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工會在哪？
——工會十六大代表關於新時期工會建設的思考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２１日電（新華社記者）我們的工會在哪？有時它離我們很近，有時它又離我們很遠。
有人説，工會的存在只在我們交會費的那一刻；也有人説，搞文體活動時才感到工會的存在；還有人説，當工作、生活遇到困難，會想到工會……
工會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它應該為職工做什麼？能為職工做什麼？參加中國工會十六大的代表對新時期工會建設展開了深入思考。
工會為什麼會很“遠”？
前幾年在南方某企業，由於勞資矛盾升級，工會在維權上又不敢説話、不敢作為，導致部分職工要求成立自己的工會。在相當一部分人眼裏，工會平時的工作就是“打牌照相，推拉彈唱”，輕輕鬆鬆。
“工會是一個職工的群眾組織，但這個群眾組織有時卻脫離了群眾。”工會十六大代表、瀋陽市總工會主席鞠秀禮説，“把精力全放在搞表面花哨的活動上，實際上把工會的基本職能淹沒了。工會説到底，是要為職工服務的。”
重慶市渝中區總工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葉梅代表説，實際上，工會要為職工服務的事情有很多。如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方面，就包括幫職工進行工資協商、為職工提供法律援助、組織職工參與民主管理、監督企業勞動保護等。其他還有幫扶困難職工、參與勞動法律建設、提高職工整體素質……工會並不是沒事幹。
“以前是計劃經濟，職工工資、勞保都是國家統管，工會發揮餘地有限。現在市場經濟，工會工作變得紛繁複雜。因此，新時期工會作為職工群眾的代表，發揮職工與各方聯絡的紐帶作用只能更加突出，而不是削弱。”工會十六大代表、遂寧市工會主席何春林説。
目前，我國基層工會組織超過２７０萬個，工會會員達到２．８億，平均每個基層工會服務的會員就有一百多個。真要為這一百多號職工服好務，把他們在生産、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解決好，工會工作並不輕鬆。
“工會脫離群眾的總‘病根’是機關化、行政化傾向，因此，工會必須儘快從‘一般活動型’向‘綜合服務型’轉變。”鞠秀禮説。
工會怎麼做才更“近”？
都説工會是“職工之家”，工會幹部是職工的“娘家人”。但要讓職工真正認可這個“家”，感覺工會離自己很近，可絕不是平時發幾張電影票、買兩幅羽毛球拍子那麼簡單。
“工會工作必須讓職工滿意，而不是只讓老闆滿意。”工會十六大代表、瀋陽鼓風機集團工會主席鄧長輝講了自己一個小例子。
想當年，他們公司剛剛搬到新區，很多員工單位離家變遠了，需要搭乘公司班車。但當時公司為了節約成本，還用著破舊的大巴車。不少職工反映，數九寒冬坐著透風的大巴車，到公司心都涼了。
鄧長輝選了一條最遠的班車線路坐坐看。１個多小時坐下來，“腳確實都凍木了。”他極力向公司反映後不久，公司給員工更換了空調大巴。
“新時期企業工會工作的特點，就是心要離職工更近，主動作為，給職工‘送溫暖、送公平、送希望’。”談到工會工作如何讓職工滿意，這個做了１４年工會主席的“老工會”説。
在新時期，代表職工和老闆談判漲工資，是工會最讓職工“提氣”的一項職能。
重慶有個叫奇火鍋的火鍋連鎖企業，成立工會後，在重慶市總工會的指導下開始和老闆進行工資集體協商。
火鍋企業員工流動性非常大。一方面，職工希望企業提供一個穩定的就業崗位和合理的收入；另一方面，企業也需要用一個相對固定的工資能夠留住員工。由於餐飲業工資收入隨意性較強，重慶市總工會就依據勞動合同法、勞動保護條例、重慶市最低工資標準等相關法律法規，同時結合勞資雙方的需求，幫助雙方達成了一個比較滿意的工資標準。
“工會要主動維權、制度化維權，不能是職工有困難了才來找工會，而是工會要發現職工什麼困難，然後主動去替職工解決。”鞠秀禮説。
工會的創新之路在哪？
“做好工會工作，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工會組織自身建設。”——新時期，黨中央對工會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社會在變化，事業在發展，工會工作要跟上時代步伐。工會工作的創新之路到底在哪？
工會十六大代表、湖北宜昌市總工會主席劉學甫告訴記者，從去年開始，宜昌市總工會就開始探索建立了“網格工會”，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宜昌市總工會利用宜昌城市的信息化系統，將城區１００多個社區劃成１０００多個網格，每個網格都配備一名管理人員，在市總工會的電腦屏幕上都有顯示。只需鼠標一點，就知道這個地方有多少單位、多少流動人員。
“每個管理員在網格內都能單獨的成立工會，不具備條件的就加入到網格工會聯合會中，這樣實現樣了職工群眾全覆蓋，基本解決了工會在小微企業職工服務難的問題。”他説。
工會十六大代表、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表示，工會十六大明確了今後五年的目標任務，工會的創新之路，就是要從理念創新、體制創新等方面入手，把職工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根本標尺，在組織體制、運行機制、活動方式等方面不斷改進創新，擴大工作覆蓋面，增強工作實效。
“工會不是一個部委，也不是一級黨委政府，我們的主戰場是企業，企業職工才是我們服務的主要對象。”黃業斌説。（記者樊曦、齊中熙、林紅梅、安蓓、林暉、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