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外部資源能源的需求，實際上決定了中國經濟規模越大越要靠全球。

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離不開中國。 新華社 發

有些人覺得，我們自己做，什麼都可以做出來。這沒錯，是什麼都可以做出來，但是代價呢？代價是犧牲你的效率。這種放大了的自給自足的思想，和全球化這個時代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一個國家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是向“微笑曲線”兩端的升級。從勞動密集的低附加值環節，或者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環節去升級，或者向信息和管理密集的環節去升級

從全球背景來看，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人類社會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在這一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國崛起。按GDP算，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我們的進出口額超過美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體。世界銀行曾經評估，中國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獲益較多的發展中國家之一。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傳統比較優勢正發生轉換，原有的優勢在減弱，新的優勢逐步涌現。在新的內、外部環境下，如何按照國家發展的需要調整開放的目標、重點和舉措，抓住內、外部的發展機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重大問題。

關起門來發展增速快不了

開放對中國到底有什麼作用？籠統地講，閉關鎖國就會落後挨打，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從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我覺得開放有這麼幾個作用。

一是消除外匯缺口，加速推進工業化。

制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的主要有兩個瓶頸，一是資金短缺，二是外匯短缺。二戰以後，拉美國家搞進口替代戰略，一開始發展勢頭非常好。但是，它們走到一定階段後走不下去了。問題出在哪？拉美國家資源很豐富，當它對外匯需求量還不大的時候，可以靠出賣資源來換取外匯。但當資源不夠後，就要去借外匯，可借了外匯是要還的，還不起怎麼辦？那就會匯率貶值、本幣貶值。本幣貶值支撐不起的時候，那就是貨幣危機、外債危機，然後導致通貨膨脹、政局動蕩。中國走的是東亞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通過發展有出口創匯能力的製造業解決了外匯短缺的問題，進而解決了制約工業化發展的瓶頸。

二是實現跨越式發展。

發展中國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進工業化的。如果關起門來發展，意味著每一輪的技術進步、每一個臺階，都要去經歷，那增長速度快不了。回顧經濟史，你會發現，公元1500年之前，整個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到1%；工業革命後，先行加速的國家約為2%至3%。像中國的快速增長，意味著跨越了很多臺階，把別人100年的增長過程，壓縮在30年，這叫做壓縮式增長、跨越式發展。它需要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管理經驗以及通過對外投資等多種方式來補上短板，需要彌補技術、研發能力、人才、品牌、國際銷售渠道等不足。

三是利用國際市場，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深化分工，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中央為什麼判斷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會逆轉？因為這反映了生産力發展的一個內在要求，就是分工的專業化。只有參與全球分工，才能讓一個國家把資源集中在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部門，用有效率的生産和服務來換取其他産品。有些人覺得，我們自己做，什麼都可以做出來。這沒錯，是什麼都可以做出來，但是代價呢？代價是犧牲你的效率。這種放大了的自給自足的思想，和全球化這個時代的要求是不相符的。我們一定要在全球分工中發揮自己的優勢。通過開放實際上是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把資源集中到了有競爭力的行業。

四是開放促進改革。

在中國這個特定的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過去30多年的開放有力地促進了改革。很多情況下，開放先走一步，然後倒逼改革。當前，中國對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煤炭、銅、鋁、鉛、鋅、鎳、錫等的需求超過40%，天然橡膠超過30%。我們對外部資源能源的需求，實際上決定了中國經濟規模越大越要靠全球。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離不開中國。

向“微笑曲線”兩端升級

在新的全球環境下，在國內比較優勢轉換的背景下，中國該如何應對？

要實現開放戰略目標的調整，從出口創匯轉向價值鏈提升。開放戰略是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一個子系統，需要服務於整個國家的發展戰略。現在，我們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説白了就是要轉換發展的動力。動力不是靠要素投入的增長，而是靠技術進步、效率提升。發展目標是綠色增長、和諧增長，讓大家能夠更好地分享改革成果，在發展過程中可持續地解決好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

增長的新動力主要靠創新。創新，不僅有科技創新，還有商業模式創新。在新的環境下，對外開放戰略要支撐新的發展方式，就是要提升中國在全球生産價值鏈的分工。全球生産價值鏈的形成，是過去二三十年一個重要的革命性變化。你看日本，它從戰後開始經濟追趕，國內出口結構經歷了從紡織、服裝、玩具，到後來的鋼鐵、化工、汽車，再到電子産品，這條産業升級的路徑非常清晰。但是，今天的情況不一樣了。世界各國的全球分工地位，不再是産業之間的差別了，而是表現為生産價值鏈上的差別。一個産品以前會從頭到尾在一個國家生産，現在不是這樣了，信息技術的進步帶來生産的模塊化、研發的國際化、銷售的全球化，帶來了全球生産價值鏈分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蘋果手機。蘋果手機在中國代工生産，但中國只分享了其中3.7%的增值。大頭讓蘋果公司拿走了，讓搞芯片的拿走了，讓搞零售的拿走了。放諸全球，我們把“微笑曲線”分成三個不同的環節：技術和資本密集環節、勞動密集環節、信息和管理密集環節。中國的出口中，30%是高新技術産品，但是很遺憾地告訴大家，這30%的高新技術産品是按海關統計目錄統計出來的。實際上，中國在高新技術産品的全球分工生産體系中，幹的就是勞動密集的環節。反過來看，傳統産品中也有高附加值環節。比如賣服裝，如果做高檔面料，就是高技術、高附加值；如果做設計、做品牌，這也是高附加值。

所以，一個國家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是向“微笑曲線”兩端的升級。從勞動密集的低附加值環節，或者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環節去升級，或者向信息和管理密集的環節去升級。這就是我們需要重新理解的全球分工帶來的新變化，背後是信息化帶來的深刻變化。

用什麼引進高端産業和人才

要“引進來”，吸納更多高端産業和高端人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有關領導給我們佈置一個任務，要我們研究一下中國在全球生産價值鏈中的地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於是，我們就去調查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搞了大範圍的座談和問卷，將近500家企業回答了我們的問題。結果發現，跨國公司對中國投資環境的認識發生了改變。以前，它們把中國視為低成本的加工、組裝及面向全球的出口基地，看中的是低成本的勞動力、低廉的土地價格和優惠的外資政策。而現在它們看中的：一是中國市場，中國國內市場的潛力是最吸引它們的因素；二是基礎設施的完備程度；三是勞動力的成本；四是外資準入，也就是我們的外資政策；五是産業配套、産業集群。反過來看，得分低的負面因素：第一是亂收費，各種稅費負擔太多；第二是知識産權保護不力；第三是勞動力素質不夠高；第四是融資難；第五是政策和法律執行不一致。

什麼叫政策和法律執行不一致？我要多説兩句。大家知道，這些年我們建設法治國家，在立法上做了很多工作，法律應該説還是很嚴明的。嚴明的法律如果輔以嚴格的執法，一定帶來好的結果。執法不一致，執法空間很大，自由裁量權很大，結果就很糟糕。特別是，如果選擇性執法，我喜歡你，就對你很寬鬆；我要治你，就可以分分鐘搞死企業。這樣的執法不一致，最後你會發現好企業活得艱難、不好的企業卻如魚得水。

從“引進來”的角度，我們看到跨國公司開始把它的一些高端産業活動加速轉移過來，這對東道國來説就有溢出效應。同時，我們還要看到高端人才的引進。到底有多少人才被引進到中國？好像還沒有一個完備的統計，但是中國有一個獨特的統計指標，就是歸國留學人員。2004年，我們的歸國留學人員有2萬多人；2008年，這個數字翻了一番，有5萬人；2013年超過30萬人。這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的一個新變化，原來是大量的出去就不回來，現在是回來的多。這對於我們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很好的事情。

一味保護是愛還是害

要“走出去”，開拓更多新興市場。“走出去”，我們也有了新的機遇。中國很多技術密集型産品、資本密集型産品開始走向新興經濟體。中材集團是一家小央企，在歐洲建了一個號稱世界上最漂亮的水泥廠，我去參觀過，工人就在總控室裏，排放都經過過濾，非常環保。我問他們在全球建了幾個水泥廠，他們告訴我在全世界建了150個水泥廠，成套設備全都是從中國出去的。新興經濟體要實現工業化、城市化，需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機。

新形勢下，還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低成本海外並購的機會。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跨越式發展，除了通過自主創新去趕超外，還有一條路就是通過海外並購去獲取技術、研發能力、國際品牌和國際銷售渠道。國內一些企業在這方面做得很不錯，比如吉利汽車收購沃爾沃。

別小看汽車，汽車裏有很多技術含量很高的東西。中國雖然是世界上生産汽車最多的國家，可是我們的汽車工業缺少國際競爭力。韓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搞汽車，比我們晚了20年，現在它一年的産量是八百萬輛，其中六百多萬輛是出口的。韓國現代索納塔轎車在1996年、1997年是北美和歐洲消費聲譽最高的一款車。為什麼短短40年不到，韓國就擁有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汽車産業，我們搞了將近60年還沒有，值得深思。

“保護”沒什麼錯，最早的保護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發明的，後來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搞出個“幼稚産業保護”理論。像汽車這種産業，你説保護，還是不保護？怎麼才能讓它從溫室裏走出來經歷風雨，讓它能夠在未來幾十年裏代表中國去全球競爭。如果還繼續保護，這是愛它，還是害它？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思考：對於那些一直被稱為基礎産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産業，還有一些服務業，怎樣才能增強它的國際競爭力。我們需要將保護髮展的戰略調整為一個開放發展的戰略，逐漸地引進競爭。當然，也不是説一夜之間就開放，任由其被擠垮。

這其實就是中國下一步開放要解決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産業競爭力不是由出口這個最終環節決定的，而需要多個環節共同鑄成。技術密集型的産品要形成國際競爭力，必須得有一套新的發展思路、新的開放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