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８月１２日電（記者 毛一竹、陸文軍）公車私用，甚至濫用，是公車治理的最大難題。廣州利用科技手段，給全市黨政機關８４９１臺公車安裝了衛星定位系統和用車人身份識別設備，監控行車軌跡，今年６月，全市公車月行駛里程比車改前減少了４５％，一年可節約４０００萬元，連續兩個月出現公車“零私用”。“科技車改”真能剎住“車輪腐敗”？
車改一年節約４０００萬，月均行駛里程減少４５％
廣州市紀委計算，按每年每車減少５０００公里節省５０００元計算，全市８４９１輛車每年節省費用約合計人民幣４２００萬元。
廣州“科技車改”的核心，是用衛星定位技術，盯住每輛公車的軌跡和去向，相當於安裝了一雙２４小時監控的眼睛。信息系統設置了節假日、超工作時間（即八小時以外）、超執法地界、嚴控禁區等６類監察點。嚴控禁區監察點包括高爾夫球場、高檔娛樂、沐浴、酒店等高消費場所以及中小學校。一旦公車進入監察點，系統就會報警。
廣州市紀委常委、新聞發言人梅河清説，這套系統解決了節假日公車封存難、用車人身份甄別難、公車使用情況公示難、執法用車監控難等“四大難題”。
“一旦有群眾舉報公車私用，從監控系統可以看到被舉報車輛的行車軌跡，當事人想不認賬沒那麼容易。”廣州市紀委智慧監察室的一名幹部告訴記者。
廣州市紀委統計，“科技車改”前，全市公車月平均行駛里程為１７６９．９７公里，相當於每輛車每個工作日跑了８４公里。今年６月，全市公車月均行駛里程比改革前減少了４５％，特別是管住了節假日和八小時之外的用車。
廣州市政府一名公務員告訴記者，以前，用公車辦私事，就像用單位電話機打私人電話、從單位拿支筆回家一樣，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現在總覺得有雙眼睛盯著，很不自在，要辦私事不如打車。
內部監督為主，能否真正遏制三個“三分之一”
國內公車亂象，有人稱為三個“三分之一”，即公務用三分之一，領導私用三分之一，司機私用三分之一。
廣州市採取“技術監控＋曝光”的辦法，今年４月起開始曝光公車私用查處情況。當月曝光６宗，５月曝光２宗。認定“私用”的依據是：公車是否真正用於公務，用車手續是否完備。
記者在一些機關單位看到，出車理由多數是簡單的“值班”、“加班”、“公務”之類，而領導一律“同意”。
那麼，這樣的“自答自批”會否給公車私用者提供“攻守同盟”的空間，讓高科技的監控打了折扣呢？“就好比紀委出了一套考卷，幹部自己答卷、自己批卷，他們會給自己批個不合格嗎？”廣州市民歐先生説。
一名市直機關公務員坦言，跟領導説用車“辦點事”，領導一般不會細問，但“科技車改”確實管住了大部分人。誰願意用自己的前程去佔公車私用那點小便宜呢？
廣州“科技車改”後，公車行駛里程減少近一半，實際上也反證了此前公車私用現象確實嚴重，而目前雖然效果明顯，但採用的主要是內部監督方法，能否一以貫之，“曝光”會否在主要領導和一般公務員之間區別對待，都是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
車改難在向決策者開刀，削減數量是根本
國家對於公車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這表明中央政府對“車輪腐敗”開刀不手軟，但從實踐探索來看，推進多年的公車改革並非一蹴而就。
曾在國內引起反響的杭州車改，最突出的特點是公車統一上繳，大幅減少數量。兩年實踐證明，杭州車改節約公務交通費用約３０％。此後溫州車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幹部用車、執法執勤用車以外，所有公車“一刀切”，將１４００多輛公車全部拍賣處置，並提出了“近程貨幣化，遠程市場化”進行公務用車改革。
一些紀檢幹部及專家認為，公車改革之所以難，就是觸及了一些人自身的利益。對少部分“頂風作案”者，如果沒有過硬措施予以懲處，時間一長，公車私用很可能重新回潮、蔓延。
記者發現，為了規避科技電子眼，仍有一些幹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不直接停在高消費場所的門口，而是繞到有辦公場所的地方停放。有的公車在“敏感地點”放下領導後，立即開回單位，等領導事完之後再來“接駕”。
廣州市民反映，過去的公車號牌老百姓能認出來，但近兩年新的公車號牌與私車號牌完全沒區別，群眾監督也難以下手了。
長期關注“公車改革”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分析，相對於浙江等地啟動的以盡可能取消公車、進行貨幣化補貼的“車改”思路，廣州運用技術手段監控“公車姓公”，也是一種路子，確實可以減少公車私用幾率。
“然而另一些問題值得關注，譬如八千多輛公車都要用技術監控手段，巨大的公車基數決定了必須投入財力才能有效監督，是否也是一種浪費；其次目前通過監控、曝光等監督手段，總體還是內部監督。”葉青説。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也認為，公車管理不能只依賴技術，關鍵是要進入外部監督。建議可以為公車貼上“標簽”，目前制式車輛已經很少敢於私用，正是因為公眾監督的壓力。
公車改革方案應該“陽光化”。葉青説：“世界各國公車都是屈指可數，特定的公務活動才能用。必須嚴格公車配置範圍和標準，只有改掉公車使用中的特權，大量削減公車，實現有效監督，才能真正打破車改‘越改越多’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