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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時期可以説是應對老齡化制度體系建設的最後窗口期，必須抓住機會，加快相關制度建設：順應形勢變化，大力倡導積極老齡化；加大對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的支持力度，合理髮展養老機構；加快養老保障、醫療以及就業領域的制度建設，以適應我國人口老齡化需要；利用信息技術整合資源，加快智慧化養老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張來明

人口老齡化是當前與今後很長一個時期我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能否有效加以應對已經成為關係我國未來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

黨和國家一直高度重視老齡工作。2000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對做好老齡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展老齡化服務事業和産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加快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和發展老年服務産業”，2014年元旦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市看望一線職工和老年群眾時又強調：“我國老年人口增加很快，老年服務産業發展還比較滯後。要完善制度、改進工作，推動養老事業多元化、多樣化發展，讓所有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上個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也明確要求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我國人口老齡化態勢要求全社會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態勢極為嚴峻，相比其他國家，還面臨著一些更為複雜的問題，需要下大氣力進行應對。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老年人口絕對規模大，高齡、獨居空巢、失能半失能等弱勢老年人快速增加，養老照料需求巨大。截至2014年底，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為1．37億，是歐盟同年齡總人口的1．4倍。2010年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人口規模為1904萬人。據預測，2023年將超過3000萬，2033年將超過5000萬，2049年將超過1億，平均不足5年就增加約1000萬高齡老年人，年均增長210萬人。另據“六普”數據顯示，生活在獨居、空巢家庭中的老人高達6200萬，超過老年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有調查顯示，部分大城市老年人空巢率高達70％。全國老齡辦和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調研結果顯示，2010年末全國城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約3300萬，佔總體老年人口的19．0％；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萬，佔總體老年人口的6．23％。

二是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增加了應對緊迫性。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平緩的過程。我國受特殊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意願下降等多種因素影響，人口老齡化速度大為加快。據中國老齡委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等方面預測，到2025年前後，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2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將達到14％左右，進入到深度老齡化社會。也就是説，從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算起，中國將僅用25年左右的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人口老齡化路程。如此快速的老齡化，使得政策體系和相關能力建設緩衝時間大為減少，從而極大地增加了應對難度。

三是未富先老，應對老齡化的能力建設受到極大制約。從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歷程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産總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或更高水平，而中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剛剛超過1000美元。應對老齡化能力的提高與財力投入密切相關，既需要政府大量的財政投入，也與老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緊密相關。未富先老的國情，使得我國面臨著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水平不高、養老服務投入不足、老人自身支付能力不強影響服務獲得性等難題。

四是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養老問題十分突出。由於農村年輕人大量流向城市，使得農村常住人口的老齡化程度高於城市。農村老人缺乏穩定的收入來源，老年貧困問題更為突出，同時部分農村老人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人缺乏有效的服務和照料。一些調查顯示，個別地方出現了老人患嚴重疾病或喪失生活能力後自殺的極端情況。

五是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養老功能弱化。居家養老是絕大多數老年人首選的養老方式。在我國，受特殊計劃生育政策、家庭意識變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家庭規模日趨小型化，“四二一”結構家庭日益普遍，1人戶和2人戶微型家庭數量快速增加。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戶均人數由1982年的4．41人下降至2010年的3．10人。家庭規模小型化直接導致其原本的代際支持、養老功能不斷弱化。

抓住“十三五”這一應對老齡化制度體系建設的最後窗口期，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人口老齡化是未來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性重大問題。根據國家老齡委的預測，2013—2021年是老齡化快速發展階段，年均增加700萬老人；2022—2030年為老齡化急速發展階段，年均增加1260萬老人，接近當前的2倍，2040年前後，我國將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十三五”時期可以説是應對老齡化制度體系建設的最後窗口期，必須抓住機會，加快相關制度建設。

第一，順應形勢變化，大力倡導積極老齡化。應對人口老齡化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在長期實踐基礎上，國際社會于1999年達成了“積極老齡化”（ActiveAgeing）的共識，旨在延長老年人的健康壽命、幫助老年人獨立自主，持續參與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活動，力所能及地為國家、社區、家庭做出貢獻，實現“老有所為”。在我國，“積極老齡化”不僅是針對老齡化的嚴峻形勢積極採取舉措，而且隨著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經濟獨立性和自尊自立願望的不斷提高而成為越來越多老年人追求的目標。因此，應該完善應對老齡化的工作方針，改變簡單將老年人擺在被動“接受”服務位置的思路，將老年人的“自立自強”納入其中。

第二，加大對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的支持力度，合理髮展養老機構。我國的現實情況和國外經驗都表明，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是養老服務體系的主體。近年來，一些地方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等同於養老機構建設，致使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服務發展緩慢，大多數居家養老的老年人得不到適宜服務，很多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低下，甚至出現老人死在家中很久才被發現的極端情形。為此，應該切實按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提出的“建設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補充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的目標要求，加大對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的場所以及適老化設施的建設和改造投入，建立並完善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的服務支持系統，提高居家養老服務水平。同時，應該發揮好養老機構的補充作用，穩步發展機構養老，弱化養老機構床位數考核，注重服務能力提升。

第三，加快養老保障、醫療以及就業領域的制度建設，以適應我國人口老齡化需要。一是加快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我國的養老保障已經實現了制度上的全覆蓋，但仍存在著資金平衡壓力大、城鄉居民保障水平低的問題。未來，在城鎮職工養老保障方面，應該逐步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提到的“堅持精算平衡，完善籌資機制，分清政府、企業、個人等的責任”以及“實現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基本養老金合理調整機制”的要求，儘快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以平衡地區間養老壓力，並通過完善精算平衡機制以解決贍養率過高帶來的資金平衡壓力。在城鄉居民養老保障方面，應該通過穩步提高保障水平、改革完善宅基地和承包地等土地流轉機制、確保農村老人的土地收益、完善社會救助等多種方式，為城鄉老年居民提供基本的經濟保障條件。二是適應老年人的需求變化，加快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改革。針對疾病模式轉變趨勢，強化對各種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早期干預和管理；加強基層醫療衛生體系建設，加快發展康復護理機構；改革服務方式，逐步推進家庭病床和上門服務、即時服務和主動監測。三是以提高大齡勞動力的勞動參與率為目標，完善就業政策。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會從過剩走向短缺，且勞動力年齡結構會逐步老化，人口紅利逐步消減，調動大齡勞動力的工作積極性事關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未來應該通過實施延遲退休、就業補貼、避免就業歧視、加強對大齡勞動力的培訓和就業服務等政策舉措，不斷提高大齡勞動力的勞動參與率，支撐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第四，利用信息技術整合資源，加快智慧化養老發展。互聯網和智慧技術在養老服務領域大有可為。利用信息技術促進養老服務資源整合，能夠很好地緩解養老服務人員不足的壓力。一是要運用信息和智慧技術整合醫療和養老服務資源，促進醫養結合。近年來，智慧化産品大量涌現，給老年人的生活帶來極大便利。例如，在健康領域，各種可穿戴設備快速發展，有些具有健康監測功能，能夠幫助老年人進行健康管理，及時發現跌倒等意外情況；有些可以進行定位和追蹤，防止老年人特別是患有老年癡呆的老人走失。信息技術和遠程醫療技術的快速發展，能夠為老年人就近看病提供便利。二是要利用信息技術整合為老生活服務資源，建立起整闔家政、送餐、就醫、出行等各種信息的居家養老服務信息平臺。三是借助互聯網技術，為老年人打造更廣闊的參與、溝通平臺，促進老年人的經濟和社會參與。

最後，要鼓勵市場力量參與老年服務産業發展。老年服務産業發展滯後一直是制約我國養老服務水平提高的關鍵問題。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都提出了加快發展老年服務産業的要求，國務院也先後出臺了《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民政部等十部委也發佈了《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域的實施意見》，對老年服務産業發展作出部署。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明確提出：“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通過購買服務、股權合作等方式支持各類市場主體增加養老服務和産品供給”，這無疑為企業開發和提供養老服務和産品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從事健康養老的企業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