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８月２５日電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城市建設“貪大求全”之風近年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甚至連一些地級市也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設“國際化大都市”規劃。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課題組近期對１２個省區的調查顯示，１２個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要建４．６個新城新區；１４４個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１．５個新城新區。

    中國究竟需要多少“國際化大都市”？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一些地方貪大求快，卻沒有考慮到地方實際能力和民生服務配套，不僅造成了巨大資源浪費，更潛藏著系統性風險。

    “大城”遍地開花 幾家能結碩果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在對遼寧、內蒙古、河北、江蘇、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廣東、貴州、陜西等１２個省區調研發現，近幾年，一些地方打著推進城鎮化的旗號，紛紛打造新城建設模式，並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一些專家質疑，中國地少人多、生態環境接近承載極限，需要這麼多大都市嗎？如此大規模造城運動，又會帶來多少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新華視點”記者調研發現，當前城市規劃發展中三大問題突出。

    ——定位過高。直轄市提出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國家中心城市；省會城市提出建設國際化城市，大區域中心城市；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設區域金融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甚至也要在整建國際化大都市的擁擠馬路上分一杯羹。

    ——速度過快。一些城市體量不大，胃口不小，希望借新型城鎮化的大好機遇實現“彎道超車”，“後發趕超”，卻沒考慮自身的“消化能力”。西南一個縣級市，在建的房地産開發面積達到１０００萬平方米，可以提供超過１０萬套住房，而目前市區總人口才３０萬出頭。消化現有住房的週期就超過１５年。

    ——用力過猛。廣東一個縣級市，自然風光優美，出於整體規劃的考慮，上級政府規劃部門一直將其規劃為生態屏障，限制工業開發。記者走訪發現，該市近期卻提出，“不能生態有了經濟沒了”，希望將上級規劃部門核準的旅遊度假開發區容積率提高三倍。江蘇一個鎮，政府財力不足，徵地速度卻不降，直接給農民打白條，言稱徵地補償“過兩年再給”。

    “拍腦門”決策 “拍屁股”走人 系統性風險正在累積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積極穩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新華視點”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勁兒用錯了地方，把“以人為核心”變成了“以個別人為決策核心”，試圖以行政的手代替市場的手。

    記者在西南一個縣級市採訪發現，由當地政府主導，在一座山上規劃建設了一個商業城，３２０棟數百平方米的民族風格三層小樓密密麻麻排列在蜿蜒的盤山路上，還分了不同區域，有的規劃賣茶、有的規劃賣民族銀飾、有的區域規劃做餐飲，從字母Ａ一直排到Ｊ。當地政府負責人表示，政府出全資，希望打造成民族風情文化園，總投資額“八九億元”。

    一位房地産業內人士表示，這樣“造城”實現難度太大。“三四公里長的盤山商業街，就兩個車道，車多了怎麼辦？這麼遠的山路，沒車的市民怎麼上去？連賣什麼都規劃，有沒有市場？一句話，缺乏前期調研。”

    記者注意到，這裡幾乎沒有一家商鋪開門。當地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為盤活人氣，政府規定所有政府組織的大型活動都來此舉辦，商戶入駐第一年免租金，且每間房政府還補貼５０００元。但他也承認：“平時人很少，一有活動車就堵到市區”。

    專家指出，政府建房，不收租還倒貼，看似惠民，實則是資金浪費。廣東省建築設計院原院長何錦超直言不諱，“有些城市的領導氣魄很大，幾億元資金投入，其實錢都是納稅人的，花錢有沒有走法定決策程序？用行政代替市場，可能造成很大的投資風險和資源浪費，也扭曲了城鎮化發展的方向。”

    一些專家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押寶”城鎮化，地方融資平臺“主要抵押靠土地，還債付息靠賣地”，一旦新城成空城、土地出讓斷續，極有可能出現地方債危機。

    一家知名房地産企業高管向記者介紹，中央對新型城鎮化的方向描述很清晰，但是各地認識不一，隨意性很強。“原本準備投資某個國家級新區，該區前一任領導表示，要重視風險，吸取教訓，從容開發，我們覺得很對，準備觀望。但下一個領導到任又提出加快建設速度，我們只能趕緊準備參加土地拍賣。”

    這位高管認為，地方政府發展規劃，一定要描繪清楚堅決執行，形成制度約束，不能因為領導更迭就“人走政息”。

    走不進百姓 何談走向世界

    專家認為，城鎮化確有擴內需、促增長的作用，但城鎮化的方向絕不是片面造大城、建大都市，必須剎住部分地方的貪大求快風，提高中小城市對人口的吸引能力，合理調節各類城市人口規模。

    中國工程院院士、設計專家何鏡堂等專家建議，提高中小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不是以大為榮，而應該兼容生態、宜居、産業發展和交通等因素，建設綠色、環保、緊湊的中小城鎮。

    記者近期在汶川走訪發現，原本擁有４萬多人的汶川縣城，１萬多人選擇離開，１萬多人在地震中遇難，剩下的只有１萬多人。５年過後，由於重建建築安全、公共服務質量改善，震後急劇減少的人口已經回流，有１萬多居民選擇回來。汶川縣委書記青理東表示，汶川重建是化災為機，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並通過産業選擇，尋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活力。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表示，汶川重建的模式，與德國等一些國家的小城鎮模式類似，雖然體量不大，但通訊、電力、供水等基礎設施條件與大都市相差無幾，醫院、學校、購物機會等一應俱全，居民在本地就能享受到和大城市類似的機會和保障，卻少了擁堵、教育、住房之苦。

    專家指出，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城市病不斷凸顯，新型城鎮化應該避免再走類似的彎路。而國內一些城市一邊高喊與國際接軌，卻不傾聽百姓心聲，基礎設施不到位，城市規劃不合理，連百姓都走不進，談什麼走向國際。

    接受記者採訪的專家表示，推進新型城鎮化，中央要因地制宜制定頂層規劃設計，同時通過相應考核調整，引導各地發展新型城鎮的規劃方向。“否則，類似底特律式的‘美國病’也會成為未來中國的煩惱”。胡剛表示。（執筆：烏夢達 參與采寫：齊健、陳亮、徐海波、呂福明、魏宗凱、孔祥鑫、石志勇、熊琳、楊紹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