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月24日電　加強抗日民主宣傳，支持進步文化運動的發展，也是南方局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新華日報》、《群眾》週刊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在重慶繼續公開出版，積極宣傳共産黨的主張，宣傳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日鬥爭的戰績和建設成就，反映大後方廣大群眾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聲，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周恩來、董必武等為《新華日報》、《群眾》寫了大量評論文章，並對如何做好報刊工作給予了指導。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包圍襲擊我堅持抗戰的新四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周恩來于1月18日在《新華日報》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和抗議國民黨頑固派的暴行，向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猛烈反擊。

    南方局十分重視團結文藝界人士開展進步文藝活動。1941年，周恩來指導南方局文委在重慶發動了一個戲劇演出活動，郭沫若創作的話劇《屈原》産生轟動。以後的幾年中，都舉行大規模的戲劇演出，上演劇目達200多個。演出推廣到桂林、昆明、貴陽等地，在國統區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南方局還十分注意開展以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為主要對象的群眾工作，對群眾廣泛地進行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的教育。同時，關心群眾，服務群眾，開展一些關係群眾切身利益和民主權利的具體鬥爭，並在工、農、青、婦中培養大批積極分子，為後來許多黨的外圍組織的建立和黨組織的發展，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南方局作為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領導機關，其重要任務之一是加強黨的地方組織建設，發展壯大黨的隊伍，不斷提高黨的戰鬥力。根據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的實際情況，面對皖南事變後的險惡環境，南方局堅決貫徹隱蔽精幹的方針。1941年5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關於大後方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和《關於隱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指示》，強調“國民黨統治地方的黨部堅決採取長期埋伏、蓄積力量，等待時機的工作方針”。南方局按照中央指示，組織領導所屬各地黨組織實現從形式到工作方法的完全轉變；把所有已暴露的幹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務不注意的地方找職業掩護，或是撤退到抗日根據地；各級領導機關切實把握短小精悍的原則；把黨和群眾工作的中心，盡可能地放在利用社會習慣、政府法令與合法組織方面，以密切同群眾的聯絡；各地方黨組織與公開機關脫離聯絡，真正走向地下；以及縮小各級領導機構、建立平行支部、實行單線聯絡、儘量深入社會、嚴格秘密工作制度等措施。

    1941年底，周恩來在重慶主持南方局會議，總結兩年來的工作，提出必須把西南的黨建設成為更加堅強、更能戰鬥的黨，並提出了“要使黨員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絡的、善於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幹部”等七個條件。會後，南方局又在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國統區的黨員要實行“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要求黨員努力學習，做好本職工作，廣泛聯絡群眾，取得廣大群眾的信任和尊重，使黨的工作在群眾中紮下根。

    與此同時，南方局十分重視加強黨組織的政治思想建設，採取多種形式對黨員進行教育，強調越是環境惡劣越要嚴守黨的紀律，堅持共産主義信念不動搖。經過南方局的艱苦工作，西南地區的黨員不僅絕大多數隱蔽下來，而且黨組織紮根於人民群眾之中，更加堅強。

    1943年6月，周恩來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七大的籌備工作，董必武任代理書記，主持南方局工作。

    南方局長期戰鬥在國民黨統治中心的重慶，是黨在抗戰時期國統區的紅色堡壘。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南方局的出色工作，不僅保存和發展了黨在國統區的組織和力量，在黨的周圍團結了更多的進步力量，而且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的形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