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李偉

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在短期內較快下滑，從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7%左右。經濟增長速度在短期內較快下滑，引起了國內各界和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與廣泛討論。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人樂觀，有人悲觀。在那些相對樂觀的預測中，匯豐銀行的觀點比較典型。其2015年11月所做的預測認為，“十三五”期間，中國的GDP可以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長。在那些相對悲觀的判斷中，美國大企業聯合會的觀點比較典型。其2015年所做的預測提出，“十三五”期間，中國的GDP將下降到年均4.5%的水平。國際上這些相互矛盾的判斷共存，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正處於各種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複雜交互影響之中。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的物質基礎顯著擴大，經濟實力大幅增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日漸完善，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明顯提升，應對各種複雜局面和嚴峻挑戰的能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物質財富還需要進一步增長，而經濟發展的各種約束不斷增強；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要求不斷提高，而推出相關政策受各種不同利益訴求的困擾日益增多；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環境的要求越來越迫切，而環境的治理難度日益加大；開放條件下資本、人才、技術跨境流動越來越便利，而各國獲取優質生産要素的競爭更加激烈。可以肯定地説，中國的現代化業已進入轉型發展的歷史性重要窗口期。窗口期並非長期存在，而是有時間界限，我們必須在窗口期內完成發展的轉型，否則，就邁不過“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現代化進程就有可能中斷。

發展轉型的實質是發展方式的轉變，最主要的任務是推動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具有豐富的內涵，其最基本的標誌，概括地説，就是形成這樣一种經濟體系：它以新的發展方式，在以較高的生産率不斷擴大經濟總規模和增進人民福祉的同時，實現發展的平衡性、公平性和持續性，從而促使中國能夠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現代化的高收入國家。之所以要形成這樣的經濟體系，一是因為我國經濟總量雖然已經排在全球第二位，但2015年人均國民收入也只有7800美元左右，與高收入國家門檻值還相差5000多美元，不繼續擴大總規模，中國便不能成為高收入社會。二是因為在發展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支撐中國發展的資源、要素和市場條件以及社會環境已然發生顯著變化，延續過去那種資源環境代價過大、普惠程度不足的發展方式，不僅不能解決業已産生的資源環境、社會公平等方面的問題，而且會加重這些領域的矛盾，進而帶來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最終可能會導致發展進程的中斷。現代世界發展史上這類案例可以説舉不勝舉。由此可見，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我們一定要把構建中高端水平上的經濟體系作為重大任務加以推進、加以落實。

推動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是一項系統的整體性工程。要順利實施這一工程，必須比較清晰地勾勒出中高端水平經濟的圖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明確工作的方向，才能找到正確的政策著力點，才不至於事倍功半，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達到既定的目標。我認為，邁上中高端水平的經濟至少有如下四個特徵。

一是要形成建立在高生産率基礎上的發展方式。這樣的發展方式，有助於減輕發展對資源環境構成的壓力，有助於保持居民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有助於創造更多的“社會剩餘”作為促進社會公平的物質保障。從理論上講，高生産率就是以更少的投入獲取更大的回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生産率有了大幅提高，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數據表測算，1978年，我國的全要素生産率相當於美國的28.2%；2011年，我國的全要素生産率提升到了相當於美國36.8%的水平，與美國的水平還差63.2個百分點。即使考慮近些年中美兩國生産率的變化趨勢，目前中國與美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差距依然很大，根據我們基於賓大世界數據表的推算，兩者還有60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差距，我國人均國民收入與美國才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差距，在經濟總量與美國相差7萬億美元的情況下，我國就面臨著比美國大得多的資源環境壓力。因此，形成建立在高生産率基礎上的發展方式，應是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的最突出標誌，也是推動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必須始終圍繞的一條主線。

二是要形成更加平衡的經濟結構關係。理論和實踐都表明，社會再生産的不同環節環環相扣，國民經濟各行業互為支撐，各地區發展相互影響；要實現持續發展，必須平衡好社會再生産各環節、國民經濟各行業和各地區的關係。而且，隨著社會分工關係的複雜化，平衡各領域、各方面的關係越來越必要、越來越重要。在經濟結構方面，目前存在不少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致使居民消費購買力難以在國內完全實現；現代生産性服務業水平不高、效率低下、結構不合理，尤其是金融業發展滯後，致使製造業的發展及其轉型升級難以獲得有力的支撐；區域産業同構化比較嚴重，致使資源要素空間配置效率低於應有的水平。這些都使國民經濟總體效益産生不小的損失。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必須形成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有效平衡的格局，通過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推動供給結構適應不斷升級的需求結構。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還必須形成與中高收入階段相適應的産業耦合關係，通過擴大現代服務業規模、提高服務業質量，為第二産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有力支撐；通過做優、做強、做大第二産業，為服務業的現代化提供需求支撐和技術支持。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還必須形成更為細化的區域分工關係，通過打破要素流動壁壘，建立全國統一市場，合理化中央地方權責關係，提高各地産業發展的專業化水平，使各地的産業鏈更加緊密地耦合在一起。

三是要實現産業技術水平的中高端化。産業技術水平，是決定生産率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決定經濟能否邁上中高端水平的最關鍵因素。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各産業的總量規模迅速擴大，目前已有200多種製造業産品産量居全球第一，技術水平也有明顯提高。但要清楚地看到，我國的産業技術水平與國際前沿技術還有很大差距。這種差距存在於各産業領域，但主要存在於製造業領域。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2015年12月1日發佈的《工業發展報告2016》顯示，2013年，中國中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製造業總增加值的44%，比日本低11個百分點，比德國低16個百分點。從製造業中間投入品的構成來看，我國産業的技術水平顯得更為落後。在傳統産業中，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體長期依賴進口，而且有些産品的進口規模不斷擴大。2015年1-11月，集成電路進口總額達到2058億美元，是我國第一大進口商品，接近於第二大進口商品原油進口額的兩倍。新興産業領域對外國技術的依賴程度更大。據國際機器人協會和中國産業聯盟統計，中國自2013年開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2014年，中國市場工業機器人銷量達5.6萬台，約佔全球市場的25%；但國內生産的工業機器人只有1.7萬台，僅佔中國市場的30%左右，並且絕大多數國內生産企業從事的只是組裝性質的機器人生産。因此，推動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必須把實現産業技術水平的中高端化作為核心任務。

四是要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攀升到價值鏈的中高端位置。一個國家在分工體系中處在何種位置，不僅影響著這個國家進出口貿易的增長，還影響著這個國家國民福利的狀況。如果一個國家處在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高端，那麼這個國家就能以較少的資源和勞動力投入獲得更多的收益，從而為保護生態、改進國民福利創造更好的基礎和條件。反之，如果一個國家處在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低端，那麼即便這個國家依靠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獲得了較快的貿易增長速度和較高的全球貿易份額，人們的福利改進也不會太多。在對外交往中，我們會發現一些發達國家的居民比較悠閒。這些發達國家的居民之所有更多的閒暇時間，正是因為這些國家處於産業價值鏈分工的高端，能夠以勞動投入少、附加值高的少量産品通過國際市場換取勞動投入多、附加值低的大量産品，供本國人民消費。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絡日益緊密，參與全球産業分工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幅提升，較好地分享了經濟全球化的“紅利”。但是客觀地説，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整體上仍處在中低端。這突出地表現為：加工貿易比重高，出口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産品為主，在技術密集産品的生産過程中處於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生産環節的比重較高。2015年，我國的加工貿易佔比依然高達31.5%，大大高於許多發達國家。推動經濟邁上中高端水平，必須把我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從低技術、低附加值的環節提升到中高技術和中高附加值的環節，從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底部向“微笑曲線”的兩端提升。

中高端水平上的經濟不可能輕易形成，也不會是一蹴而就。它需要我們以科學的理念制定正確的戰略和政策，以不懈的努力落實既定的部署。最重要的是，運用好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謀劃好推動我國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的戰略和政策。而深刻的理解五大發展理念，是正確運用這些理念指導實踐的前提。《建議》提出的發展理念是相互聯絡的、有機的整體，而不是彼此無關的、分立的範疇。比如，創新發展離不開對外開放，協調發展需要秉持共享發展的原則，綠色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因此，推動經濟社會的每一個方面和每一個領域的發展，都應系統地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推動經濟邁上中高端，也要以整體的思維落實這些發展理念。

第一，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核心引領作用，為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率奠定堅實基礎。提升經濟運行效率，從宏觀層面上要加快改革步伐，尤其是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市場機制，促進資源要素在空間上和行業間優化配置；從微觀層面上要鼓勵産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生産流程創新和管理方式創新。而更主要的是，要推動科技創新，強化科技創新在各類創新中的基礎地位。環顧全球，那些處在高端水平上的大經濟體，無一不是科技強國。我們要想推動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就離不開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推動科技創新，需要處理好兩大關係。一是市場選擇和政府統籌的關係。面對多元化的、變化日趨迅速的需求，必須有效發揮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創新生態系統，充分釋放各類創新主體創新、創造的活力。同時，面對我國單個創新主體所擁有的創新資源不足的現實，面對重大技術創新越來越資金密集化的趨勢，也必須更好發揮政府在統籌國有創新資源和推動各類創新主體深化合作中的作用。二是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月4日在重慶視察時指出，核心技術不是別人賜予的，不能只是跟著別人走，而必須自強奮鬥、敢於突破。我們要深刻領會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把科技創新的立足點放在自己的創新能力建設上，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加大國家對創新基礎設施和創新平臺的投入力度。在創新能力建設方面，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要構建尊重人才、獎勵成功、寬容失敗的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讓廣大科技工作者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創新活動之中。我們也應利用好全球的創新資源，統籌好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和吸收，通過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提升自己的創新能力。

第二，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在新的發展基礎上推動形成新的結構平衡關係。經濟發展始終是一個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動態調整過程。當前，我國經濟失衡的狀況比較嚴重，既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也制約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進一步提高。不儘快解決發展中的各種結構性矛盾，我國經濟可能會陷入到深刻的危機之中。我們必須按照中央的部署，採取更加有效、有力的措施化解過剩産能，淘汰經營難以維持的“僵屍”企業。同時，要著眼國家未來發展的戰略需要，適應城鄉居民消費需求變化的大趨勢，以科技創新為依託，培育發展壯大一批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改造提升傳統産業尤其是製造業，形成新的發展基礎上的、耦合程度高的産業結構體系。還要把化解過剩産能、培育發展新興産業和優化生産力空間佈局結合起來，使各地的比較優勢都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使各地的發展潛力都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第三，以製造業高端化為引領，著力提升産業技術水平。製造業是現代經濟的基石，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的根本。製造業不僅為農業和服務業的現代化提供先進的裝備和技術，也蘊含著創新的機會，孕育著創新的理念，是創新實踐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是“技術創新的第一源泉”，是“實現獨立發明和技術改進的核心領域”[引自《美國製造：國家繁榮為什麼離不開製造業》第16頁，【美】瓦克拉伕·斯米爾著，機械工業出版社翻譯出版]。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曾説過，“與製造業繁榮休戚相關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財富，甚至還有這個國家的獨立”。推動製造業高端化，要腳踏實地、持之以恒地落實《中國製造2025》戰略，要吸取歷史上的教訓，不能因為暫時的困難而放棄既定的目標。推動製造業高端化，最重要的工作是構建有利於製造業高端化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要通過實施精準的産業政策，引導資金、人才更多地向中高端製造業領域聚集。

第四，要實施體現發展新要求的對外開放戰略，著力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過去三十多年來，對外開放在我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引領作用。今後，還必須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需要指出的是，未來的對外開放，需要把提高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作為一個明確而重大的目標。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能否提升，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國際經濟秩序是否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參與到全球化的進程中；二是國內能否建立有利於産品結構、産業結構升級的政策體系，能否形成推動産品結構、産業結構升級的強大合力。為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我們要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爭取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使全球化朝著讓全人類公平分享發展成果的方向邁進。我們還要把建立對外開放新體制和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密切地結合起來，統籌謀劃“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戰略佈局，調動政府、企業和公眾的積極性，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動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提升。（此文摘自李偉主任2016年1月16日在“國研智庫論壇·新年論壇2016”上的主題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