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副書記、主任李偉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秋天首倡的共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無論對於全球經濟重新走向繁榮，還是對中國發展邁上新臺階都會産生十分積極的影響。推進實施共建“一帶一路”戰略，實現合作效應的最大化，必須深刻認識這一戰略的重要意義和特點，大力培育共建“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理念，準確把握合作空間，從人類永續發展的需要出發，摒棄狹隘利益，促進持久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一、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國際合作的必要性不是在減弱而是在增強，合作的機會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共建“一帶一路”正是因應這一趨勢而提出的戰略構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世界經濟一直起伏震蕩、陰霾難散，不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潛在矛盾趨於表面化，有的並呈現尖銳化的態勢。現在，危機爆發已七年之久，世界經濟仍在坎坷復蘇的道路上艱難跋涉。面對危機，只有真誠合作、攜手戮力，進一步開放而不是封閉各自的市場，才能擺脫困境，邁入新天地。

對此，國際合作需要新思路，需要開拓更廣闊的新領域。共建“一帶一路”正為適應這一需要提供了極大的可能。

這是歷史給我們的啟示。習總書記曾經説過：“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都值得後人認真汲取，可以説，這是降低人類社會發展成本的靈丹妙藥。追溯歷史，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誘發因素之一的教訓表明，在危機面前，採取“各掃門前雪”甚至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政策，不僅無助於走出危機，而且可能加重危機，甚至釀成新的危機。

這是客觀現實的需要。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國際生産網絡逐步形成産業間分工、産業內分工和産業鏈分工並存的格局。目前，各國之間經濟融合度和依存度以及投資貿易聯絡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可以説，各經濟體休戚相關，榮損與共，“冷戰思維”的方式和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各國“難以承受之重”。比如，2014年中美、中歐、中國東盟、中韓、中日之間的貿易總額分別達到5551億美元、7752億美元、4804億美元、2910億美元、3124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對任何一方經濟發展來説，甚至對世界經濟來説，合作無疑都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呼籲：以合作求互利，以合作求共贏，以合作求發展。

這是邁向新一輪繁榮的需要。此次金融危機發生至今，美國及個別國家經濟復蘇較快，但可以説各主要經濟體，包括世界經濟都尚未重新走上正常增長之路。現實説明，各經濟體，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無論是規模較大的經濟體還是規模較小的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帶有普遍性的結構性矛盾之中。世界經濟開始進入新一輪經濟格局和産業分工歷史性大調整之中。在高度互聯互通、科技創新日新月異的時代，發展的新領域不斷涌現，無限的發展新領域孕育著無限的合作新機遇，等待我們共同去發現，去把握。只有通過加強政策溝通和開展更為廣泛、深度的合作，努力消除制約發展的各種障礙，世界經濟才會實現新的繁榮。

這是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需要。隨著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長、經濟規模的大力擴張，貧富差距、宗教矛盾、地區衝突、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致命性流行病毒等挑戰日益嚴峻，國與國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的溝通協調、聯合應對，越來越成為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維繫環境安全、保障永續發展不可忽視、不可替代的主要途徑。協調發展，合作發展比人類發展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更為迫切。

這次危機以來，為應對衝擊，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都依據自身處境和利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們在肯定各經濟體為世界經濟復蘇所做努力的同時，也不無遺憾地看到，其中有些做法並不符合國際合作發展的大趨勢和互利共贏的原則。這種狀況如果不加以改變，這種趨勢如果不加以扭轉，世界經濟要走出當前的困境，恐怕是難上加難，且不無再次陷入泥淖之中的可能。

正是在這樣的世界大背景下，習總書記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這將為各國展開更加密切而有效的合作拓展更為寬廣的舞臺，也將為各國通過合作實現新的發展創造更為現實、更有實效的機遇。從人類社會發展與機遇的關係角度來説，至少有兩種形式：一是抓住機遇，實現自我發展；二是創造機遇，謀求共同發展。共建“一帶一路”的提出無疑是屬於後一種。

二、與現有的一些區域合作框架相比，共建“一帶一路”是開放度更高、包容性更強的跨國區域合作。

從內容上看，共建“一帶一路”是涵蓋領域相當廣泛的合作。它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方面。這一倡議不僅注重經濟領域的合作，而且注重社會、人文、科技、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合作；不僅注重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和制度對接，而且注重基礎設施的銜接和通暢；不僅注重當前的合作，而且為未來的合作創造條件、奠定基礎。

從地理空間看，共建“一帶一路”是突破地域限制的合作。在WTO多哈回合談判推進緩慢的背景下，相關國家提出了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JEPA）等區域合作框架。與這類區域多邊合作安排不同，共建“一帶一路”構想秉持開放包容的原則，突破區域化、碎片化的局限，它覆蓋的國家並不限于絲綢之路沿線65個國家，其經濟輻射、延伸的世界各國和地區組織均可平等參與。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例。2015年6月，有57個國家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正式簽署了亞投行合作協定，其中域內國家37個、域外國家20個，涵蓋了除自己不願參加的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以及亞歐區域的大部分國家，成員遍及五大洲；而且今後其他國家和地區仍有機會作為普通成員加入亞投行。

從治理機制看，共建“一帶一路”是真正平等的合作。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既有大國，也有小國，但各國都是合作中的平等一員。作為共建“一帶一路”的首倡國，中國無意謀求合作的主導權。中國提倡這一合作，目的在於基於中國的現實能力，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同時，與其他許多區域合作安排不同，“一帶一路”合作沒有前提條件，也不刻意強調參與國家都遵照同一個標準。任何國家，不管其政治制度如何，也不管其經濟體制如何，只要有合作意願，認同合作理念，都可以參與合作。“一帶一路”合作尊重各國根據自身國情和發展階段所作的選擇，不僅體現了機會的均等，也體現了實質意義上的平等。

從合作目的看，共建“一帶一路”是旨在通過縮小南北發展差距，推動各國實現共同繁榮進步的合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水平比較低，現代化任務艱巨繁重。據統計，沿線國家人均GDP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有超過2／3的國家工業化率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一帶一路”合作的主要出發點，就是加快這些國家的發展步伐，使之趕上世界發展的潮流。不同於其他區域合作安排，“一帶一路”合作不僅關注各國市場之間的相互開放，而且特別關注通過共同建設基礎設施、共同治理生態環境，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條件，使他們能夠吸引更多的生産要素，提高資源環境對發展的承載力，形成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

三、共建“一帶一路”合作領域廣泛，各國既可基於現存的經濟互補性展開密切合作，也可在未來發展能力的建設上展開深入合作。

2015年3月，中國政府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勾勒了合作的空間，明確了合作的重點。隨著合作的深入，合作的空間還會擴大，合作的領域還會增多。值得著重強調的合作機會，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上的合作機會。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和網絡化是經濟起飛的重要條件，也是持續發展的必要支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普遍落後，國家之間基礎設施連接不暢，嚴重制約區域經濟發展。無論是促進各國經濟發展，還是深化區域經濟合作，都需要加快沿線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這無疑孕育著巨大的市場。據麥肯錫公司統計，截至2015年3月，亞洲地區已公佈的超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約有1300個，投資總額達4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資金和技術，需要鋼鐵、水泥、工程機械和裝備基礎設施的各種各樣的設備系統。相關國家可以利用各自的生産優勢和基礎設施建設經驗，在推動互聯互通的過程中，分享基礎設施建設的“紅利”。

二是産業發展和結構升級上的合作機會。産業發展和結構升級是各國面臨的共同任務。經過多年的發展，各國在産業發展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優勢。如：中國在高鐵、核電、工程機械領域具有明顯優勢，俄羅斯在航空、航天領域具有明顯優勢，印度在服務外包和軟體産業領域具有明顯優勢，新加坡在現代服務業領域具有明顯優勢。通過在産業發展方面的合作，不僅能加快擴大相關國家的現代産業總規模，而且能加快提升相關國家的經濟結構。在這方面，各國的合作需求相當強烈。事實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在産業發展方面展開廣泛的合作。如：到目前為止，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之間已有28個重大産業合作項目落地，協議的投資總額超過230億美元。

三是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方面的合作機會。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綠色可持續發展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説，這一挑戰尤為嚴峻。絲綢之路沿線許多地方生態環境脆弱，自然條件惡劣，承載經濟發展和人類活動的先天能力差。而這一地區，人口約佔全球三分之二，經濟又相對不發達，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尤為突出。各國攜手應對生態環境領域的挑戰，是共建“一帶一路”戰略的題中要義。毫無疑問，治理環境、保護生態需要付出代價，甚至需要付出不菲的代價，但是也會創造發展的新空間。保護生態環境需要建設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這會帶來投資需求的增長，從而帶動經濟和就業的增長。保護生態環境更需要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優化，這會為核電、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産業創造發展的機會，也會為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開闢發展的新空間。由於在環保需求、要素稟賦、産業優勢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各國共享保護生態環境所帶來的發展新機遇有著廣泛而深厚的基礎。

四是在發展能力建設上的合作機會。從長遠來看，發展能力是一個國家邁入高收入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決定性因素。而技術和人才又是國家發展能力的兩大基礎性因素。“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教育比較落後，人才比較匱乏，科技水平比較低，創新能力嚴重不足，難以適應技術快速進步、産業不斷升級這一全球大趨勢。沿線國家只有通過在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方面的密切合作，共同提高發展能力，才能應對新技術不斷涌現所帶來的挑戰。以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為重點，在國家發展能力建設上密切合作，不是“零和的遊戲”，而是“正和的互動”；不是“此消彼長”，而是“攜手共進”。在這方面，中國已經採取了實質性的行動：中國承諾每年向沿線國家提供1萬名政府獎學金名額，未來五年向周邊國家提供2萬名互聯互通培訓名額；中國還在非洲和中亞地區建立科學研究和教育培訓基地。可以相信的是，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入到發展能力建設的合作之中。

四、共建“一帶一路”、共享發展機會，需要有關各國從人類永續發展的需要出發，摒棄狹隘利益，持久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習總書記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構想後，國際社會反響強烈，普遍看好合作前景。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曾經這樣對記者説：“‘一帶一路’是經濟地帶實施的一個大項目，對它我非常樂觀。……很多國家還沒認識到‘一帶一路’的重要性，這將給世界和亞洲經濟帶來重要飛躍。”要實現這一美好前景，沿線國家必須著眼全球發展的大局，進行真誠友好的往來，實現互利、共贏、持久的合作。

第一，各國應著眼構建國傢伙伴關係，積極、務實、有效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2015年7月，習總書記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上，系統地提出了關於國際合作的“上海精神”；在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上，明確地提出了要構建“國傢伙伴關係”。“上海精神”強調的是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構建國傢伙伴關係強調的是各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弘揚多元文明、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等領域展開親密無間的合作。這些合作理念擯棄了冷戰思維，超越了文明衝突觀，代表了國際關係發展新方向，有助於避免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因力量對比變化而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共建“一帶一路”應秉持“上海精神”，積極構建國傢伙伴關係。當然，國傢伙伴關係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國以戰略的思維，以真誠的態度，進行長期、務實、有效的合作。

第二，各國應努力尋求利益最大公約數，而且要不斷擴大利益交集。共建“一帶一路”戰略覆蓋地域廣闊，既有充滿活力的亞非發展中國家，也有發展基礎雄厚的歐洲發達國家。各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傳統各異、發展階段也不同，利益訴求自然千差萬別。但各國應正確對待利益差異，而不宜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國應站在人類永續發展高度，各展所長、各盡所能，把發展的智慧、發展的能量和發展的潛力充分釋放出來，促進區域和全球經濟更快發展，創造更多的、更豐富的發展成果，為各國人民分享。

第三，各國應在合作的過程中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尋求各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不等於不注重各國的利益訴求。共建“一帶一路”需要協調各國的利益，但不應侵害各國的“核心利益”。歷史表明，如果在合作過程中相關國家的核心利益受到侵害，合作將難以深入，也無法持久。因此，中國在其發佈的《願景和行動》中非常鮮明地向世界表明，共建“一帶一路”，需要各國尊重彼此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堅持這樣的主張，各國的核心利益就不會受到侵害。

最後，還要強調的是，要使“一帶一路”的構想變成共同行動，要使這一宏大目標變成美好現實，必須不斷培育為絕大多數相關國家方面所認同、所遵循的發展理念，只有“心往一處想”，才能“勁往一處使”。我們認為，推進“一帶一路”合作，建設現代絲綢之路，應該把經濟繁榮作為堅實基礎，把文化包容作為必要前提，把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把設施聯通作為物質技術條件和突破口，既著眼于美好未來，更紮實于當今現實，矢志不移，積極推進，共同期盼、共同打造十年後、二十年後、三十年後“一帶一路”美好壯麗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