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研究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就制定“十三五”規劃提出建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的提出，被認為是這次全會的一大亮點，其中開放發展是在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對人類發展作出更大貢獻，適應中國和平崛起而提出的一個重要理念和重大戰略安排，必將有利於我們更深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更好地把握新的戰略機遇，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紅利，更加堅實地邁向大國復興的征程。

對此，長期從事開放問題研究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研究員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採訪時進行了詳細解讀。

“十三五”規劃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五年規劃

《中國發展觀察》：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就“十三五”規劃制定提出建議，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您如何看待這個五年規劃的特點及其特殊性？

隆國強：“十三五”規劃與以往的五年規劃相比，確實有其特殊性，呈現出三個特點。

第一，“十三五”規劃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後第一個五年規劃。説到特殊，首先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經過深入研究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APEC峰會上闡述了新常態的三個特點：一是增長速度放緩，從過去30年平均9.8%的高速回落到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升級，包括宏觀上的投資、消費結構和三次産業結構，以及每個産業內部的結構升級。當然，我們説結構升級，不是説以前不升級，到了新常態突然升級，它是一個漸進過程。這麼多年，我們的經濟結構、産業結構升級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是到了新常態以後，原有的經濟結構、産業結構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加速推進升級。三是增長動力轉換，從原來單純依靠要素投入轉變成主要依靠創新驅動。

第二，“十三五”規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規劃。小平同志當年提出要把建設小康社會作為我們的發展目標，到2000年我們實現了小康。2000年以後我們重新審視，提出要建設全面小康，到2020年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比2010年翻一番。這十年間，平均增速達到7.2%才能實現目標，而由於“十二五”期間增速比較快，在“十三五”剩下的五年裏年均6.53%即可實現目標。這是從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來看，但全面小康內容非常豐富，涉及所有人群，其中特別關鍵的是那些非常偏僻貧困地區的特困群體，需要同步進入小康。全面小康不僅僅是一個收入問題，還涉及社會、生態環境等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有些指標已經不錯，但還有一些短板，需要儘快補上。

第三，“十三五”規劃是一個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導下制定的五年規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新理念是在這麼多年發展過程中，不斷地進行總結、梳理、歸納、深化而産生的，既有繼承性，同時也有創新性，是對科學發展觀的深化和細化，是這次全會的一大亮點。從本質上來説，這五大理念都是針對發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提出來的，就是要改變我們的發展方式。這放在全世界來看同樣符合當今人類對發展的理解，只是用詞上有差別而已。比如歐盟幾年前提出《歐盟2020年計劃》，也強調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包容性發展。所謂包容性發展，就是中國人講的和諧、共享，讓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分享發展成果。實際上，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各國的發展理念是趨同的，相互借鑒、相互學習。

《中國發展觀察》：我們注意到，“十三五”規劃建議中除了提出五大理念外，還特別強調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您如何理解？

隆國強：關於“目標導向”，這個五年規劃的目標就是要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關於“問題導向”，實際上就是針對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戰略對策，歸納起來，這些問題主要就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在不同領域都存在，表現形式各異。

在經濟領域，主要是傳統增長動力減弱，新的增長動力尚未明顯形成，現在就是要重點尋求增長新動力，著力解決如何加速推進結構升級，保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

在社會領域，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社會差距上，包括城鄉差距、地區之間的差距、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這種巨大的差距帶來一系列社會治理方面的問題，以及人口老齡化問題。

在環境領域，高速增長帶來的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粗放發展方式付出了非常沉重的環境和資源成本。現在，我們是全世界利用各種各樣自然資源（比如礦産、石油）最多的國家，對外依存越來越嚴重，煤炭進口全世界最多，62%的石油依靠進口。這背後一方面體現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人均資源匱乏，要想過好日子，必須在全球保證我們資源能源的供應安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們的發展方式相對粗放，單位GDP所消耗的資源能源較高。如果這種生産生活方式不改變，隨著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我們在資源環境方面面臨的壓力會更大。

在對外關繫領域，我們處於一個非常複雜的階段，既要處理與美國這樣的守成大國的關係，又要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當一個國家崛起（對中國來説是重新崛起或者説大國復興），就必須要處理好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過去，我們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提升一點點沒有人在意，但是到了今天就不同了。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所講，他們為什麼要搞TPP，就是因為美國必須要主導未來全球經貿規則的制定，而不是讓中國人來主導。在這個階段，我們所面臨的國際關係異常複雜艱難。

五年，在整個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在我們追求百年目標中也只是1/20，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但是，這一小段是非常關鍵的一段，不僅關乎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而且關乎到第二個百年目標，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是否具備一個堅實的基礎。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編制一個五年規劃，既要瞄準已經提出來的目標，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又要著手去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做到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

只有堅持開放，才能繼續成長，我們必須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服務於中國和平崛起

《中國發展觀察》：“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中，“開放發展”是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適應中國和平崛起需要而提出來的重要理念，尤其是首次提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具有重要意義。您作為長期研究對外開放問題的專家，請重點解讀一下“開放發展”的新內涵。

隆國強：開放發展作為指導未來發展的理念確實非常重要，“十三五”規劃建議第六部分專章進行闡述，提出堅持開放發展，著力實現合作共贏。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應該説走了一條和前30年不一樣的發展道路。前30年基本上是在封閉狀態下推進工業化，使用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到了上世紀的70年代末，經歷“文革”以後，經濟社會運行處在極度危機的狀態，這種狀態必須要有所改變。我們所説的改變，不是改變工業化的任務，而是改變推進工業化的方式。通過市場化改革來激發每一個主體的積極性，通過擴大開放，參與全球分工，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中國的發展。開發區就是幾十年來對外開放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在我們推進開放的時候，1980年小平同志提出在沿海建立四個經濟特區，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強調可複製、可推廣，但實際上四個經濟特區在運行時間不長後進行總結，並把特區的一些成功做法進行推廣，在沿海14個開放城市率先建立經濟技術開發區。實際上，各種各樣的特殊經濟區，包括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還有保稅區、邊境地區合作區等等，是把其他國家在開放中的特殊經濟區政策不斷細化而用到極致。今天我們説中國模式，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發展經驗，其中特殊經濟區的經驗應該説是中國人學習了別人，同時也有創新的一面，有很多自己的心得，是可以和那些後發國家去分享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愈發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過去30多年，我們是少數幾個通過開放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利的發展中國家。這告訴我們，下一步我們必須堅持開放；同時也要認識到，如果延續原來的開放政策而不是與時俱進地創新調整，恐怕未必能夠繼續趨利避害。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必須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全球化帶來的新機遇、新挑戰，從自己發展新階段出發制定新的戰略，把自己新的優勢發揮出來。所以堅持開放發展，要在新階段挖掘新潛力。

比如説“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強調，第一，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推進雙向開放，促進國內國際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這裡講的開放與過去從沿海到沿邊到沿江漸進式推進不同，是全方位開放，不同地區，其定位、職能、需要發揮的作用是不一樣的。第二，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特別強調的。第三，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是我們新階段推進對外開放最重要的一個戰略，是統領對外開放的綱領。第四，要深化內地和港澳臺的合作發展。第五，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這是適應中國和平崛起到了新階段、中國經濟規模增大、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作用面臨大幅度上升而首次提出來的，這個非常重要。我們千萬別以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大，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力就會很大，其實不然。中國發展到今天，我們的經濟、科技實力不斷提升，這是國家的硬實力，怎麼能夠應用好硬實力，提高國際影響力？我們觀察到，有一些國家不強，國家硬實力也並不大，但其國際影響力很大，比如新加坡。新加坡只有幾百平方公里，但是它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力。再看日本，其很長一段時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恐怕和其硬實力相比要低很多。我們從兩個鄰國的情況可以看到，硬實力並不能簡單地和軟實力、影響力畫等號，硬實力大並不代表就可以對全球産生應有的影響。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方面自己國家要強起來，另一方面我們希望作為一個大國給全球的繁榮穩定做出貢獻。“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我認為這是新階段的一個重大判斷，習總書記在一次政治局學習中專門講到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正處在調整的關鍵時期，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這個調整，更好地參與進去，就能更好地體現自己的利益；但如果我們的軟實力不夠，對這種調整渾然不覺，在新的規則制定中我們就會被落下來，反過來被迫接受新的規則，我們就跟不上。

深刻認識國際環境的新變化，牢牢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中國發展觀察》：全球治理正處在調整的關鍵時期，這也是中國面臨的新機遇。“十三五”規劃建議裏也提到，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您對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如何理解？

隆國強：中央提出，“十三五”期間我們仍然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但是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了改變。“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基本特徵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即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蓄勢待發，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發展中國家群體力量繼續增強，國際力量對比逐步趨向平衡。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關係複雜變化，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

更具體來講，我認為未來國際上面臨“三期疊加”。第一是未來五年仍然處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調整修復期。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到今天已經過去七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全世界的學者、媒體都在討論危機後的走勢，是V型反彈還是U型反彈，是W型反彈還是L型反彈，當時各種觀點都有。現在回過頭看，更像L型反彈。美國的經濟有所復蘇，今年全球都在討論美元加息，但總體來看，發達經濟體還在危機的泥潭裏，經濟增長非常低迷。在歐洲，除了英國、波蘭、西班牙等幾個經濟體還不錯以外，問題非常嚴重。

在危機以前，世界經濟有兩個引擎——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新興經濟體中其實是兩塊，其中一塊是中國、印度。很多人説中國經濟增長靠外需，這是因為僅看到了出口的增長，但實際上整個貿易的差額只有在極個別時點佔GDP的比重比較高，比如2007年，接近10%，但很快調整到了3%，所以從更長的時間看，中國主要還是靠內需，通過跟國際市場進行資源、技術的交換，實現內需驅動。這兩大經濟體推動工業化、城鎮化，特別是中國在過去十幾年裏，進入一個以基礎設施、房地産、汽車消費驅動的發展期，對全球初級産品産生了巨大的需求。中國這種強勁的需求帶來了一輪初級産品的大漲價，2003年以後石油、鐵礦砂等所有的初級産品、大宗商品價格飛漲，這讓我們付出了很多代價。那些靠初級産品出口的國家，如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南非就很高興，甚至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全球的初級産品包括石油的價格在瞬間滑落以後又開始反彈，背後的因素也是來自於這裡。初級産品價格真正回落是過去的兩年中國經濟減速以後，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對初級産品的需求絕對量並沒有下降，只是增量減少。但為什麼價格下滑這麼多，這是由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力量決定的。當需求增長速度低於預期，價格就迅速下來。

價格回落，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立馬顯現出來。那些依靠初級産品出口的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就陷入困境。俄羅斯也好，巴西也好，經濟情況都不樂觀。從總體來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全球貿易增長中的地位都是上升的，但是短期來看，依靠初級産品出口的新興經濟體，就陷入了增長放緩，甚至管理不善就會出現金融危機，有人説，發達國家，像美國每十年到發展中國家來剪一次羊毛，通過金融市場瞬間把財富拿走。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全球經濟是低迷的，應對低迷大家越來越意識到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從全球來看，只能靠新一輪的産業革命。所以發達國家都在採取新的戰略，比如，美國搞“再工業化”，它不是喊喊口號，而是有一個很具體的、很完備的製造業振興計劃，包括人才培養、研發創新、出口等。現在各國都在大量投入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等等。但是，這形成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大家滿耳充斥的都是新技術革命，但另一方面經濟還很低迷，這很矛盾：如果真的新一輪技術革命來了，經濟應該復蘇了，應該繁榮向上才對。兩年前我們研究全球經濟的時候，對這個問題做了深入了解，最後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新技術的經濟性不錯，從而推動政府、企業大量投入，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形成新一輪的産業革命，還沒有能夠形成引領這些發達地區走出困境的産業，最後我們用一個詞叫做“新技術、新産業蓄勢待發”，還處在投入階段。這對經濟格局的影響非常大，進展比較大的是新技術。

第二是新一輪經貿規則的密集構造期。當今的全球經貿規則的制定是由美國主導，這些發達國家制定規則時一定是利己的。經過幾十年的運行，發達國家也確實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利最多。但是，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美國一方面獲利甚多；另外一面，它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産業外移，導致産業空洞化，特別是低素質勞動者就業壓力很大。任何一個國家在享受貿易投資自由化帶來的好處時，獲益的群體誰都不吭聲，只有受害的群體會跳出來，要求補償，反對自由化。實際上，沉默的大多數都是受益的。發達國家覺得我獲利了，但我也付出了，現在覺得獲利不夠多，所以它要制定新的經貿規則。

WTO作為一個多邊貿易組織，擁有150多個成員，它有一個議事規則就是協商一致，需要所有成員都一致同意才能變成規則。WTO多哈發展回合談判，談的議題是發達國家不感興趣的問題，沒有人做領導，所以沒有進展。發達國家怎麼辦？美國就開始搞區域合作，比如剛簽署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是包括12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同時，還在推動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除了構造一個區域合作組織，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基礎上美國要形成一套新的經貿規則。這套經貿規則從美國人的視角看，一方面是在自己有競爭力、有優勢的部門來推動全球進一步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在自己沒有優勢的部門要想辦法用新的規則捆住競爭對手的手腳，比如説國有企業競爭中立、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等等，其實就是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削弱其競爭力。

第三是中國比較優勢的轉換期。我們原來參與全球競爭，靠的是低成本的勞動力，現在勞動力越來越貴，到處存在招工難、招工貴，沿海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企業，已經沒有競爭力。低端消費品中，越來越高的比例不是中國製造而是印尼、越南、印度製造，而中國製造已經變成價格比較貴的産品。所以，産業轉移趨勢看得很清楚，中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大大削弱，到了“十三五”就是一個轉換的關鍵時期，下一步我們靠什麼參與全球競爭？這就是“十三五”規劃要回答的問題。“十三五”期間如果不能實現競爭力的轉換，那問題就來了，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石油、越來越多的資源。原來依靠勞動密集型的産品出口，拿勞動力換資源，以後就得靠智力去換資源。如果資本技術密集型産業不能形成國際競爭力，那就很危險。即便國內經濟增長還挺快，可能7%左右，但是靠人民幣不斷貶值來維持競爭力，用美元一算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這就是大家講的“中等收入陷阱”，跳不出去。很多國家在二戰以後，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真正從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的經濟體，包括台灣、香港在內才13個。也就是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很容易的事。不容易在於，你的比較優勢變化後，能不能順勢而為實現競爭力的升級，實現不了這個，就掉在中等收入陷阱裏了。這是“十三五”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中國發展觀察》：對此，我們應如何應對？

隆國強：首先，要樹立底線思維，著力防範風險。我們可以看到，“十三五”期間對外充滿很多風險挑戰，比如外需低迷，勞動密集型産品競爭加劇，投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目前，全球增長格局在調整，美元進入強勢週期。如果從1971年美元脫離金本位起，我們看看美元的指數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規律：美元連續貶十年後就會強勢五六年，然後會再貶十年。今年是美元走強的第三年，危機以後，美國人搞量化寬鬆政策的錢相當高比例流到新興經濟體，但美元一加息，錢又會嘩嘩地流出來。有進有出你會説很正常，但是大規模的跨境資金流動本身會帶來風險。流進的時候，推動貨幣政策寬鬆，輸入通貨膨脹；流出時更可怕，匯率貶值、資金鏈斷裂，可能導致金融危機。伴隨著貶值，進口的産品價格上漲，輸入通貨膨脹，可能會帶來社會問題，老百姓不幹。過去兩三年，資金跨境流動對中國影響也不小，不少人説因為人民幣尚未實現完全自由兌換，所以我們還沒有出現問題。但“十三五”期間我們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要高度重視防範風險。

其次，要實行新的開放戰略，抓住新機遇。一是，要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總的來看，過去這些年中國在信息化這條道路上，走得非常快，中國有BAT（百度、阿裏巴巴、騰訊）這樣大的互聯網企業，這在歐洲、日本都是沒有的。大家都認識到，信息化帶來了重大機遇，德國人提出了工業4.0，全世界都在討論。其實，德國提出工業4.0，我看它是意識到在上一輪信息化競爭中錯失了機遇，所以這次要把它的信息化和傳統精良的製造結合起來，推動製造業更加智慧化，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力。所以，我們要把握好這個機遇。中國當年推出了“兩化融合”，現在提出“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等等一系列戰略，“十三五”需要繼續去實施。

二是，要抓住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潮流帶來的機遇。現在，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升級。這對中國來説是一個大利好，因為過去十幾年，中國企業從國內大的基礎設施，如修路、發電、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建設等等中，積累了很強的技術力量，包括總包、設計、施工、管理、運營，等等。在這個基礎設施建設浪潮中，我們不僅可以從獲取訂單中賺錢，更重要的是會帶動資本技術密集型設備的出口，這對我們競爭力的升級至為關鍵。

三是，要牢牢把握好海外低成本並購的機遇。全球經濟的低迷時期，恰恰是中國處在升級關鍵期，我們的企業通過“走出去”，到海外並購獲取先進技術、研發能力、國際平臺和國際銷售渠道，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四是，要把握好“引進來”的新機遇。從“引進來”的角度，我們會看到高端人才、高端産業加速向中國匯聚。

所以，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我們仍然面臨著新的機遇，這個機遇和以前主要是承接跨境産業轉移、推動工業化的時期不一樣，現在是提高效率的機遇期，是推動産業結構升級的機遇期。這恰恰和我們通過産業升級來推動尋找新動力，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非常吻合。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提出來，我們仍然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

但是，新的戰略機遇期需要我們及時調整開放戰略。過去，我們是利用外部的市場和資源，通過擴大出口創匯來推進工業化；今天，是要通過利用外部的資源和市場，來實現我們大國競爭力的升級。這裡邊有兩層含義，一是國際競爭力的升級，二是大國的崛起。這樣，我們的目標就要兼顧這兩個方面。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就需要有一個互利共贏的國際環境。我們要從外交、對外經貿、對外援助、經濟合作等方面著力營造良好的環境。

對此，我強調三個方面：第一，要增強資本與技術密集産業的國際競爭力；第二，要構造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打造一個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讓高端人才、高端産業更好地進入中國，推動産業結構升級。第三，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來實現合作共贏，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條底線要守住，就是保證金融安全和資源安全。這樣，我們才能夠在新的發展階段充分利用國際國內新的機遇來保證我們“十三五”規劃目標的實現，為第二個百年目標也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