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成功實踐
———薄一波同志答問錄

薄一波同志近照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對於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説，這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偉大日子。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民所表現出的萬眾一心、喋血奮戰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永遠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中國共産黨在民族危亡面前所表現出的寬廣胸襟和遠大視野，以及與此相伴隨的思想和理論，也將永遠值得後人學習和借鑒。如今，先烈們早已長眠地下，中國共産黨指揮這場戰爭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一大批主要領導人也已先後故去。然而，還有一批當年叱吒在抗日戰場上的老戰士依然健在，仍在回憶和思考著這場戰爭。97歲高齡的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一位老人。1936年10月，他作為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書記奉命來到山西，和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層統一戰線，由此在山西的大地上演出了一場威武雄壯的抗日戰爭活劇，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帶著對先輩的崇高敬意和對這場戰爭內涵的不懈追問，記者最近訪問了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薄一波同志，提交了書面訪問提綱。以下是薄老對一些重要問題的回答。

　　 國難當頭，黨中央、毛澤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主張。在北方局，劉少奇採取了一個大的行動

　　問：在抗日戰爭中，您的主要活動地點是在山西，是黨的山西公開工委書記。請您介紹一下，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對中國局勢的戰略思考，以及您是怎樣來到山西的？

　　答：我們黨領導下的抗日鬥爭，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就開始了。1935年是一個轉捩點。這是因為從我們黨的領導層來説，真正把抗日作為全黨工作的主題，是在1935年華北事變，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之後。

　　大家知道，1935年日本侵略者發動的華北事變，一下子把亡國滅種的危險推到了全國人民面前，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産黨在政治戰略上做出了重大調整：這就是以民族大義為重，摒棄前嫌，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這一方針的基本精神，就是全國各階級、階層，各黨派，包括大地主大資産階級中一切願意抗日者一致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共同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為此，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其中的重要一著，是1936年5月5日，在紅軍東征山西連連勝利的情況下，發表回師通電，意在進一步爭取閻錫山和蔣介石幡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的精神，停戰議和，一致抗日。

　　這時，領導北方局工作的是中央駐北方局代表劉少奇。他在政治上堅決地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同時，採取了一個大的行動：鋻於北方局幹部嚴重缺乏的現狀，經黨中央批准，將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經過嚴峻考驗的50多位同志營救出獄，使黨在北方一下子聚集了一大批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我就是那時出獄的。

　　問：您從草嵐子監獄出來後，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到達山西，和閻錫山建立聯絡的呢？

　　答：這首先要從閻錫山説起。

　　閻錫山是個封建性很強的地方實力派。他經營山西多年，在經濟上有著比較雄厚的基礎，近代化大企業包括重工業就有50多家；軍工企業也有相當一部分，不僅能造輕武器，還能製造八八野炮等重武器。政治上，他精於權術，老謀深算。我參加革命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鬧，對他還是有些研究的。他基本的人生哲學就是：“存在就是一切”。也就是一切都是為了保住他在山西這塊地盤。

　　面對著日本帝國主義打到華北的事實，閻錫山很焦慮。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山西拱手讓給日本人，但又懼怕日本人；他深知蔣介石其人，聯蔣又拒蔣；他骨子裏反對共産黨，但紅軍“五五通電”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對他又有很大的震動，共産黨善於發動民眾，在廣大民眾中的聲望又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選擇了一個新的出路：利用共産黨的一些辦法來發動民眾，招兵買馬，應付危機，以渡過難關。具體做法是：請一位在山西有影響的共産黨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來山西做這件事。閻錫山選中了我。

　　閻錫山選中我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大革命時期我在山西從事學生運動比較有影響，大革命失敗後是被閻錫山通緝的33人之一。二是閻錫山身邊的兩個重要人物趙戴文、趙丕廉都是我在山西國民師範讀書時的校長，另一個親信梁化之則是我的同學，是他們向閻錫山推薦了我。

　　 為實現黨中央、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我們在山西進行了一系列創造性的工作

　　問：閻錫山這個人封建性很強，又善於權術和心計，和這樣的人打交道太不容易了。您到山西以後，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呢？

　　答：我是在少奇同志的堅決支持下來到山西的。臨走時，經北方局同意，我從一同出獄的草嵐子監獄的戰友中挑選了楊獻珍、董天知、韓鈞三人，加上周仲英，共同組成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由我任書記。後來又增加11人，多數為草嵐子監獄時的戰友。

　　由被閻錫山通緝的對象，一下子成了閻錫山請來的客人，如何開展工作，也是頗費琢磨。不過，這樣幾條我是很明確的：一、大敵當前，就是要以民族利益為重，搞統一戰線。我們在草嵐子監獄中就讀到了共産國際七大文件和毛澤東同志在瓦窯堡會議上的報告，深知只有組成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二、我有大革命失敗後從事白區工作的經驗，知道光做下層工作不夠，要善於做上層工作。三、我參加了大革命，對陳獨秀放棄領導權的慘痛教訓也深有體會。這是我全部工作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

　　有了這幾條，如何工作心裏就有數了。我感到：首先要站穩腳跟，不搞“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要利用“官辦團體”的帽子，公開地做群眾工作，偷偷摸摸不行。這樣才能造成聲勢，更好地發動群眾，也才能更好地把閻錫山團結在抗日的陣營之中。我們把這樣一個思路歸結為三句話的工作方針：戴閻錫山的“帽子”，説“山西話”，做黨的抗日救亡工作。這條方針得到了北方局的認可。

　　有了明確的方針，工作就好開展了。我們首先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接辦犧盟會，把犧盟會辦成我們黨實際領導下的群眾性抗日團體；二是創辦一支完全有別於閻錫山舊軍隊的山西新軍。

　　先説第一件大事。犧盟會原來是閻錫山的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中的一些進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劉玉衡倡議創立的。但一成立，就被閻束之高閣。到山西後，我們看到這個組織完全可以為抗日所用，就向閻提出：這個組織不改組就無法進行抗日救亡工作。閻表示同意。於是，我們首先成立了犧盟會新的領導班子，成員有薄一波、董天知、韓鈞，加上原來的幾位進步青年，會長還是閻錫山，戴的仍舊是“官辦團體”的帽子。同時，由楊獻珍同志執筆，修改了一些原來犧盟會綱領中閻錫山不願接受的條文。例如：我們黨的口號是“抗日救亡”，閻提“抗敵救亡”；我們提“收復失地”，他則提“守土抗戰”，以表示他的獨立性。好，我們就採用他的這些口號，説“山西話”，實際上講的內容還是我們黨的主張。

　　有了這樣一個“官辦”色彩的組織，我們工作起來很順手。首先是招募1000名進步青年學生和愛國青年，以“臨時村政協助員”的名義派往鄉下，名義上是協助村長辦理村政，實際上是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鼓動工作。“村政協助員”下鄉的時候，正值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經過這些愛國青年的奔走宣傳，山西抗日救亡的民氣一下子就起來了。一年多後，我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寫道：“工作開始了，真如黃河決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幾千年來被壓抑著的民氣覺醒起來了。老百姓過去曾經是除納糧以外，什麼都不過問也不曉得過問，現在改變了，他們要……‘組織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宣言擁護‘西安事變中的抗戰主張與統一戰線’。”村政協助員又採取十人團的方式，很快發展犧盟會員30萬人。這種情況，真有點當年湖南農村大革命的味道。

　　接著，我們從新發展的會員中挑選兩萬名優秀青年，作為“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的學員，組成10個團進行政治、軍事訓練。當時，閻錫山提出訓練30萬國民兵，我們接過了這個口號。

　　三是興辦軍政訓練班與民訓幹部團。那時，全國的青年正處在一種苦悶之中，愛國運動還沒有完全的自由。太原這兩個團一號召，全國的進步青年如潮水一般涌到太原。兩個團合計4500多人，包含22個省區的學生。為了加強領導，我們把中共山西工委的楊獻珍、韓鈞、劉亞雄、王鶴峰、谷景生、周仲英等同志都派到連隊去當指導員。著名抗日女英雄李林就是軍政訓練班中女兵連的。訓練班的學員既學習抗日的政治理論，又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從而為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培養了大批幹部，也為後來我們建立山西新軍創造了條件。所以，當時有人曾將軍政訓練班和民訓幹部團比作大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

　　問：如果説犧盟會以“官辦團體”的面目出現，救亡工作開展得還比較順利的話，那麼，在閻錫山這個“土皇帝”的眼皮底下，創建一支由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恐怕要困難得多了。這個工作是如何進行的？

　　答：組建新軍是“七七事變”以後的事。

　　“七七事變”後，日軍即佔領北平、天津，很快又侵入山西。晉綏軍和前來增援的中央軍，相當大一部分一觸即潰，閻錫山對舊軍失去信心。於是，我向閻錫山提出，看來山西戰局僅靠舊軍不行，必須儘快組建一支新軍。他很快同意，並要我負責先搞一個團試試看。我當即報告北方局。少奇同志很高興，説：好，趕快去！於是，我們立即從熱烈報名的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團的學員中挑選了300名學員，組建了一個團，名稱是按閻錫山的意見，叫“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我擔任政治委員，總隊長是舊軍官徐績章。1937年8月1日，也就是“七七事變”後不到一個月，第一支山西新軍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9月，雁北失守，11月，太原失守。閻錫山在接連挨打以後，一時不知所措。這時，他更加倚重我們。他有個形象的説法是：現在共産黨、八路軍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燭的光，晉綏軍是一支洋燭的光，中央軍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因而這也是閻錫山最聽我們話的一個時期。看到閻錫山這時確想抗日，又無能為力，於是，我又向閻錫山提議再組建五至十個旅的新軍。閻同意先組建五個旅，並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名義發佈命令，要求由我全權負責，從速組建。於是，決死隊很快擴充為四個縱隊（旅）。各縱隊政治委員分別由薄一波、張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擔任，各縱隊長仍然由晉綏軍舊軍官擔任。

　　對於這支生氣勃勃的不同於晉綏舊軍的新軍，閻錫山和我們對它希望都很大，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我們從一開始頭腦就很清醒，這就是既要積極地爭取、團結閻錫山一起抗日，又要隨時警惕其對日妥協投降的一面，因而，我們必須掌握領導權。為此，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最關鍵的一著就是實行政治委員對部隊有最高指揮權的制度。決死隊成立之初，我就擬定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政治委員制度條例》，並得到了閻錫山的批准。《條例》規定：“政治委員為部隊中之最高首長，團長及政治主任接受其領導。”我這是政治委員一長制。政治委員權力大著哩！政治委員可以撤縱隊長的職。1938年春，縱隊長魯應麟（舊軍官）乘我不在的時候命令部隊打臨汾，犧牲多少人他也不在乎，陰謀借日軍之手消滅我們。回來我就撤了他的職務。舊軍官貪污我開除，打仗不勇敢我開除，違犯軍隊紀律我開除，所以這支部隊一成立，實際上就在我們黨的掌握之下。同時，我們在部隊內部堅持以正確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隊，確立了訓練軍隊的六項方針，如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廢除打罵制度等，以此與舊軍隊劃清界限。朱總司令率八路軍進入山西後，我們又從八路軍中要了一批軍事幹部充實到新軍中來。舊軍官中也有不少人是進步和比較進步的，他們大多和我們合作。1939年下半年，閻錫山開始反共倒退以後，為確保我們對部隊的領導權，我在一縱隊將尚余的舊軍官統統送到羅瑞卿的抗大分校學習去了，只留下李懋之一人。這個同志後來表現很不錯，建國後曾擔任解放軍第二炮兵副司令員。現在依然健在，已經98歲了。

　　 和閻錫山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開展，使八路軍三個師得以順利地在山西立足，並有了自己的根據地。山西人民對抗日戰爭貢獻極大，犧盟會和新軍的歷史功績將永載史冊

　　問：第二次國共合作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相比，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雙方沒有共同的綱領、共同的組織形式。但是在山西，由於有了犧盟會和新軍，卻有了不同的特點。請問，是不是這種情況呢？怎樣看待犧盟會和新軍的歷史作用呢？

　　答：這個問題提得很有價值。的確，由於我們在山西的統一戰線採取的是戴閻錫山的“帽子”、説“山西話”這種特殊的形式，因而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呈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我們黨和閻錫山之間有一定的組織形式，這主要是犧盟會、決死隊和後來的戰動總會。犧盟會會長是閻錫山，但犧盟會七名常委，除梁化之外，全部是共産黨員，實際是我負責，領導權在我們手裏。決死隊名義上也受閻錫山領導，但政委和政工人員是我們的，領導權也在我們手裏。戰動總會是犧盟會改組一年後周恩來同志到山西倡議成立的，由國民黨左派將領續范亭任主任委員，主要任務是發動群眾抗戰。第二，我們和閻錫山之間也有共同綱領。1936年，犧盟會改組之初，由楊獻珍同志執筆修改的犧盟會綱領是第一個綱領。1937年8月25日，我黨洛川會議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1月，我們參照這一綱領，起草了《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經閻錫山同意、簽署，11月6日公布於眾。這是又一個綱領。

　　正是由於有了這些特殊性，使得山西抗戰在全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局面。首先，山西民眾有了抗戰的合法權利，很快形成全民抗戰的熱潮。那時，犧盟會員每人胸前挂一個牌牌，在太原、在山西，是很神氣的。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同志到太原後，我還給了他一個牌牌，他感到工作起來方便多了。因為有這個牌牌，警察不敢惹他。同時，有了一支以統一戰線形式出現的實際上是共産黨領導的新軍。這是我們在華北戰場上除了八路軍以外的又一支抗日武裝。正是由於有了和閻錫山的成功合作，使得山西成為了華北抗戰的中心。由此，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把山西作為全國抗日戰爭戰略支點的偉大構想。1937年9月，毛澤東幾次就這一思想向全黨發出指示。9月29日，他在給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和任弼時的電報中指出：“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這根本是因為有紅軍，其次則是閻錫山與我們結合起來。由於這兩個結合，將造成數百萬人民的遊擊戰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駐太原，八路軍總部和三個主力師陸續進入山西，配置和展開于山西各戰略要地。

　　問：中國共産黨把八路軍總部和三個主力師都放到了山西，等於把抗日遊擊戰爭的主戰場放到了山西。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又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呢？

　　答：北方局和八路軍來到山西以後，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使得我們有了主心骨和依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接著做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建立抗日政權，和八路軍三大主力一起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打擊日本侵略者。決死隊成立後，根據朱德總司令的指示，我率領部隊到達晉東南的上黨地區，開始建立抗日根據地。前面説到，閻錫山這時很是依賴我們，對我到晉東南很是支持，委任我為山西省第三行政區政治主任，很快又改為山西第三區專員公署專員。我到任後，首先行使第三專署專員的權力，將所轄沁縣、沁源、安澤等13個縣的縣長採取重新任命或替換的方式，撤換那些貪生怕死、不積極抗日的縣長，改由共産黨員擔任。沁縣縣長是沁縣犧盟中心區負責人、25歲的史懷壁同志。上任時，我還送他一匹日本東洋大馬、一支手槍。這樣，我們很快就把太行、太岳大部分地區合法地先佔領了。

　　這時，犧盟會的工作也十分活躍，繼續派出大批人員深入農村，宣傳抗日。當山西舊政權下的縣長們紛紛“自行告退”即逃亡的時候，犧盟會推薦了一大批勇於犧牲救國的進步青年擔任縣長，勇敢地承擔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到1939年夏，犧盟會會員總數達到300萬人左右。在山西省的七個行政區中，有五個行政區完全由我們掌握。在另外兩個行政區中，我們也掌握了部分縣政權。全省105個縣中，有70個縣的縣長由犧盟會員或新軍幹部擔任。因為堅決抗日，這些由犧盟會員和新軍幹部擔任的縣長深受群眾擁護。山西新軍這時也有了迅猛的發展。到1939年夏，已有四個決死縱隊、一個工衛旅、一個暫編師、三個政治保衛旅，共轄50個團，主力部隊7萬人，實際兵力和武器數量都超過了舊軍，加上地方武裝，達到近10萬人。

　　這種新形勢的出現，對支持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八路軍三個師不但可以順利地進入山西，而且很快有了自己的根據地，這就是晉東南、晉西北和晉察冀根據地。這三大根據地的最初“地盤”不是八路軍打下來的，而是我們合法地從閻錫山手裏拿過來的，或者説是閻錫山“拱手相送”的。這樣，八路軍三個師的屁股坐到了山西，在華北實施戰略展開有了前進的基地。

　　第二，犧盟會員和新軍幹部當專員和縣長的所在區域，都是八路軍兵源和糧草源源不斷的供應點。犧盟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參加了八路軍，動員起來的山西民眾也紛紛參加了八路軍。一二W師1937年9月剛到山西時是8200余人，到1938年初已擴大到2．5萬餘人。當時有的部隊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八路軍中十個人，有一個老紅軍，一個西北人，八個山西人。這當然是一個不很確切的説法，它只是形象地説明山西人當時參加八路軍的人數之多。抗戰之初，劉少奇同志代表北方局提出要“擴紅十萬”，這個目標我們是達到了。八路軍總部到達沁縣後，糧食供應十分困難。我對史懷壁縣長説：對八路軍總部和醫院，要保證供應，可按合理負擔的方法解決。為此，史懷壁同志還專門到小東嶺八路軍總部面見朱總司令。由於閻錫山有許多兵工廠，槍多、炮多，新軍的武器裝備也很精良，因而八路軍從新軍這裡得到相當一部分武器裝備。

　　第三，新軍協同八路軍共同作戰，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軍，使日軍在華北戰場相當大一部分兵力陷在了山西。在1939年粉碎日軍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作戰中，決死隊配合八路軍作戰，表現十分英勇。1940年的百團大戰，新軍參戰22個團，打得更是頑強。其中，一縱的25團和38團出發時都是近2000人，人槍齊全，回來時每個團只剩下五六百人。1942年至1945年，以決死隊為主力的我太岳軍民發動了著名的沁源圍困戰，歷時兩年半，萬眾一心，艱苦卓絕，終於將日本侵略軍趕出沁源，當年即被延安輿論界稱為“敵後抗戰中的模範典型之一”，至今仍被沁源等地的人民作為“太岳精神”的象徵而為之傳頌。據不完全統計，新軍在成立後的八年抗日戰爭中，共對日軍作戰7000余次，斃傷日偽軍5萬多人。我犧牲了第三縱隊政治委員董天知等旅以上幹部7人，犧牲指戰員1萬多人。

　　總之，抗日戰爭中，山西出的兵多，糧多，山西人民對抗日戰爭貢獻極大，犧盟會和新軍在山西和華北抗戰中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賀龍、劉伯承、聶榮臻三位師領導當時就對我説過：如果沒有犧盟會和新軍，我們在山西的工作絕不會這樣順利。1943年11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聽取我的工作彙報後説：“你們以少數人團結了多數人，取得了勝利，這是我們黨統一戰線政策的一個成功的例證。”

　　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八路軍的配合下，粉碎閻錫山發動的“十二月事變”。進入1938年下半年以後，閻錫山看到廣大民眾迅速發動起來了，犧盟會和新軍逐漸形成獨立的力量，感到惶恐不安，認為這是超過了他所許可的範圍，轉而支持舊派力量和頑固舊軍官，壓制、打擊新軍和犧盟會，開始一步步走下坡路。對此，我們早有防範，預作了部署。北方局也提醒我們：閻錫山在政治上是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人物，既要和他保持統一戰線，也要警惕他在形勢逆轉時可能反水。毛澤東同志知道情況後也及時指示我們：閻老西要準備“雨傘”，你們也要準備“雨傘”。因此，當1939年12月閻錫山在公開命令舊軍向新軍發動進攻時，新軍各部隊在八路軍支持下，頑強反擊，勝利粉碎了舊軍的進攻。只是個別領導人思想麻痹，使部隊遭到了損失。

　　“十二月事變”後，新軍分別集中于晉東南和晉西北兩個地區，經過整編，加入了八路軍一二九師和一二W師序列。這時，有些同志主張和閻完全決裂，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要繼續團結閻錫山留在抗日陣營內。因而新軍加入八路軍序列後，仍保留新軍番號，有些電文仍抄報給他。儘管閻是只打收條不復電，但在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時，閻錫山保持了中立，我們同閻的這種合作關係也一直維持到抗戰結束，基本上穩住了山西的抗戰局面。事實説明，這種策略以抗日的大局為重，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很有遠見的。

　　回想當初，我們幾位同志赤手空拳來到山西，幾年時間，搞了很大一個攤子，很大一個場面，為黨中央勝利地把山西作為全國抗戰的戰略支點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1940年3月，音樂家冼星海在延安聽了犧盟會許多感人事跡後，十分激動，很快就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的姊妹篇———《犧盟大合唱》，一時在延安、在山西傳唱不衰。這一切，靠的是黨中央、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指導，包括劉少奇同志的正確指導。同時，也離不開我們當時一系列從實際出發的創造性工作。抗戰末期，閻錫山曾在他的部下面前慨嘆自己“失算”，説：真沒想到，這一回沒鬥過那麼幾個年輕人！閻錫山的話錯了，他決不是一時“失算”，而是歷史使然。他的對手，決不是如他以輕蔑口吻所説的幾個年輕人，而是共産黨、八路軍和廣大群眾，是以山西新派面目出現的共産黨人。（2005年08月23日 第十四版  本報特約記者　胡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