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２月４日電（“新華視點”記者 陸文軍）近來，中央等有關部門要求嚴查公款吃喝。“新華視點”記者採訪發現，茅臺等名酒價格應聲下跌，跌幅普遍達２０％至３０％。

    專家指出，以往某些名酒價格“只漲不跌”並非“市場原因”，而是公款吃喝在為其“撐腰”，不僅導致了國內酒業的畸形發展，而且還助長了奢侈浪費之風的蔓延。

    禁令“一劍封喉”，高酒價“扛不住”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全國不少地方下發了“禁酒令”；剛結束的各地方“兩會”上，“公款禁酒”也成為代表委員的一致呼聲……

    隨著“嚴查公款吃喝”的風聲越來越緊，失去公款“撐腰”的某些名酒終於“扛不住”，紛紛降價促銷。

    在上海一家茅臺酒專賣店，指導價１５１９元的茅臺最低打出１３６０元的“促銷價”。而去年同期，同樣一瓶酒，竟被炒到２２００多元，還一瓶難求。

    另一名酒五糧液的情況類似，記者在上海五角場一家百貨店看到，指導價１１０９元的五糧液以不到９００元的價格出售。名酒“只漲不跌”的泡沫似乎已被“擠爆”。

    “以往這段時間主要做單位生意，現在有關禁令一齣，生意明顯下滑。”一位高檔白酒代理商告訴記者，“實際上一些酒企試圖利用提高出廠價的辦法‘保價’，但已經不管用了，高檔酒零售價跌破指導價的比比皆是。”

    白酒專家鐵犁認為，嚴查公款吃喝的情況下，酒價無法再靠公務消費支撐，高檔白酒價格普遍降了兩三成。

    一位長期從事高檔酒營銷人員説，公款採購是國內酒業蓬勃發展的重要支柱，一些紅酒企業的銷售，單位或公款採購佔３０％至４０％，而知名白酒企業，公款採購超過５０％的也不少，可以説中國酒類市場的一大“引擎”就是公款消費。

    《酒海導航》總編張勇認為，“管住公款喝酒，是打到了國內白酒市場的‘命門’，加上前段時間塑化劑風波，酒業尤其是高檔白酒價格下滑是必然的。”

    記者採訪發現，近來公務接待中，喝酒確實收斂不少，有的將白酒改為紅酒，就是喝白酒，上千元的高檔白酒也有所減少。

    官場追捧啥酒，啥酒就會熱銷

    一位酒業銷售人員表示，領導幹部喜好喝啥酒，啥酒就可以賣得火。而且在酒水市場上，促銷人員喜歡施展“饑餓營銷”的伎倆，即人為地製造短缺，以此推高價格。實際上，“公款喝酒”一旦被遏制，所謂的“一瓶難求”，很快變成了“吆喝促銷”。

    這些年來，一瓶６００元的茅臺酒最高被炒到２４００多元；原先不到１０００元的小拉菲，也炒到８０００元以上；１９８２年的大拉菲，則從一萬元飆升到六七萬元。一位業內人士坦言，如此瘋狂酒價背後的一大“推手”，就是公款消費，或曰官員喜好。

    據這位銷售人員分析，抽煙喝酒是典型的虛榮性消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場酒風可以説是酒業“風向標”，官場上流行喝什麼酒，市場上隨之效倣這一風氣，將其價格推高，甚至有人投入鉅資炒作這一品牌。

    除了茅臺、五糧液、國窖、劍南春、水井坊等酒備受“喜愛”之外，更有一些“天價”酒也上了餐桌。記者見過一種用中藥材釀製的東君酒，售價兩三千元一瓶，號稱８１度，實際上醫用酒精才７５度，酒業發展非理性程度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當好縣長、抓好酒廠”的思維方式也不斷發酵。“一些地方經濟與煙酒産業關係密切。”一位從事酒業３０多年的專家説，查詢酒類銷售網站，列入知名白酒的品牌多達上百個，從省、市、區縣到鄉鎮，大多有自己的酒廠，可謂“酒氣沖天”。

    “公款吃喝推動了酒業超常發展。”卡斯特酒業總經理潘汝顯説，抑制公款消費，虛高的酒價馬上“打回原形”，“畢竟每瓶８００元以上的酒不符合多數人消費水平，實際上沒幾個人自己掏腰包買高檔酒。”

    遏制公款吃喝，亟待制定規範

    這幾年來，某些單位公款吃喝愈演愈烈，公務活動中“酒桌議事”“酒桌拍板”等現象，甚至成了一種“潛規則”。

    長期關注“三公消費”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余南平説，相比于公款出國、公車出行，大吃大喝尤其喝高檔酒，更是社會不能接受的，“誰都知道喝酒誤事，群眾對公款喝酒反映強烈。”

    與此同時，公款喝酒容易滋生腐敗，譬如經辦人員收取回扣等。另外，高檔酒也是官員收禮的重要方式，因為變現比較容易，實際上“收酒就是收錢”。

    在北京回收煙酒的錢先生説，白酒中“茅臺、五糧液、國窖１５７３、劍南春”等酒回收量大，“其實都是別人送的禮品，收禮人一轉手就可變現。”

    從事商業地産的李先生專門建了一個酒窖，用以購買儲藏高檔紅酒，他坦言：“最便宜的小拉菲、小拉圖至少幾千元一瓶，大拉菲、大拉圖、武當王皆上萬元一瓶，而且市場上有回收變現的渠道。”

    專家建議，針對公款吃喝問題，應該儘快推出成文規定，明確公務接待中能不能喝酒、喝什麼檔次酒、喝多少等，要有具體的規範；還要制定相應的懲戒辦法，完善公務採購制度，細化財務審計。另外，還要加強輿論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