且牲畜質量明顯提高。“過去１０年，大自然給鄂爾多斯上了深刻一課，這是新時期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筆寶貴思想財富。”丁崇明説。

    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記者在採訪時深切地感受到，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理念正在基層變成堅定信念，在快速發展中積極反思和調整人類自身行為成為一種共識。

    從無人知曉的江南村落一躍成為海內外公認的中國最美鄉村，江西婺源在旅遊業快速發展過程中始終努力守護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對此江西婺源縣旅遊委副主任王曉玲深有感觸：“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尊重。”

    近幾年來，婺源率先在全國創建了１９３個自然保護小區，封山育林１８０萬畝，累計關閉２００家木竹加工廠。在客流量屢創新高的同時，婺源不斷啟用更高標準控制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包括所有村莊聘請保潔員，所有農家樂建設污水處理設施，所有繪畫寫生景點的油彩污水全部集中處置等。

    探索路徑：只有讓綠色産生效益，才能真正保護綠色

    ２００９年江西申請建設鄱陽湖國家級生態經濟區時，曾有人提出一個疑問，生態保護不僅需要多投入，産業發展還受限制，作為欠發達地區的江西為什麼會感興趣？３年後，記者帶著同樣的疑問來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核心示範區共青城市一探究竟。

    在共青城全國青年創業園，記者走進了錦興紡織公司廠區，整潔的車間內只聽機器轟鳴，卻看不到幾名工人。據介紹，由於採用世界頂尖設備，機械化程度大幅提高，廠區粉塵污染大大降低，同時用工減少９０％，産能提高３０％，産品附加值提高４０％。

    共青城市委書記李曉剛説，錦興紡織公司代表著共青城的産業發展標準：低污染、低能耗、高産出，這是我們在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關係處理上堅守的底線。目前，共青城市人均ＧＤＰ達到９８００美元，是江西省平均水平的三倍，萬元ＧＤＰ能耗僅０．２８噸標煤，不到江西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空氣和水質均達到國家一級標準。

    與共青城遙相呼應，在內蒙古庫布其沙漠邊緣的達拉特旗，一條全新的生態産業鏈正在崛起。

    過去８年，達拉特旗東達生態移民村累計吸納從周邊生態退化地區搬遷出來的農牧民近萬人。負責建設移民村的東達蒙古王集團同時引入獺兔養殖引導移民改變傳統畜牧方式，現在這條綠色産業鏈已經初具規模。

    今年東達移民村獺兔養殖全産業鏈規模産值已經超過３億元，獺兔養殖給一個普通養殖戶（２５００只）帶來的年收入超過１０萬元，初步形成了生態系統修復—綠色産業發展—百姓致富—更加注重生態系統修復的良性循環。

    “只有讓綠色産生效益，才能真正保護綠色。”東達蒙古王集團董事長趙永亮説。

    突破瓶頸：制度創新和公眾參與

    一些地方官員和專家在採訪中坦言，當前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最大差距是生態的差距，生態文明建設任重道遠，最大的瓶頸在於能否克服局部和整體、短期和長遠利益之間的矛盾，迎難而上的動力在於制度創新和公眾參與。

    江西南昌的灣裏區風景名勝眾多，有南昌的綠肺之稱，然而在近年來全市經濟快速增長中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傳統考核體制下，各區縣的ＧＤＰ攀比心理嚴重，而承擔了大部分生態保護責任的灣裏區，經濟發展慢，公務員的平均工資一度都比別的區縣低很多，幹部都不願意待了。”南昌市發改委總經濟師柳華説。

    ２００９年，南昌市開始在全市區縣範圍探索政績差異化考核制度，按照各區縣的功能定位確定考核內容，工業開發區重點考核工業增加值，而灣裏這樣的生態功能區則不再考核工業增加值、招商引資等經濟發展指標，主要考核生態禁伐、森林防火等生態建設指標。

    為了讓不考核經濟發展任務的灣裏區擁有足夠的發展財力，南昌市還嘗試每年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近５０００萬元，保障其生態建設和社會各項事業的投入，不讓搞生態保護的地區在發展上吃虧。

    “過去，生態建設部門就像球場上的板凳隊員，改變考核制度後，一下子變成了場上前鋒。”灣裏區林業局局長羅時林説。實行差異化考核後，灣裏區連續３年位居南昌市考核第一。

    如果説，南昌差異化考核制度創新是從體制內主動釋放驅動力，那麼ＰＭ２．５監測納入環保新國標，則顯示出生態文明建設的一股外部動力源泉。

    從２０１１年秋天到歲末，橫跨京津冀等９省市持續蔓延的霧霾天氣，把空氣質量超標問題推到社會輿論聚光燈下，公眾呼喚ＰＭ２．５監測的聲勢一浪高過一浪。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環保部常務會議通過了經過兩輪意見徵求的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首次將ＰＭ２．５、臭氧納入常規空氣質量評價。２０１２年１月６日，北京市環保部門首次公佈了一組研究性監測數據，拉開全國啟動ＰＭ２．５監測及發佈工作的序幕。

    從公眾感知霧霾困擾，到“圍脖們”借助網絡平臺呼籲推動，再到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出臺，ＰＭ２．５在幾個月內快速升溫並正式亮相，完成了一次公眾民意表達與國家環保政策調整的良性互動。（參與采寫記者：張舵、郭遠明、張麗娜、李鈞德、張淼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