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産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於毛澤東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中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説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説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17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自己在內的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鬥。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産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毛澤東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後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逐步對“文化大革命”採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中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分為三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從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人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中共“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王洪文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三、從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的。毛澤東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1975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周恩來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4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是經常注意要克服中共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産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後來中國共産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中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中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産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併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中國共産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中國共産黨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産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折磨的知識分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群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中國共産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內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産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産，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儘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中國共産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産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