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居民收入差距呈現擴大化趨勢。”8日，拿著剛剛完成的專題報告《構建和諧湖北進程中的居民差距問題研究》，湖北省統計局綜合處負責人告訴記者。
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題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為給省委省政府決策提供參考依據，省統計局分析了1981年至2005年間的湖北居民收入差距問題，提出了合理調控居民收入差距、建立與和諧湖北相適應的公平公正的新型收入分配體系的建議，並形成專題報告。
報告的撰寫者、省統計局綜合處處長黃承喜、副處長葉福生介紹，他們根據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1800戶城鎮居民和3300戶農村居民的抽樣調查資料，結合勞動工資統計資料，從城鄉居民之間、地區居民之間、行業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等方面進行了研究。
報告顯示，湖北城鄉居民及其內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199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22：1，2005年擴大到2.84：1，但低於同年全國3.22：1的水平；地區居民收入差距明顯，但逐步縮小，1995年地區間城鎮高低收入比為2.15：1，2000年下降到1.98：1，2005年則進一步下降到1.91：1；行業居民收入差距從逐步擴大到急劇擴大，1995年，湖北最高與最低行業在崗職工人均工資收入比為1.79：1，2000年上升到2.45：1，2005年則進一步升至3.78：1。（記者周芳 實習生趙玲玲）
[解讀]
居民收入差距亟待調節
正視收入分配差距
1950元！領到5月份的工資，家住武漢市世紀彩城的王敬先生和往常一樣，留下500元存定期。“女兒5歲了，要給她存讀書的費用，父母都快70歲了，萬一生病，開支也不少。”王敬説。
不少中低收入者和王敬深有同感。數據顯示：去年湖北省金融機構存款餘額為8185億元，而貸款餘額僅5650億元，存差高達2535億元。“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加劇了中低收入階層銀行儲蓄存款的積澱。”葉福生分析，居民儲蓄中的極高部分是定期存款，主要用於將來的不時之需，如子女上學、大病醫療等，其深層原因是社會財富在居民分配中的差距過大，由於多數居民只擁有較少的社會財富，僅有的積蓄只能為預消費做準備。“湖北居民收入差距呈現擴大化趨勢。”省統計局的專題報告《構建和諧湖北進程中的居民差距問題研究》中顯示。
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湖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明顯的“W”形走勢，大體上經歷了從縮小到拉大、再縮小再拉大的4個階段。
1981年到1984年，收入差距從2.1：1縮小到1.53：1，低於同年全國1.83：1的差距水平。因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讓農村生産力迅速提高，農民收入大幅增長。
1984年到1993年，差距擴大。此時，改革的重點開始轉向城市，農民收入增長明顯放慢。
1993年到1998年，差距再次縮小。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逐步確立，改革和現代化步伐加快。
1998年以後，湖北城鄉收入差距再次擴大，但低於同年全國的水平。
“金字塔形”的收入階層分佈
葉福生分析，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勞動生産率差異、管理體制差異、經濟形態差異、剪刀差價格差異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再分配的調節不力也加劇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形成的‘金字塔形’的收入階層分佈，導致新的消費熱點難以形成。”葉福生説，從目前收入分配在不同人群中的分佈狀態看，是一種收入底部有較多人群沉積的近似于“金字塔形”，而並非是發達國家中呈現出的“橄欖形”。
他認為，當前無論從湖北整體居民看，還是從城鄉內部看，收入較高的佔人群大多數的中間階層都尚未形成，更多的人群處於中低收入水平。因此，對於當前消費新熱點的大宗商品來説，還不是高低兩極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低收入群體購買力低下的問題，而是現階段我國居民整體購買力水平偏低、中低收入層的“大平臺”與高收入層的“塔尖”的差距問題。
變“金字塔形”為“橄欖形”
合理調控居民收入差距，建立與和諧湖北相適應的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新型收入分配體系，是構建和諧湖北進程中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
為科學合理調節收入差距，省統計局的調研報告提出了相關建議。如，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努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強化法制建設，嚴格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消除不正當競爭，規範壟斷收益分配。”葉福生説，國務院常務會議7日討論並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草案）》，將有利於打破壟斷，縮小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
他還建議，加強稅制建設，完善個人收入稅收調節體系，加速中等收入群體擴容；變“金字塔形”為“橄欖形”收入結構；擴大城鄉社會保障面，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教育機會均等，提高社會平均受教育程度；積極倡導第三次分配，發揮其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應有作用。“第一次分配是市場行為，由市場機制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行為，國家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進行強制性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會行為，通過一些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機構的社會活動，組織人們以自願為基礎通過捐贈等形式扶貧濟困。”葉福生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