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８月２日電（記者白瑞雪） “紅軍長征，是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情況下發生的，也是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嚴重危機的情況下發生的。”著名的長征史專家、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徐佔權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

    紅軍為什麼要長征？徐佔權説，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産黨提出了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但國民黨蔣介石仍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調動１００萬大軍“圍剿”紅軍和各蘇區，其中以５０萬兵力直逼中央蘇區。在“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紅軍從而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如果繼續採取毛澤東為紅軍制訂的戰略戰術原則，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大規模‘圍剿’是有可能的。”徐佔權解釋説，一方面，蔣介石雖然調集了５０萬兵力、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新戰略，但同時也面臨著財政拮據、抗日反蔣運動日益興起、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趨尖銳、各帝國主義國家由於在華利益不同與蔣的衝突不斷加劇等嚴重問題。另一方面，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的人民群眾經過多次反“圍剿”鬥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蘇區得到鞏固和擴大，經濟迅速發展，紅軍和地方武裝迅速壯大，為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然而，“左”傾冒險主義斷送了這樣的有利局面。１９３３年初，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一味命令紅軍和地方武裝“以革命的進攻來粉碎反革命的進攻”，竭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進攻路線。

    徐佔權認為，這種完全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進攻路線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反對實行“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主張“禦敵于國門之外”。博古、李德等人無視敵強我弱的現實，照搬外國經驗，反對人民戰爭，主張純粹依靠主力兵團的所謂“正規”戰爭。黎川戰鬥中，紅軍防守兵力薄弱，毛澤東認為應放棄黎川、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但“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要部隊死守黎川、不能喪失蘇區的一寸土地，命令紅軍主力在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連續尋戰近兩個月，結果不但未能收復黎川，反而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

    第二，反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主張實行“左”傾關門主義。正當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陷入被動之時，國民黨第１９路軍將領聯合李濟深等國民黨內反蔣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與國民黨政府決裂。“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拒絕了毛澤東向敵人後方進攻的建議，並堅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絕支援１９路軍。他們命令紅一方面軍主力繼續攻打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使紅軍再次陷於困境。

    第三，反對運動戰，主張實行陣地戰。運動戰是紅軍的特長，但博古、李德等人主張打陣地戰，在戰鬥連連失利時，又由進攻中的軍事冒險主義陷入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李德提出的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理論，限制了紅軍的機動性，使得紅軍不能積極、主動地調動敵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敵人出碉堡而實行“短促突擊”。在歷時１８天的廣昌保衛戰中，紅軍斃傷俘敵２０００余人，自身卻傷亡５０００余人，約佔參戰人數的五分之一。彭德懷曾批評説：“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

    第四，沒有適時舉行戰略轉移，而是繼續主張同強敵拼消耗。廣昌保衛戰失敗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雖然討論過戰略轉移問題，但由於意見不一致，特別是共産國際模棱兩可的表態，致使軍委未能果斷作出決策，而是繼續堅持在內線尋求粉碎敵人的“圍剿”。紅軍奉命展開分兵作戰、全線抵禦，結果為敵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境地。

    第五，倉促舉行戰略轉移，致使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在中央蘇區難以繼續支撐紅軍抗敵的情況下，“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才被迫放棄在蘇區內抵禦敵人的原計劃，決定於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底或１１月初，沿紅６軍團前進的路線實行戰略轉移，準備到湘西北與紅３軍和紅６軍團會合，爾後從外部實行反攻、恢復中央蘇區。然而，在敵人于９月底向蘇區中心區發起總攻時，他們既沒有膽略利用敵人暫時不敢長驅直入的間隙讓紅軍進行休整和補充，也沒有採納毛澤東讓紅軍主力牽制敵軍至湖南的建議，而是被敵人的氣勢嚇倒，倉促決定放棄中央蘇區，提前一個月實行戰略轉移。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瑞金出發，率領中央紅軍主力５個軍團及兩個軍委縱隊共８．６萬餘人，開始戰略轉移。至此，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宣告失敗，中央紅軍長征開始。之後，紅２５軍，紅四方面軍，紅２、紅６軍團，也相繼撤出鄂豫皖、川陜、湘鄂川黔蘇區，踏上了長征之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