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26日電(記者張毅、羅博)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用“經濟發展方式”代替了過去的“經濟增長方式”。一詞之差,內涵卻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增長”注重的是速度的提高、總量的擴張,而經濟發展更看重各種關係的協調,突出了經濟發展“又好又快”“好”字當頭的總要求。
經濟發展遭遇“成長中的煩惱”
明年中國將迎來改革開放30年。在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經濟在取得一個又一個奇跡的同時,也面臨著能源供應緊張、環境資源壓力不斷加大等種種“成長中的煩惱”。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説,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付出的代價過大,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生態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
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種需求,不僅是不斷提高收入水平,獲得更多的物質産品和服務,也包括獲得清潔的水、清新的空氣、綠色的空間等。
但目前國內一些地區不顧自然規律竭澤而漁式的開發,導致生態系統整體功能退化,越來越多的區域成為不適宜人類生存的空間。此外,一些地區超出環境資源承載能力的過度開發,導致水資源短缺,綠色空間銳減,環境污染加劇。
這一系列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經濟快速增長和收入增加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因此提出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僅要求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實現經濟增長,而且也要求以盡可能少的污染物排放實現經濟增長。
一詞之變寓意深遠
從“增長”到“發展”,雖然只是一詞之差,但在經濟學家眼中卻是寓意深遠。
“這絕不僅僅只是兩個字的改變,而是有著深刻的內涵,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問題認識的深化。”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説。
“這種提法上的變化,對促進由原來單純追求GDP增長轉到科學發展的軌道上來,是個更加清晰的導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盧中原分析説,“經濟增長”是個傳統觀念,重在追求經濟總量擴張、速度加快和投入産出效率。而“經濟發展”的含義更深刻,不僅重視經濟規模擴大和效率提高,而且更強調經濟增長過程的協調性、可持續性和增長成果的共享性。
盧中原表示,協調性是指經濟發展各種要素的作用要有機整合,供求總量和結構要平衡合理,産需銜接連貫密切;可持續性是指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共享性是指全體人民能夠充分分享經濟發展的物質文化成果。由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變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現在這種提法上的變化,對促進由原來單純追求GDP增長轉到科學發展的軌道上來,是個更加清晰的導向。這是對我國經濟建設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昇華,也是對國際經驗教訓的合理借鑒。
實現從“增長”到“發展”轉變將是一項系統工程
早在“九五”計劃中,國家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注重經濟數量擴張轉向注重質量效益提高。十幾年來,我國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與其他經濟發展水平差不多的發展中國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改進是很明顯的,主要表現在能源消耗強度和污染排放強度有所下降。但與先進國家相比,我國的差距還較大。
盧中原認為,實現從“增長”到“發展”轉變將是一項系統工程,在這一過程中還應有一系列相配套政策的轉變:
首先,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健全科學的經濟社會發展考評體系。要從對GDP的簡單考核,轉變為對提高公共服務能力、擴大就業、促進社會協調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等綜合考核,以引導各級政府按照新的要求去轉變自己的職能。
其次,要深入改革投資管理體制,轉變投資管理方式。減少對微觀經濟指標的審批,加強對社會公益性指標的規制。嚴格約束政府投資行為,把投資決定權更多地放給市場和企業。
第三,轉變財稅體制,完善財稅政策,使之能更多地滿足公共服務和協調發展的需要,減少一般經濟建設開支和行政性開支。此外,還有土地管理體制和資源價格體制的轉變,要使資源價格能夠反映資源稀缺性、供求關係和環境損失代價。
他説,需要強調的是,政府運用産業政策時,要從過去主要靠財政補貼和優惠貸款支持特定部門的傳統做法,轉變為普適性和功能引導性的政策體系,主要包括能源、環保、技術、競爭和人力資源培訓等綜合性政策,這樣才能形成導向清晰的合力。只有協調推進各個關鍵領域的改革,使各級政府儘量少直接干預資源配置,著力做好公共服務,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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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批轉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及考核實施方案和辦法的通知
國務院同意發展改革委、統計局和環保總局分別會同有關部門制訂的《單位GDP能耗統計指標體系實施方案》、《單位GDP能耗監測體系實施方案》、《單位GDP能耗考核體系實施方案》(以下稱“三個方案”)和《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統計辦法》、《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監測辦法》、《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考核辦法》(以下稱“三個辦法”),現轉發給你們,請結合本地區、本部門實際,認真貫徹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