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子女能夠和城市裏的孩子一樣，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裏，享受著同樣的教育。那麼，他們的身心，是否和城裏孩子一樣健康成長呢？近日，筆者走訪了北京市幾家打工子弟學校，對部分來京農民工子女心理狀況做了一番調查。

    “我也想努力做個好學生”

    小斌是石景山區某打工子弟學校初二的學生，採訪時，他坐在校長辦公室的沙發上，使勁地抖腿，好幾次用沉默來應對筆者的提問。

    一個小時前，他剛剛和一位同學發生爭執，並被打倒在地。如果不是老師及時發現，可能又有一場惡戰。

    這個14歲的孩子，有著多數青春期孩子共有的特徵：叛逆、好動。但與多數孩子不同的是，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困惑。“我不知道將來幹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轉了3次學，學好學壞都無所謂。”

    小斌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已有十多年，如今在海淀區開了一家小飯館，整日忙於生意，無暇顧及他。

    “我也想努力做個好學生，但實在對學習提不起興趣。”小斌説，“平時在家就是看看電視，或者去網吧玩遊戲。父母沒時間管我，媽媽一直説我是個壞孩子。”小斌不喜歡回家，他經常慌稱上廁所而逃學，甚至夜不歸宿。

    該校校長説，不少學生害怕老師家訪，故意把聯絡電話寫錯，出了問題，老師很難與家長溝通。

    “當然，有些事情不能完全怪他們，家庭教育和社會環境對他們的成長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社會應該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來關愛他們，不能給他們貼上‘壞孩子’的標簽。”

    “要讓他們建立自信心”

    “不僅要讓他們能上得起學，而且要讓他們好好上學。”北京石景山區樹仁學校校長趙生傑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説。

    趙生傑認為，農民工子女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單靠學校力量是很難解決的。一方面，他們流動性太強，不好管理，另一方面，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加之忙於生計，對他們的教育幾乎是空白。

    據統計，到2005年底，已有近40萬在京務工人員子女在北京的學校接受義務教育。目前北京市已審批49所打工子弟學校為正式民辦學校，並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明確提出要“在收費和劃撥公用經費等方面做到與本市學生一視同仁”。但筆者採訪發現，部分農民工子女似乎很難真正融入城市。

    蒲公英中學是位於北京市大興區的一所打工子弟中學。筆者了解到，這裡的一些學生把學校當成了家，而自己的家卻不願意回。“我生下來就和姥姥一起生活，12歲才和父母住，所以沒什麼話和他們講。”一位初一女生對筆者説。

    “很多孩子過早地承擔了本不該屬於這個年齡的責任，所以格外懂事。”該校美術老師張勇説，很多孩子一回家就要幫父母幹活，幾乎沒時間學習。“雖然她們很自強，但同時一些孩子又非常自卑，老覺得自己低人一等。”

    “我怕他們瞧不起我，所以不敢和他們説話。”初二的小清（化名）告訴筆者，她一年前在北京市區一所私立中學上學時受到一些城裏孩子的排斥。“我的普通話説得不好，穿的衣服很土，也不會用電腦……在那裏，我就像一隻醜小鴨，也沒有朋友。但在這兒就不同了，因為大家都是打工子女。”

    該校從事學生心理輔導工作的孟老師告訴筆者：“農民工子女因為其生存環境和家庭教育的影響，其中一些人會表現出較強的自卑感，如果不及時調整，就有可能影響心理正常發育。此外，由於一直處於漂泊中，家長往往不能幫助他們樹立長期的奮鬥目標，因此很容易浮躁。但另一方面，艱苦的生活會培養他們的承受力，激發他們的責任感。我們應該針對這些特點對他們進行合理的引導，讓他們建立自信心，通過努力學習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最大的關愛是尊重”

    “最大的關愛不是同情，而是尊重。”蒲公英中學的鄭校長説，“農民工子女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應該被平等公正地看待並尊重，而不是被當成所謂的‘弱勢群體’去憐憫。我們的老師們一次又一次被學生們打動，就是因為在農民工子女身上看到了自然、質樸、真誠、熱情這些現代社會稀缺的品質。實際上他們擁有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那就是複雜而艱難的經歷，這些經歷讓他們比同齡人成長得更快，他們身上有很多潛能值得開發，我們的社會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受教育環境，讓他們接受文化知識的熏陶。”（實習生師英 孫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