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被人民注入了靈魂和生命的歌；

　　這是一首經時代錘煉最終被歷史選中的歌；這是一首熔鑄了磨難與奮進，昇華出中華民族精神特質的歌。

　　聶耳（1912-1935年）

　　《義勇軍進行曲》——從中國人心底涌出的中華之歌，即將被正式寫入憲法，莊嚴地成為中國之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１９３５年。是時，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整個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就在全國人民期盼戰鬥號角的時候，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奏響了，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前進，進！”義勇軍將士在唱，母親在唱，孩子在唱……人民和著雄壯的旋律，前仆後繼用生命和熱血構築起中華民族新的長城。一首最初為電影《風雲兒女》譜寫的主題曲由此被一個民族賦予了堅實的精神內涵，同時也煥發出嶄新的生命意義。

　　經歷了７０年的風雨滄桑，這首歌一直在中國人心中迴旋。它融入了人們的血脈，化為中華民族的魂魄。“只要奏響這首歌，我就熱血沸騰，止不住一種要流淚的感覺。”來自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徐增平説。“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人的‘聖歌’”。

　　新中國成立後的５０多年，《義勇軍進行曲》伴隨著億萬中國人度過了每一個重要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香港和澳門回歸……同時它也鼓舞著中國人民贏來難以勝數的榮耀與自豪：成功發射“兩彈一星”、奧運會上實現零的突破、載人飛船升空……中國人在它的旋律中找到共鳴，中國人在它的詞語激勵下攜手同行。

　　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這首在中國人心中最神聖的《義勇軍進行曲》，在共和國的憲法中卻是“代國歌”。１９４９年，新中國建立前夕，全國政協首屆委員、畫家徐悲鴻等力薦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毛澤東、周恩來當即表示支持。當時也有人認為，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時應改掉。周恩來的意見是，要居安思危。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定下《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

　　１９７８年，又有人提議《義勇軍進行曲》改詞。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同年３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義勇軍進行曲》新詞。之後，各方面對此一直有不同意見，要求恢複國歌原來歌詞的呼聲日高。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撤銷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歌詞，恢復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我會唱的第一首歌，也是我孩子會唱的第一首歌。時代會變，但浸透了國歌詞曲的那種中國人特有的精神不會變。對我而言，《義勇軍進行曲》是心中永遠惟一、永遠不變的國歌。”全國政協委員張傑庭説。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降臨，中國社會也正日趨多元多彩，選擇的多樣化在時下的中國社會已成常態。一些被稱為“新新人類”的年青人試著用搖滾的方式對《義勇軍進行曲》做別樣的演繹，引起各種爭議。 不過，學者提到的一種現象頗具深意：在中國，不管與主流傳統意識有多大的認知差距，也不管人們對國歌的時代背景有什麼樣的不同理解，但只要大家聚集在某個特定場合，且作為中國人表達心聲，他們共同想到和一起唱出的必定是那首原樣的、不可替代的《義勇軍進行曲》。

　　“不管你怎麼試圖改動它，它都能自然回復到原生態。因為國歌活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裏。”中國人民大學喻國明教授説。

　　參加“兩會”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普遍認為，國歌入憲，將使憲法和國歌本身都更完整，而更重要的是，“活在人民心裏”的國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是中華民族的不變選擇。

　　檢視一下中國的發展目標和現狀，人們就會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國歌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與分量。到２０５０年，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

　　祖國的統一大業還未最終實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國有近１３億人口，其中９億是農民，而且有很多剛達到溫飽水平——我們還需艱苦奮鬥；

　　中國的人均收入和主要資源的人均佔有量都位於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我們的條件並不得天獨厚；中國的改革到了重要的關口，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新舊交替的陣痛還遠未過去——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需要國歌中展現出的民族精神來進行新的振奮，中國人需要國歌中煥發出來不變的民族精神繼續凝聚。國歌即將入憲即作出這樣的宣示：懷著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抱負的中國人民，永遠都將“萬眾一心，前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