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地質礦産業正處在一個關鍵的發展時期。前景誘人，卻需認真前行。11月20日，在國土資源管理改革與發展論壇地質礦産戰略與開源節流新機制議題上，代表們一致認為，資源與生態的雙重壓力，給新時代的中國地質礦業提出了新的發展命題。

    兩院院士王淀佐用具體的數據來説明中國地質礦業承受的巨大壓力:迄今為止，我國累計消費鋼41億噸，銅4300萬噸，鋁5800多萬噸，水泥約100億噸。至少還需要10～15年，我國主要能源資源的消費才能進入下行通道。大量的資源消耗，勢必帶來嚴峻的環境問題。

    國土資源部信息中心全球資源戰略研究開放實驗室主任張新安的闡述更進一步：中國的工業化不僅是“壓縮式”的，要在短時間內走完歐美國家二三百年的歷程。而且還碰上了全球生態意識覺醒的背景，中國的資源行業必須突破數量、質量、生態三道坎。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地質和礦産資源工作如果沒有創新，繼續走老路，很難有大的起色。

    因此，中科院院士孫樞認為，新時期中國的地質工作應貫徹“大地質”、大服務的理念，重新確定工作任務：保障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是地質工作的新方向，應對高速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需求持續的高壓態勢，地質工作佈局要為全球資源配置服務，發揮地質科技引領和支撐作用，加速地質工作現代化，開拓地質工作發展的新戰略途徑。

    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立足國內，用好國內外兩種資源，則是代表們對中國礦業之路的共識。

    重壓之下，往往生出蓬勃生機。對中國地質礦産行業的未來，代表們預期樂觀。按照張新安的説法，全球礦業目前正處在第四個發展週期，預計礦業還將至少繁榮20年。五礦集團公司礦産資源部總經理王炯輝業認為，全球礦業正呈現出新特徵，國際礦業投資並購異常活躍，中國在全球礦業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成為金屬礦産品生産、消費和貿易大國。而全球資源的合理配置也能夠有效緩解中國的資源壓力。

    這些，都是中國礦業邁入新天地的利好因素。

    不斷深入的新時期地質工作

    無論是立足國內，還是拓展海外，地質工作都是礦業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軍。

    孫樞認為，地質調查仍是當前中國的地質工作首要任務。中國的地質調查戰略應做到資源與環境、陸域與海域、境內與境外並重。內容主要包括地質填圖、保障資源供給的地質工作、商業性地質工作、地下水調查與監測、國土安全利用和境外地質工作。

    地質科技是保障地質工作順利進行的關鍵。對此，孫樞提出了“四深一高一全”的説法，即深陸、深海、深空、深時、高技術、全球變化地質響應。要實現這些目標，必須擁有一批具備創新精神的人才。孫樞提出，經過20～30年的努力，中國地質學科整體實力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地質人才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人才問題，是業內人士普遍關注的。王炯輝也認同在地質找礦過程中，技術創新的力量尤為重要。他説，地質人才主要集中在地勘單位，但地勘單位還未完全融入市場經濟。因此地勘單位實現發展和找礦突破，需要和大企業融合，有效整合兩者優勢。

    做好新時期的地質工作，還需要相應的保障機制。對此，孫樞認為，應當建立地質資料集群與共享體系，建立與“大地質”工作相適應的統一、協調、有序、高效的地質工作管理體制，建立地質工作穩定投入機制、勘查開發緊密結合機制、公—商地質工作有機銜接機制以及地質人才激勵機制。

    商業性地質工作，不可逆轉的趨勢

    屬地化改革十年來，商業性地質工作激發了地勘單位前所未有的活力。王炯輝對此感受頗深。他舉例説，安徽泥河鐵礦的整裝勘查，預普詳勘一次性完成設計，一次性部署66個鑽孔，只用了不到2年的時間，就完成8萬多米鑽探工作量，發現一座大型磁鐵礦和一座大型硫鐵礦。他説，如果完全是公益性投入，按照現在技術規範，預普詳勘會有4次設計、4次階段報告，至少需要6~8年時間才能完成勘探。在河南嵩縣，五礦集團實施整合勘查，不到半年時間，就評價了一處大型金礦；在甘肅，五礦集團用了3年多時間，就完成了從預查開始到一座大型銀礦礦山建設完成的全過程。王炯輝認為，在目前管理體制下，只有商業性勘查投入，才會超越規範，以高效率促進勘查開發的一體化。

    但中國的商業性地質工作進入成熟境地，尚需時日。

    武警黃金指揮部總工程師閆鳳增少將認為，成熟的礦業權市場是商業性地質工作的基礎。但目前簡單採用招拍挂的方式授予礦業權特別是初級探礦權值得商榷。因為探礦權價值很大程度上具有虛擬性，僅以出讓或轉讓價格選擇業主容易引發炒作，違背了礦業權市場設置的根本目的，甚至會傷害市場。

    雖然已置身市場十餘年並獲益匪淺，但地勘單位並未完全適應商業性地質工作的大環境。閆鳳增發現，地勘單位始終對扶持政策抱有極高的期待，在蕭條時期感到惶惑甚至想走回頭路。一些地勘單位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即是如此。對此，張新安有著相近的看法。他説，近期，礦産勘查開發投資出現了向成熟區、低風險區轉移的跡象。這反映出，中國商業性地質市場並不成熟，不利於礦業經濟的長期繁榮。對此，閆鳳增提出對策：用有效政策引導一部分地勘單位轉為企業，防止地勘單位患上“政策依賴症”。

    國家投資開展的公益性地質工作對商業性地質工作有著強大的引導和拉動作用。但閆鳳增和王炯輝都認為，應當處理好商業性地質工作和公益性地質工作的關係。二者互補，商業性勘查是市場主體，公益性勘查起扶持和引導作用，絕不能前者走市場道路，後者走計劃經濟的老路。應當充分發揮中央地勘基金和省財政基金的杠桿作用，鼓勵商業性資本進入風險勘查。

    後金融危機時期，探尋中國礦業新路

    中國礦業如何才能走好新型工業化道路，在資源與生態雙重壓力的夾縫中游刃有餘？

    在王炯輝看來，在全球資源壟斷程度不斷提高的今天，打造屬於本國的世界級礦業公司，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現實路徑。這也是世界發達國家資源保障的可行模式。通過大的礦業公司，通過商業性勘探，實現找礦重大突破，找到世界級礦山。在海外，則以並購重組的方式獲取資源。

    中國正面臨著打造本國世界級礦業公司的良好時機。一方面，中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加速發展時期，成為全球最大的礦産品消費市場；另一方面，全球礦業正處於第四個發展週期的上升階段，後金融危機時期已經到來，全球礦業經濟復蘇跡象明顯，中國礦業投資持續走強。

    借鑒世界知名礦業巨頭的成長模式，如淡水河谷國家控制下的資源配置模式，必和必拓市場經濟中的資本並購模式，三井物産政府強力支持下的市場化運作模式，中國要擁有屬於自己的世界級礦業公司，國家支持不可或缺。王炯輝認為，國家有必要加強制度建設，加大整合力度，充分調動和發揮商業性勘查投入的作用。在“走出去”方面，除了應當樹立負責任的企業形象，探索建立礦業資本市場以解決礦業企業地質勘查及開發項目融資問題，還需要國家加強對“走出去”戰略的宏觀指導。他認為，當前在“走出去”方面政府缺乏有效地統一協調，今年中國數家礦業公司對澳大利亞礦業公司的收購項目鎩羽而歸，缺乏國家的協調管理，是主要原因。

    在探索中國未來礦業發展的新模式這個問題上，張新安的課題小組給出了答案。中國礦業要陸續跨過三道門檻：數量約束、質量約束、生態約束。其中，跨過數量約束門坎，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是國土資源戰略研究的近期目標。

    跨越資源供給的生態約束門檻，任重道遠。張新安提出，必須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源生態之路，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能源問題上，在低碳經濟之後，中國必須尋找新的發展模式，從“追隨”到“引領”，通過實質性的技術創新，成為“氫經濟”或“聚變經濟”的領頭羊。 ( 記者 劉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