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但隨著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逐步實施，以及五大任務（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落實，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這種壓力，今年大體上可以達到與去年接近的經濟增長水平。”1月16日，在由中國發展出版社主辦，國研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發展觀察雜誌社聯合承辦的“國研智庫論壇·新年論壇2016”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兼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研究員對2016年國內宏觀經濟增長態勢做出上述預判。

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余斌認為其內容和意義非常豐富，不能僅從一個角度來認識和理解，應當從四方面著力。

今年經濟增長或與去年持平

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10.6%，此後逐年滑坡。去年前三季度GDP增長6.9%。儘管經過了好幾年的經濟下滑，但是本輪中國經濟調整沒有完成，中國經濟仍然處在探底的過程中。

余斌分析，經濟下行的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2015年中國出口增長-1.8%，其主要原因是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相對低迷，以及中國傳統競爭優勢的逐步削弱。今年情況並無本質改善，中國出口增長仍將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第二，2013年以來，中國消費的實際增長一直處在平穩回落的過程中。經濟增速逐步放緩，城鄉居民收入增幅出現下降，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消費增長。第三，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主要來源，則是投資增長仍然面臨下行壓力。房地産市場高庫存、製造業産能過剩，導致房地産、製造業投資增長出現明顯下降。過去主要依靠政府推動基礎設施投資來彌補製造業、房地産投資下降形成的缺口，但從去年以來的情況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大量企業和行業虧損，政府稅收收入增長明顯下降。再加上面臨較大的政府債務壓力，地方財政能夠用於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明顯減少，由此帶來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出現一定幅度下降。

余斌説，針對以上三方面問題，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大政府投資力度，支持經濟增長。貨幣政策方面，強調保證貨幣環境的基本穩定，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保證社會融資總規模的適度增長，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四大著力點

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處在“三期疊加”時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供給側結構改革作為今年乃至“十三五”時期經濟工作的重點。

“如果説提出‘三期疊加’和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解決的是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滑坡的問題，那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的是我們該怎麼辦、怎麼幹的問題”，余斌説，當前中國面臨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給不足的雙重問題，但供給側面臨的問題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余斌看來，供給側面臨的問題並非總量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其應對之道，應當是通過改革、通過創新來推動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具體來説，要提高供給側的質量，提高供給的有效性，校正資源配置的扭曲，增強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這些內容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余斌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重點把握四個著力點：

第一，從供給結構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解決的是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製造業強國、加快服務業發展三大問題。在第一産業（農業）領域，生産方式至今仍以家庭為單位、小規模、主要依靠勞動力投入，導致農業高成本、低效率，國內農産品價格普遍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這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加快土地流轉；需要改革農業補貼制度、農業價格制度、農業的支持政策。“農業需要實現適度規模化經營，走上機械化道路，才有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余斌説。

第二産業（製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十分突出。應當通過兼併重組、優勝劣汰提高産業集中度，提高産業競爭能力，提高産業盈利水平，建設製造業強國。

第三産業（服務業）的問題則主要是有些領域國有企業壟斷經營、政府過度管制阻礙競爭，導致低效率等，嚴重影響服務業發展，需要予以解決。

第二，從當前的突出矛盾來看，“應當讓僵屍企業入土為安，使物質資源、信貸資源、市場空間有效地向優勢企業、新興産業轉移和集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余斌説，如果企業是低效率的、缺乏競爭力，大量社會資源卻集聚於此，那將降低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一些行業産能嚴重過剩，過度競爭、惡性競爭，造成PPI持續負增長，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大幅度滑坡，必然會對政府財政收入産生影響，降低整個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因此，必須通過兼併重組，優勝劣汰，堅決消滅僵屍企業。這樣才有可能促進物質資源、信貸資源、市場空間向著高效率的企業和快速成長的新興産業轉移和集中，提高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通過改革和創新，使供給能夠適應需求變化和結構升級。余斌説，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間，中國需求結構升級十分明顯。1980年代百姓以購買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為主；1990年代集中購買彩電、冰箱、洗衣機；進入21世紀以來，則主要購買住房和汽車。現在集中爆髮式的消費階段已經結束，消費的個性化和多樣化日漸成為主流。過去以物質産品的消費為主，現在服務業消費成為消費新主流。消費結構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客觀上要求供給結構進行調整，轉型升級，以適應不斷變化、不斷升級的需求結構。供給沒有隨著需求的調整而調整，説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的作用仍然有限。政府對市場、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導致供給側調整緩慢。只有通過改革、創新才有可能讓供給適應需求的變化而變化，適應需求的調整而調整。

第四，通過改革創新激發供給側活力，讓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不斷涌現，從而創造新的需求。供給不僅僅是滿足需求的問題，“如果供給側充滿活力，大量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不斷涌現，可以不斷創造出新的需求”，余斌説。（記者 杜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