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從努爾哈赤稱國號為金于東北，至清朝最後一個皇帝宣統帝溥儀退位，共有295年。
早期滿族長居在東北長白山地區，世代以畜牧漁獵為生，並與當地從事農耕的漢人相處融洽，這時努爾哈赤以祖上十三副遣甲起兵，通過不斷的兼併爭鬥，勢力遂漸強大，終於統一了滿族各個部落，並於明朝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建國號金，史稱後金，建元天命，稱天命汗。並鑄行錢幣，共有滿文，漢文兩種，滿文錢面文譯作“天命汗錢”，此錢依老滿文寫成，讀法由穿左讀起，至穿右，再上下讀。方孔圓錢型，倣明小平錢，銅色赤暗，鑄工較劣。漢文錢“天命通寶”與“天命汗錢”同時開鑄，錢文直讀，錢背無文，書法較差。由於當時滿人多不用錢，得到錢後，大多用作裝飾品，佩戴于衣帽之上，袍襟之前，據説可避刀槍，以至後代鑄錢時，分發給士兵佩帶，直到順治，康熙時仍有這種情況。後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子愛新覺羅·皇太極在其他幾位貝勒的公推下于九月登上汗位，改元天聰元年鑄行滿文錢“天聰汗錢”，依老滿文寫法，背文倣明“天啟通寶”大錢，在背穿上或穿左鑄滿文“十”字，穿右書一兩。有粗字，細字二種，此錢傳世不多，較為罕見，而其中以細字者最少，為極罕見品。當時滿清所管轄的滿蒙部落，大都不用錢，而是以畜牧多少計算財富的，市場上也以物易物，有錢也視同玩物。使用錢的大都是從華北一帶移居到關外的漢族農民，也是以耕地為生的，用錢也不迫切。努爾哈赤父子戰領遼東後，這些漢人被滿族貴族歸為佃農或成為奴役，錢的使用更無關輕重。其實迫切需要錢的是商人，但他們人數上不多，經營上也不受滿人重視，所以“天命”“天聰”兩代鑄錢，政治上的作用要遠大於經濟上的需要，所以數量少，流傳不廣，是正常的。
一串
公元1644年，清軍攻入關內，清愛新覺羅·福臨至北京，即皇帝位，改元順治，成為清世祖。在北京設鑄錢局鑄錢，于工部、戶部開設寶源局、寶泉局，後隨著天下統一，在各地開錢局，並鑄“順冶通寶”。在清軍剛入關時，充許明錢流通，但不久即嚴禁使用明錢及其它古錢，獨行清錢。順治年間對制錢成分有明確規定，即銅七成，白鉛（鋅）三成，為合金，稱之為“黃銅”，一千銅錢稱為一串，年鑄一萬二千串稱為一卯即每開一期的額定數稱為“正卯”，正卯以後凡有加鑄數稱為“加卯”。順治錢制形式未能統一，按照背文可分為五種，也就是在錢幣界享有盛譽的“順治五式”。
一是倣明朝錢式，面文“順治通寶”，皆為光背無文。採用這種形式，主要是適應關內群眾的需要，也便於新舊錢之間的兌換。
二是倣會昌開元錢制，錢背文紀地紀局。如“戶”“工”為寶泉、寶源泉兩局所鑄。其它有“臨、宣、延、原、西、同、荊、河、昌、寧、浙、東、福、陽、襄、江、薊、廣、陜、雲”等。錢重一錢二分。順治八年錢重改為一錢二分五厘。清朝初期制錢重量不斷變化，順治通寶錢漢字錢的大小輕重差異較大。有的錢局開鑄時間短，開鑄不久即停鑄，所以有的記局記地錢數量很少，其中“延”、“宣”、“薊”，存世甚少，極為罕見。
三是權錢錢也叫一厘式錢，即在背面除有局名外，穿左邊鑄有“一厘”二字，比前一種少了“延、西、荊、襄、雲、五局”，“一厘”是指權銀，一文銅錢折銀一厘，一千文銅錢值銀一兩，此錢從順治十年時鑄行，到十七年停鑄。各局所鑄不盡相同，大小輕重有變化。
四是滿文錢，面文為“順治通寶”漢文，背文則用新滿文，穿左右滿文為“寶泉”或寶源,規定每錢重一錢二分順治十四年因停外省鑄錢，因此僅在北京鑄行。
五是滿漢文錢，面文“順治通寶”漢文，背文紀局名改為穿左為滿文錢局名，穿右為漢文錢局名，順治十七年，戶部商議決定重開各省錢局，除寶泉、寶源兩局所鑄制錢仍為滿文錢局外，其它各省錢局所鑄錢背文都為滿漢文錢，共有十二局：即“臨、寧、原、宣、同、江、東、河、薊、昌、浙、陜。”此種錢式製作較好。鑄量最多，存世也較多。
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清世祖去世，康熙帝繼位。只保留戶部寶泉局和江南省江寧局鑄“康熙通寶”制錢，其餘各局停鑄。後於康熙六年各省恢復鑄行，此後又相繼停鑄行。康熙通寶錢鑄行時間長達六十年，鑄量較多，但版本較簡單，北京寶源，寶泉兩局沿“順治通寶”滿文錢式，背文滿文，其它各地錢局所鑄，背文滿漢文局名各一字，民間為方便記憶把這錢錢局名串成了一首詩“同福臨同江，宣原蘇薊昌，南河寧廣浙，臺桂陜雲漳”此外還有“鞏”、“西”兩種，但數量不多，要收集全不易。康熙通寶錢有大小兩種，重量也有變化，起初每文重一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減為一錢，四十一年時又改回一錢四分，並規定每千文兌銀一兩。同時推出一種輕錢，每文重七分，千文兌銀七錢。促使銅錢重量不斷變化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要維持一個銅錢兌換一兩白銀的規定，此規定創于元朝，經明朝，民間已習慣，到了清初時，因為每年白銀輸入量增加，銀價下降，同時銅産量浙減，而銅價不斷上漲，錢價因此增高，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因錢價上漲而相對減少，購買力同時下降，生活成為問題。政府也因為這些原因要竭力平抑錢價，使老百姓的購買力提高，解決生活問題，使社會穩定。二是對付私鑄，順治康熙兩朝，因內戰不斷，銅的生産運輸都成問題，民間缺銅，供不應求，銷錢為器是有利可圖的，政府雖一再規定嚴禁，但因有利誘，仍有鋌而走險之人，每年毀於私鑄的數以萬計，影響很壞，而私鑄情況就更嚴重了。清政府雖用嚴刑厲法對之，但仍未收到好的效果。於是政府一方面嚴令二品以下官員不得私藏銅器，各寺廟不得鑄造銅像及法器，同時增加錢的重量，使私商無利可圖。又鑄造輕錢，使老百姓方便週轉流通。到了康熙中後期，雖然表面上太平盛世，但因為人口增長加速，生産增加則有限，物價無法降低，農民一年的收入，只能免強溫飽而已，但凡遇到天災人禍，便難以維持，康熙帝本人也因此常自嘲：“康則康矣，熙則未必”，生産上不能增加，社會財富便不能增加，僅僅依靠平抑物價等手段不能使國民收入增加，而當時的清政府只能做到這一點，只能用增加減少錢的重量以抵制私鑄。
“康熙通寶”滿文錢式中有十二地支套錢，為福建省造，現存世有“子、醜、寅、巳、未、申、酉、戌”八種。此外康熙通寶錢中有一種異品，後人稱為“羅漢錢”。此錢比通常的“康熙通寶”略小，為京師寶泉局造，此錢“熙”字有異筆，錢銅色金黃，鑄作精良。關於此錢傳説很多，一是説因為康熙年間西部邊境發生叛亂，朝廷派大將年羹堯前去平定。因軍響難以為繼，正一籌莫展時，有一寺院僧侶主動獻出寺內所有銅器和十八尊金身羅漢以作鑄錢用。年大將軍因此感動，命鑄錢時故意留了點“小秘密”，以便日後回收重塑佛像，但事情洩露，也就無法回收了。另一説是在康熙六十大壽時，戶部寶泉局用金羅漢鑄錢，並將這種錢放在寺廟羅漢的腹內充做佛贓，在皇帝壽辰時分贈給各級官員以作紀念，等等。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貨幣發行量很大，所以“康熙通寶”傳世較多。
康熙于公元1772年去世，清世宗雍正即位。雍正帝即位後，仍以杜絕私鑄，平抑物價入手，防止白銀外流，實行銅錢緊縮政策。于雍正元年鑄行“雍正通寶”，沿康熙四十一年制，錢重一錢四分，力求精美標準，大小分二類，大錢與“康熙通寶”大錢相倣，小錢直徑2.4厘米，當時全國共有二十多個錢局，都是康熙時局，雍正規定一省只設一個錢局，于四年時，改山西局為寶晉局，山東局為寶濟局，台灣省局為寶臺局等等。九年時又在江南增設了江寧寶安局，在西南分別設立了四川寶川局，貴州寶黔局，湖北寶武局等，又停撤了臨、清、宣府、薊、同、等局，一省一局的政策最終得以實現，私鑄情況也有減少，後來西北戰事擴大，西南邊鑄也發生叛亂，戰事頻起，雍正十一年時，再次實行銅錢減重，變為每文一錢二分，後清朝百餘年制錢重量要求沒有變化。順治通寶錢背文格式，一律按照前朝寶泉、寶源泉錢式，背文穿左為滿文“寶”字，穿右為滿文錢局名，其中“川、桂、陜、福、臺”等，極少見到。由於雍正帝錢法嚴謹，私鑄較少，所以雍正通寶制錢上都邊闊字正，形態工整。
雍正帝于雍正十七年死於熱河行宮，清高宗即位，改元乾隆。鑄行“乾隆通寶”要求仍重一錢二分，該錢書法鑄工都比雍正時更為精美。最初清政府仍繼續執行通貨緊縮的政策。錢局較雍正時有所增減，首先在乾隆四年，停了寶河、寶鞏、寶濟三局，于乾隆五年時開寶福局，七年開寶桂局，十年開寶直局。乾隆朝以前的制錢不加錫，以銅、鉛、鋅配製，稱之為“黃錢”，在乾隆五年規定在鑄錢銅料之中加百分之二的錫，稱為“青錢”。官方説是為杜絕私錢，實則無異於減重。“乾隆通寶”版式很多，錢文方面京局的多用SimSun寶浙局多用楷書，寶陜、寶順兩局用隸書，但大多數地方錢局用SimSun。乾隆四十年時，私鑄情況日盛，各省官員出現盜鑄，政府對此無計可施，加上雲南銅産量逐年遞減，導致銅價飛漲，鑄錢成本也隨之水漲船高。清政府繼而又採取了通貨緊縮政策，先後停鑄了寶直、大理、廣西、臨安等局，同時鼓勵商人從海外進口銅材。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私鑄雖有所減少，但官錢不見增加，民間交易缺錢，就出現了使用古錢的現象。到了乾隆五十年後，又相繼開了寶直等局，同時放寬了鑄錢的標準，所以導致乾隆後期制錢的質量參差不齊，大不如初的情況。此外在乾隆朝時期在新疆出了“乾隆通寶”紅錢，是以新疆産銅為原料，在新疆地區鑄行的，此後各朝均有鑄行。
公元1796年，高宗讓位，仁宗登基，改元嘉慶，嘉慶年間，清政府允許百姓使用白銀，並且再次整頓錢制，增加鑄造量，鑄行“嘉慶通寶”，最初所鑄力求工整美觀，錢重一錢二分，面文仍用SimSun，背文為滿文局名。但有背文于穿左用草書，穿左用楷書，有“福、壽、康、寧、桂”也有穿右為滿文“寶”字，穿右為楷書“福、壽、康、寧”連在一起為一種吉語，是錢局為吉慶所鑄之錢，也叫“吉語錢”，參與流通。在嘉慶年間，由於政府開支加大，官爐偷工減料，各地方錢局所鑄制錢質量下降，造成有的文字不清，錢重減輕，錢體減小，錢質低劣，等等，民間把這種制錢稱為“局私錢”以至到嘉慶末年，朝廷對此束手無策，下旨允許缺銅的錢局自行停鑄，如要繼續出錢，必須足重一錢二分，否則罪其省府。因此各省紛紛停鑄。市面上的銅錢有所減少，使得物價也跟著下跌了。
從順治到嘉慶是清朝的盛世期，社會生産較穩定，在錢制上是明朝的延續，在發行制度上較前朝更加健全一些，所有皆為小平錢，有利於流通。
公元1802 年，清宣宗繼位，改元道光，鑄行“道光通寶”，錢制沿乾隆，嘉慶成例，道光年間，因為鴉片的非法輸入日漸嚴重，白銀外流加大，日甚一日，銀價上漲，以往千銀兌白銀一兩的情況不能維持了，道光二十五年御史劉良駒奏稱：“京中紋銀每兩易制錢幾及兩千文，外省則每兩易制錢二千二三百文不等。”銀貴錢賤，銅錢購買力下降，政府是賠本鑄錢。西南各省錢局不斷減重，由一錢兩分，減為七八分，民間私鑄錢更是減輕到三四分。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銀價暴漲，各省錢局發生嚴重虧損，紛紛停鑄。到道光末年，只剩下京師兩局，寶雲、寶浙等幾局出錢，寶川、寶直、寶黔仍屬私鑄，是地方官員與錢局人員勾結鑄造。因而“道光通寶”制錢大小輕重不一，比較正規的在2.2厘米左右，輕小的就不一了，且相當普遍。
道光通寶
道光三十年，清宣宗去世，文宗即位，第二年改元咸豐，戶部準命各錢局鑄“咸豐通寶”制錢。三年推出“咸豐元寶”及“咸豐重寶”大錢，咸豐錢幣版本極多，有近千種。（詳見咸豐錢幣）
清文宗于咸豐十一年七月死於熱河，清穆宗繼位，改元祺祥，鑄有“祺祥通寶”、“祺祥重寶”而後改元為同治，于同治元年開鑄“同治通寶”制錢，面文FangSong，楷書都有，各地所鑄之錢參差不齊，輕重不一。
“祺祥”年號定於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廢于同年十月五日，短短六十九天，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短命年號。而祺祥錢也因此而鑄行時間短促，尚未流通，就被廢行了，因而傳世甚少，極難見到。祺祥錢分“祺祥通寶”和“祺祥重寶”，僅有寶泉局、寶源局、寶雲局、寶蘇局有鑄。“祺祥通寶”徑約2.7厘米，重一錢二分，面文楷書，順讀。“祺祥”重寶“徑約3.5厘米，重七錢四分，為當十錢，此錢做工較精整美觀，因存世較少為收藏者重視。
同治重寶
同治錢因鑄錢虧損等原因，鑄行很不正常，時鑄時停，現常見約有寶泉、寶源、寶蘇、寶浙、寶鞏、寶昌、寶川、寶桂、寶直、寶雲、寶東等局錢，其餘皆少見或僅見樣錢。同治年間僅鑄行了當十以下大錢，開鑄的錢局有：寶源、寶泉、寶雲、寶鞏和新疆阿克蘇等局，大小輕重也不一，新疆局及寶鞏局曾鑄有當五錢，新疆寶伊局有當四錢。同治時期本就鑄錢不多，民間又普遍使用白銀，而且外國機制銀元的輸入頗多，且成色制度均有保證，使用頗方便，故而銅錢的使用也就日見減少了。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穆宗去世，慈禧太后迎立自己的胞妹（醇親王福晉）的兒子入繼為帝，改元光緒，先後鑄行過“光緒元寶”和“元緒重寶”，“光緒通寶”，通寶制錢鑄于公元1875-1908年之間，錢重從開始的一錢逐步減至八分，最後減至六分，該錢書法為楷書，此外寶福局也鑄過篆文錢，光緒通寶錢背文為滿文記局名，也有星月紋，字有寶河、寶真、寶津、寶雲、寶黔等，還有銘“千字文”者（即背穿上各見“千字文”中一字，為宇、宙、日、月、往來等字）。另外在戊子年（公元1888年）出過一種背穿左為“戊子”右為“河”字的戊子錢。光緒十五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廣東從英國購買的機器製造我國歷史上第一批機制幣，不再為方孔圓錢形狀了，此後相繼在各省推廣實行，遂步取代了“方孔圓錢”。
光緒帝于三十四年十月，（公元1908年）去世，此前一天慈禧太后去世，醇親王之子溥儀繼位，改元宣統，為封建社會的最後一位皇帝，宣統年間，全國各省幾乎都已停鑄制錢，僅寶泉局鑄過一種重一錢的“宣統通寶”小平錢，數量也不多，分為大小兩種，新疆地區有“宣統通寶”紅錢，以及寶廣、寶福兩局出過機制幣。寶泉局所出的大錢直徑在2.4厘米，小樣錢直徑1.8厘米，因為溥儀登基時只有3歲，加上錢也不大，因此民間把此錢稱為“小宣統”、“小宣統”面文書法為楷書，背文為滿文局名。“宣統通寶”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鑄行的最後一種方孔圓錢。方孔圓錢的鑄行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鑄行“半兩錢”到“宣統通寶”結束，經歷了兩千年的歲月，是我國乃至世界鑄幣史上的一個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