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哈拉”是達斡爾族的氏族組織，它是以父系血緣關係為紐帶而結成的社會集團。每一個“哈拉”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例如，“郭博勒哈拉”居住于精奇裏江下游支流佈丹河流域，“敖拉哈拉”聚居在精奇裏江中游支流提拉登河流域等。屬於同一“哈拉”的人，均具有血緣關係，因而嚴格禁止通婚。各“哈拉”均有民主選舉的“哈拉達”（氏族首領），管理氏族內部事務。清朝末年，達斡爾人以“哈拉”為單位進行集體狩獵活動，這是氏族組織共同生産、平均分配習俗的殘存。
隨著生産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哈拉”的規模日趨廣大，於是，一個“哈拉”又分為若干個“莫昆”。“莫昆”是達斡爾族的父系家族組織。每一個“莫昆”都有自己獨自的名稱，如“烏力斯莫昆”、“郭博勒莫昆”、“畢日揚莫昆”等。同一“莫昆”的人居住在同一個村落或相鄰的地方，在生産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幫助的義務，也有收養孤兒、贍養孤寡老人的義務。所有“莫昆”內的成年男子都有權參加“莫昆”會議，它是家族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選舉或撤換“莫昆達”（家族長）、商討家族內部生産和生活上的大事，處罰違反習慣法的家族成員等。
無論是“哈拉達”還是“莫昆達”，都是在為族人盡義務，沒有任何報酬，也不脫離勞動。元明清時期，中原王朝在達斡爾族居住的地區先後建立起自己的統治機構，“哈拉達”和“莫昆達”被任命為基層政權的行政首領，“哈拉”和“莫昆”除繼續履行其血緣組織的功能外，還擔負起基層行政組織的職能。
1640年8月，清朝政府將在征服索倫部戰爭中俘獲的壯丁、婦女幼小共5673人均隸入八旗，編為牛錄。此後，清朝為加強對達斡爾等族的管理，陸續將歸附內遷的達斡爾人編為牛錄。布特哈的達斡爾人編為都博淺、莫日登、訥莫爾3個扎蘭（清朝八旗軍事單位，連或隊之義），將鄂溫克族編為5個阿巴（獵區），隸屬於齊齊哈爾總管衙門管轄。扎蘭是在原先設立的牛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一種具有地方管理和軍事職能雙重特點的統治機構，它既仿傚了滿洲八旗的甲喇、參領之制，又充分利用了達斡爾族社會原有的哈拉、莫昆制度，為日後布特哈八旗的組建奠定了基礎。1732年，清政府在達斡爾族3個扎蘭和鄂溫克族5個阿巴的基礎上正式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達斡爾人聚居的都博淺扎蘭被編為鑲黃旗，莫日登扎蘭被編為正黃旗，訥莫爾扎蘭被編為正白旗。此外，在璦琿、墨爾根、齊齊哈爾、呼倫貝爾、呼蘭等城駐防八旗官兵中，均有一定數量的達斡爾人。特別是在齊齊哈爾、墨爾根、璦琿三座軍事重鎮的官兵中，“達呼裏居數之半”。
清代，達斡爾族八旗官兵的職責主要有三項：一是服兵役，凡年滿15歲、身高5尺的男子，均為壯丁，開始服兵役、承擔徭役和納貢等義務；二是巡邏邊境，清政府在中俄邊界線上設立了固定的斡包（土堆），每年或每三年派官兵定期巡邏；三是駐防卡倫（哨所），為了鞏固邊防，清政府于雍正年間在邊界地帶設置了各種卡倫，派八旗兵輪換駐守。
八旗制度的建立，對於達斡爾族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從1684年被編為“扎蘭”時起，規定達斡爾族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每五年測量身高一次，體高夠五尺的即需負擔各種公差徭役，歲繳貂皮一張。每年農曆五月由黑龍江將軍、布特哈副都統率領大小官員聚集在齊齊哈爾附近，舉行“楚勒罕”（集市），挑選徵收的貂皮。一年一度的選貂制度成為達斡爾族人民極為沉重的負擔。八旗制度的建立，加速了達斡爾族社會封建化的過程。
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多年間，對布特哈八旗進行了頻繁的徵調。據不完全統計，前後共達60多次，有的遠戍新疆，鎮守邊卡。清朝所採取的措施，一方面使達斡爾族人口增長受到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又在客觀上促進了達斡爾族的生産發展和物資交流，密切了達斡爾族和漢、滿等各族人民的聯絡。
新中國成立前，在農區和牧區，耕地、牲畜等主要生産資料的佔有極不平衡，封建剝削十分嚴重。特別是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更使達斡爾族人民的生活十分悲慘。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挑撥民族關係，製造民族歧視，強迫移民，迫使達斡爾族人民離開家園，遷居偽興安東省；另一方面任意霸佔民田，抽“國兵”拉“勞工”，用低價強徵糧食、皮張和木材，殘酷地掠奪達斡爾族人民。日本侵略者還推行毒化政策，到處設立鴉片零賣所，摧殘達斡爾族人民的身心健康。
歷史沿革
從語言、風俗習慣、民間傳説等方面看，達斡爾族可能是契丹人的後裔。遼朝滅亡以後，達斡爾族的先民遷徙到黑龍江以北。17世紀中葉，達斡爾族的先民分佈在外興安嶺以南精奇裏江流域河谷與東起牛滿江，西至石勒喀河的黑龍江北岸河谷地帶。因沙俄殖民者入侵和清政府對該民族統治的加強而南遷至嫩江流域，於是，大興安嶺和嫩江流域就成了達斡爾人的故鄉。後來，由於清政府徵調達斡爾族青壯年駐防東北地區及西北邊境城鎮，有一部分達斡爾人徙居呼倫貝爾、璦琿及新疆塔城。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達斡爾族人民為反抗沙俄入侵、鞏固和開發東北邊疆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1643年，沙俄瓦西裏•波雅科夫一夥哥薩克匪徒，第一次入侵我國黑龍江流域。他們最先闖入我國精奇裏江達斡爾族居住區，遭到達斡爾族居民的堅決回擊，迫使哥薩克匪徒狼狽逃竄。這是我國黑龍江以北地區居民第一次英勇的武裝抗俄鬥爭。
1651年，哈巴羅夫又率領沙俄侵略軍再次入侵黑龍江。當到達桂古達爾達斡爾族聯防城時，威脅居民向沙皇繳納“毛皮貢賦”，達斡爾族首領桂古達爾義正詞嚴地回答：“我們向中國順治皇帝進貢，哪有給你們的貢品？要我們交貢，除非我們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在用大炮、火槍武裝到牙齒的匪徒進攻面前，達斡爾族人民手持大刀、長矛和弓箭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達斡爾族戰士在桂古達爾領導的守城戰中，寧死不屈，661人英勇犧牲了，他們的英雄氣概和不朽業績永遠活在我國各族人民心中。
1684年的雅克薩之役，達斡爾族人民也積極投入了反抗沙俄侵略的正義戰爭。
鴉片戰爭以後，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達斡爾族人民的苦難更加深重，反抗鬥爭也更加堅決。1914年至1916年，齊齊哈爾的達斡爾族人民反對反動軍閥強行放荒招墾、霸佔土地，在少郎和岱夫領導下，打豪強、抗官軍，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壓迫鬥爭。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東北以後，達斡爾族人民從不屈服，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日聯軍。許多達斡爾族群眾為抗聯送糧、帶路、掩護傷員，多次協助抗聯隊伍搶渡嫩江、英勇犧牲的達斡爾族船夫巴哈布的英雄事跡，在人民中傳頌至今。新疆塔城地區的達斡爾族人民，也積極參加了1944年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三區革命，英勇作戰，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哈拉”是達斡爾族的氏族組織，它是以父系血緣關係為紐帶而結成的社會集團。每一個“哈拉”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例如，“郭博勒哈拉”居住于精奇裏江下游支流佈丹河流域，“敖拉哈拉”聚居在精奇裏江中游支流提拉登河流域等。屬於同一“哈拉”的人，均具有血緣關係，因而嚴格禁止通婚。各“哈拉”均有民主選舉的“哈拉達”（氏族首領），管理氏族內部事務。清朝末年，達斡爾人以“哈拉”為單位進行集體狩獵活動，這是氏族組織共同生産、平均分配習俗的殘存。
隨著生産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哈拉”的規模日趨廣大，於是，一個“哈拉”又分為若干個“莫昆”。“莫昆”是達斡爾族的父系家族組織。每一個“莫昆”都有自己獨自的名稱，如“烏力斯莫昆”、“郭博勒莫昆”、“畢日揚莫昆”等。同一“莫昆”的人居住在同一個村落或相鄰的地方，在生産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幫助的義務，也有收養孤兒、贍養孤寡老人的義務。所有“莫昆”內的成年男子都有權參加“莫昆”會議，它是家族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選舉或撤換“莫昆達”（家族長）、商討家族內部生産和生活上的大事，處罰違反習慣法的家族成員等。
無論是“哈拉達”還是“莫昆達”，都是在為族人盡義務，沒有任何報酬，也不脫離勞動。元明清時期，中原王朝在達斡爾族居住的地區先後建立起自己的統治機構，“哈拉達”和“莫昆達”被任命為基層政權的行政首領，“哈拉”和“莫昆”除繼續履行其血緣組織的功能外，還擔負起基層行政組織的職能。
1640年8月，清朝政府將在征服索倫部戰爭中俘獲的壯丁、婦女幼小共5673人均隸入八旗，編為牛錄。此後，清朝為加強對達斡爾等族的管理，陸續將歸附內遷的達斡爾人編為牛錄。布特哈的達斡爾人編為都博淺、莫日登、訥莫爾3個扎蘭（清朝八旗軍事單位，連或隊之義），將鄂溫克族編為5個阿巴（獵區），隸屬於齊齊哈爾總管衙門管轄。扎蘭是在原先設立的牛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一種具有地方管理和軍事職能雙重特點的統治機構，它既仿傚了滿洲八旗的甲喇、參領之制，又充分利用了達斡爾族社會原有的哈拉、莫昆制度，為日後布特哈八旗的組建奠定了基礎。1732年，清政府在達斡爾族3個扎蘭和鄂溫克族5個阿巴的基礎上正式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達斡爾人聚居的都博淺扎蘭被編為鑲黃旗，莫日登扎蘭被編為正黃旗，訥莫爾扎蘭被編為正白旗。此外，在璦琿、墨爾根、齊齊哈爾、呼倫貝爾、呼蘭等城駐防八旗官兵中，均有一定數量的達斡爾人。特別是在齊齊哈爾、墨爾根、璦琿三座軍事重鎮的官兵中，“達呼裏居數之半”。
清代，達斡爾族八旗官兵的職責主要有三項：一是服兵役，凡年滿15歲、身高5尺的男子，均為壯丁，開始服兵役、承擔徭役和納貢等義務；二是巡邏邊境，清政府在中俄邊界線上設立了固定的斡包（土堆），每年或每三年派官兵定期巡邏；三是駐防卡倫（哨所），為了鞏固邊防，清政府于雍正年間在邊界地帶設置了各種卡倫，派八旗兵輪換駐守。
八旗制度的建立，對於達斡爾族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從1684年被編為“扎蘭”時起，規定達斡爾族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每五年測量身高一次，體高夠五尺的即需負擔各種公差徭役，歲繳貂皮一張。每年農曆五月由黑龍江將軍、布特哈副都統率領大小官員聚集在齊齊哈爾附近，舉行“楚勒罕”（集市），挑選徵收的貂皮。一年一度的選貂制度成為達斡爾族人民極為沉重的負擔。八旗制度的建立，加速了達斡爾族社會封建化的過程。
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多年間，對布特哈八旗進行了頻繁的徵調。據不完全統計，前後共達60多次，有的遠戍新疆，鎮守邊卡。清朝所採取的措施，一方面使達斡爾族人口增長受到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又在客觀上促進了達斡爾族的生産發展和物資交流，密切了達斡爾族和漢、滿等各族人民的聯絡。
新中國成立前，在農區和牧區，耕地、牲畜等主要生産資料的佔有極不平衡，封建剝削十分嚴重。特別是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更使達斡爾族人民的生活十分悲慘。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挑撥民族關係，製造民族歧視，強迫移民，迫使達斡爾族人民離開家園，遷居偽興安東省；另一方面任意霸佔民田，抽“國兵”拉“勞工”，用低價強徵糧食、皮張和木材，殘酷地掠奪達斡爾族人民。日本侵略者還推行毒化政策，到處設立鴉片零賣所，摧殘達斡爾族人民的身心健康。
風俗習慣
達斡爾族是中國北方農牧文化較為發達的少數民族之一。農牧並舉，漁獵兼營，手工業、採集業、商業、林業和交通運輸業等多种經濟成分同生共存，這是達斡爾族經濟結構的基本特點，也是達斡爾族生産風俗的主要特徵。
達斡爾族居住的地區漁獵資源極為豐饒，向有“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進飯鍋裏”的説法。在清代，東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都有貂皮之貢。貢納貂皮，作為賦稅，以表臣服之義。狩獵除經濟職能以外，還具有了政治方面的意義。於是，狩獵便延續下來。達斡爾人的狩獵，具有一定的季節性。春夏之際的兩三個月，主要是打鹿，目的是獲取鹿茸等珍貴藥材。秋天主要是打狍子，解決肉食和皮張等生活用品。冬天主要打紫貂、松鼠等細毛獸，所獲皮張大多用於出售。冬末春初，獵取鹿胎。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隨著野生動物資源的減少和國家保護野生動物資源政策的實施，狩獵才最終從達斡爾族的經濟生活中退出。
發達的漁獵生活孕育了豐富的漁獵工藝。達斡爾族捕魚工具種類齊全，數量較多，有“阿勒額”（漁網）、“斯額熱”（魚叉）、“哈迪”（魚亮子）、“奧連庫”（魚簍）、“達若勒”（魚罩）、“板罾子”（魚哨）、魚囤以及運人、載物的船隻等。僅就網具而言，既有適應大規模漁業生産而使用的拉網，也有適合於個人單獨捕魚時用的挂網、旋網和袖網，基本上可以滿足達斡爾人在不同季節，按不同規模從事漁業生産的需要。達斡爾人的捕魚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如網捕、叉魚、鉤魚和擋亮子等，其中最擅長的是鑿冰取魚。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時節，人們在結冰的江面上搭起簡易的茅草屋，然後鑿若干個冰眼，用魚叉、漁網、魚鉤等工具捕魚。孟定恭在《布特哈志略》中記載：“穿作冰眼兮上冬網，持備鉤鍤兮捕魚尾；兄弟舅姑兮赴市售貨維生計。”動人的歌謠不僅形象地再現了清代達斡爾人鑿冰取魚時的盛況，而且也反映出漁業生産在達斡爾族對外交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採集是漁獵經濟的重要補充。在達斡爾族居住區，可供採集的野菜、野果和菌蘑類植物種類豐富，如柳蒿芽、黃花菜、白蘑、木耳、小根蒜、稠李子、山裏紅等等。春夏時節，婦女們成群結隊地來到野外，採集各種各樣可以食用的野菜，作為佐餐食品。秋冬之時，人們到樹林裏採集野果。
對於達斡爾族來説，牧業具有與漁獵同等的重要性。達斡爾族在黑龍江北岸居住時，其牧業生産十分興盛，很多人家都飼養著幾十頭甚至幾百頭牲畜。南遷以後，嫩江流域廣闊的草原為達斡爾族發展畜牧業經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各家各戶普遍飼養牲畜，並把牲畜集中放牧到氏族公共的牧場上。達斡爾人飼養的牲畜，以牛馬等大牲畜為主。馬用於駕車和狩獵時運人載物，牛用於農耕、拉車和生産乳食品。20世紀前半葉，由於天災和戰亂的影響，達斡爾族的牧業生産大幅度下降，飼養的牲畜逐年減少，甚至出現了許多無畜戶。
同周邊的漁獵民族相比，達斡爾族是一個較早地過上農耕和定居生活的民族。遼朝滅亡以後，達斡爾人的先民遷徙到黑龍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從事農業和牧業。在達斡爾人定居村落的四週，是種滿大麥、燕麥、糜子、蕎麥和豌豆的田地。在達斡爾人的菜園裏，種植著大豆、蒜、香瓜、西瓜和黃瓜。同時，他們還種植蘋果、梨和胡桃。耕田的主要畜力是牛。在沙俄未入侵之前，達斡爾地區呈現一片田園風光。南遷嫩江流域之後，達斡爾人的農業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農作物品種增多，玉米、小麥、高粱、穀子等相繼傳入，改善了達斡爾族農業的種植結構。
在達斡爾族的經濟中，林業、商品貿易、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等各具特色。為了滿足製造生産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修房蓋屋的需要，達斡爾人時常進山伐木。在冬春時節，由七八個或十來個身強力壯的人組成伐木組（阿納格），合夥上山伐木並運到江邊，捆紮成木排，等到江河通航、水流平穩時，再將木排運回。清朝初年，修建璦琿、墨爾根（今嫩江鎮）、卜奎（今齊齊哈爾）三個木城所需的木材，主要靠達斡爾人提供。達斡爾人生産的木材除供自身消費以外，還大量地運到齊齊哈爾、富拉爾基、龍江等城鎮出售。達斡爾人從事商品貿易活動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清代，一些達斡爾人與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獵民結成“諳答”（朋友、合夥）關係，用槍支彈藥、糧食、布匹、煙酒和鹽等生産生活用品換取狩獵産品，然後轉手漁利。到了清末至民國時期，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和內地移民的增多，達斡爾族農林牧漁獵手工等産品的商品化率均有了明顯的提高。
在新中國成立前，達斡爾族的傳統經濟仍然處於自給自足階段，絕大多數的生産工具和生活用具都靠手工製作。達斡爾族高超的手工製作技藝，集中體現在他們製作的各種交通工具上。達斡爾族的交通運輸很有特色，是在長期的生産、生活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社會發展和對外文化交流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達斡爾族的傳統交通運輸工具，可以分為陸路交通工具和水路工具民俗兩大類，陸路交通工具有馬或者牛拉的勒勒車、爬犁、滑雪板等；水路交通工具有獨木舟、樺皮船、木排和木船。其中，最具特色也最能體現達斡爾族手工技藝的就是勒勒車。
勒勒車，又名大輪車、磊磊車、大轱轆車，其使用歷史可以上溯到以“車居民”之名而著稱於世的斯基泰人，其後歷經眾多草原遊牧民族的興衰嬗變卻承傳不衰。這與北方草原複雜的地理環境和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分不開的，是北方遊牧民族適應生存環境的一種創造。勤勞智慧的達斡爾族人民繼承了古代遊牧民族的制車技藝，並不斷地加以改進，使之更加結構合理，輕便耐用，美觀大方。這種車具有高輪木制、簡便實用的特點。輪高1.6米，轅長約3米，車體、車軸和輪子都是採用黑樺木、柞木為材料製成的。其自身重量在200公斤左右，載重量可達500公斤以上。這種車結構簡單，製作容易，取材方便，行走輕快，非常適用於山區荒原和沼澤河溪地區的道路交通。運送生産資料和生活用品，達斡爾人主要靠勒勒車。出門遠行、探親訪友，達斡爾人也常常以勒勒車代步。勒勒車一般用牛駕轅，一個童子常禦三五輛，一個成人可以趕一長串勒勒車，最多時達二三十輛，猶如一條長龍，適於穿山越嶺，其場面蔚然壯觀。
達斡爾族的勒勒車，從結構式樣上大致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普通車、葦廂車、篷車、長轅車。不帶廂、篷的普通車，叫“杭蓋特日格”，主要用於運送貨物。葦廂車，達斡爾人稱之為“卡日奇木勒特日格”，它在普通車廂的基礎上加上了遮風擋雪的葦廂，主要是作為代步工具而使用。在過去，人們走親訪友以及為出嫁姑娘送親時通常坐葦廂車。在葦廂的上面用柳條支起半圓型的棚架，然後加蓋遮擋陽光和雨雪的葦蓆子或樺樹皮，即成篷車。篷車，達斡爾人稱之為“木拉日特日格”。這種車是在葦廂車的基礎上改進而成的，風雅別致，鄉村姑娘出嫁大多乘坐篷車。長轅車的車轅長達五米，比普通車的車轅長兩米，這種獨特的設計構造是為放木排的人們在山裏運送長原木而準備的。
達斡爾人製造的勒勒車在周邊民族中享有極高的聲譽，被廣大的漢族群眾譽為“草上飛”，被蒙古族牧民譽為“達斡爾車”，歷來被人們所稱道。勒勒車既是達斡爾族手工業的主要産品之一，又是達斡爾族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在當時經濟不發達、交通工具落後的年代裏，一些達斡爾人趕著勒勒車往來于城鄉之間，使交通運輸業成為達斡爾族生産民俗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末民初以後，汽車、火車、輪船已經在達斡爾族地區出現，然而為數不多。傳統的交通運輸工具在民間仍然在發揮著它應有的作用。
在清代及清代以前，達斡爾族保持著以皮衣為主的傳統服飾文化。男子的服裝，具有很強的季節性，人們根據季節和氣候的變化更換不同種類的衣服。在漫長而嚴寒的冬季，男人們穿的皮袍多采用立冬至春節前後的獸皮或牲畜皮製作，因為這時的動物毛皮絨毛密實，毛質結實，皮板厚重，不僅保暖抗寒，而且經久耐穿。春秋兩季，男子們穿一種長至膝蓋的皮袍，叫“哈日密”。這種皮袍採用春、夏或秋初的狍皮製作。由於缺少布匹，男子們一年四季都穿皮褲。男人們頭上戴的帽子種類較多，有冬天戴的皮帽，春秋時戴的氈帽，夏天戴的草帽，見客時戴的禮帽，鄭重場合戴的官帽，狩獵時戴的狍頭皮帽，等等。腳穿“奇卡米”（用袍皮、鹿皮作的靴子）、“斡洛奇”（布靿布底或皮底的便靴）或靰鞡。婦女穿長袍，不束腰帶，不穿短衣，顏色以藍為主。冬季也穿“奇卡米”；夏天穿白布襪子、花鞋。年節或者喜慶時穿各色繡花的綢緞衣服，外面套的斜襟坎肩叫“奧勒情”，與清朝滿族樣式基本相同，內吊皮裏，外加緞面，美觀而保暖。
清末以後，達斡爾族的傳統狩獵經濟日漸萎縮，而當地的陸路交通和商品經濟卻日漸發達，布匹綢緞得以大批量運入，皮革製品在達斡爾族傳統服飾習俗中的主導地位已不復存在。布匹、綢緞、棉毛製品逐漸取代了皮質服裝。同時，服裝的式樣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達斡爾族服飾習俗的變化更為明顯，其日常穿的衣裝鞋帽與當地其他民族大致相同。
在達斡爾族的風俗習慣中，飲食文化的古老性、食物種類的多樣性、品種的獨特性是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在農獵並舉、漁獵兼容這种經濟結構多元化的影響下，達斡爾族的飲食習俗具有明顯的多元化特徵。
達斡爾族喜歡吃“稷子米”，它生長期長，收穫早，煮出的飯又松又軟。他們經常吃加牛奶的熱稷子米飯，加牛奶的蕎麥麵，蕎麥餅，燕麥粥加大豆等。帶牛奶和狍肉的燕麥粥和蕎麥粥，是老年人最喜歡的食物。另外還有“哈合面”（炒燕麥麵粉）和“滾特勒”（較粗的燕麥麵），吃時都混合牛奶、黃油、糖。
古老的達斡爾族村屯大多坐落在依山傍水或土壤肥沃的地方。房屋院落修建得十分整齊，一幢幢高大的“介”字形草房，給人一種大方雅觀的印象。家家戶戶的院墻都圍繞著紅柳條編制的帶有各種花紋的籬笆。院落十分嚴謹，馬棚和牛舍一般修築在離院較遠的地方，這使院內經常保持清潔。整個村屯北依高山，東西南三面開闊，既能減少北方寒流的侵襲，又能較多地利用陽光，有利於冬季保暖。依山便於狩獵、伐木和砍柴，傍水便於捕魚、取水和飼養牲畜。達斡爾人對房基址的選擇也頗為講究。房屋通常建在地勢較高的地方，既防止了潮濕，又避免了水患。所以，外族人評價説，“有達斡爾人家的地方不怕水災”。從中也可以看出經濟生活和地理氣候環境對達斡爾族居住文化的影響。
達斡爾族傳統房屋建築的主要形式叫“雅曾格日”，這是一種起脊式的、土木結構的草正房。達斡爾族的草正房以兩間的居多，其次是三間的，住五間的較少。達斡爾人講究住屋與廚房分離佈局的習尚。如果是兩間房，則以西屋為居室，以東屋為廚房；如果是三間房，通常以中間屋為廚房，東西兩間住人。居室內南西北三面盤有相連的火炕，俗稱“彎字炕”。環室三面所築的火炕，有煙道、鍋灶和煙囪相連，既是睡眠之所，又是中國北方農村居室必不可少的取暖設施。達斡爾族家庭一般不設火爐，秋冬季節的防寒保暖靠的就是這些火炕。炕面十分暖和，睡上去溫暖舒適，有舒筋解乏之效。達斡爾人在廚房北墻處，盤有一個池式火炕，叫“額魯格”，用來乾燥糧食。達斡爾族的草正房舒適講究，寬敞明亮，堅固耐用，冬暖夏涼，而且以多窗著稱。一座兩間的草正房，西屋南墻有三扇窗，西墻有兩扇窗，東屋房門兩側各有一扇窗，共有七扇窗。如果是三間的草正房，通常有窗十一扇。窗多不僅擴大了採光面積，而且有利於空氣的流通，保持室內空氣新鮮。天棚和四壁上面裝飾著雞、鳳、鵪鶉以及狩獵等各種圖案、剪紙，有的還直接把那些美麗的雉羽、帶花絲的皮毛貼在墻上，作為點綴。
新中國成立後，達斡爾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成為國家的主人。隨著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各項經濟社會事業的空前發展，達斡爾族的居住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其傳統的居住習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寬敞明亮的玻璃窗取代了原來的糊紙木窗，皮革、人造革、纖維板結束了達斡爾人以葦蓆、樺樹皮為炕蓆的歷史，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組合櫃被紛紛地搬進新居，古老獨特的草正房日漸減少，磚瓦房、樓房日趨增多，並已經成為達斡爾族民居的主要建築形式。
達斡爾人對男婚女嫁非常重視，因而形成了內容豐富、特色獨具的傳統婚姻習俗。一夫一妻制婚姻，在達斡爾族中産生很早，並一直傳承到今天。歷史上，達斡爾族實行並不嚴格的族內婚，通婚範圍主要在本民族內部，即以異姓成員為通婚對象。後來，由於與鄂溫克族、蒙古族、滿族、鄂倫春族和漢族等民族長期相鄰而居，和睦而處，同其他民族之間的通婚也得到允許。氏族外婚制度是達斡爾族婚姻習俗方面的又一項基本制度。同一哈拉（氏族）、莫昆（家族）的男女因為有血緣關係、為同一父系祖先的後代而嚴格禁止互相通婚。為保持親戚間穩定的倫理關係，達斡爾人雖然允許部分有親屬關係的人通婚，但是要求雙方輩分必須相同，嚴格實行同輩婚。同時，入贅婚比較普遍。男人入贅女方後，所生子女仍屬父親的“哈拉”，女婿在岳父家只從事勞動，並無繼承女方財産的權利。
新中國成立前，達斡爾族的封建禮教和道德觀念根深蒂固，父母包辦婚姻被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青年人沒有自行選擇配偶的權利，也不能進行自由的婚前社交活動。長期以來，這些婚姻制度和習慣一直受到習慣法和社會輿論的保護。其傳統婚姻習俗，通常包括擇偶、定親、過禮、結婚等程序。人們選擇配偶講究年貌相當、門當戶對。在年齡方面要求男女雙方大致相近，男方與女方同歲或比女方大一歲至三歲均可。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婚姻法》的頒布和實施，傳統婚俗中的封建包辦、買賣婚姻被徹底廢除，青年男女可以通過自由戀愛為自己選擇稱心如意的配偶。
在新中國成立前，達斡爾族實行土葬。人死以後更換壽衣，擺上供品，親朋好友為之弔喪，屍體停放三天后用棺槨裝殮起來，運到墳地土葬。在各村屯，都有本“莫昆”（家族）的共同墓地。同一家族的人死了以後，按輩分的先後，自北向南一代一代埋下去。殉葬品有死者生前所用的物品，如首飾、煙袋、鼻煙壺、小鍋、勺、碗、筷和刀子等，並有殺馬祭葬的遺風。新中國成立後，在政府的提倡和周邊民族的影響下，達斡爾族逐步廢除了殺馬殉葬的古老遺風，大力實行文明節儉的新葬俗。
達斡爾族人民敬老、互助和好客的風氣很普遍。老年人在社會上的威信很高，在各種場合裏都受到後輩的尊敬。人們不論彼此是否認識，都有互相幫助的義務，某家生活上有困難，屯裏的人都設法幫助解決。家裏殺牲時都分送給鄰居和親友共享。狩獵或捕魚回來，所有在路上碰見的人都分贈他們一份。家裏來了客人即使生活貧困，也樂於設法款待。直到如今，這種尊老愛幼、團結互助、熱情好客的良好習尚在達斡爾族中依然蔚然成風。
“阿涅節”是達斡爾族最盛大的傳統節日，相當於漢族的春節。從進入臘月開始，人們便開始為春節而忙碌，準備過年用的各種食品。臘月二十三，過小年，晚上要祭灶王爺。臘月三十，為了紀念逝去的長輩和親友，通常要祭祖、掃墓。除夕夜，在大門外點燃篝火，全家人匯集在一起，吃團圓飯，通宵守歲。手把肉是家家必吃的年夜飯。人們把煮熟的帶骨肉拿在手上，用刀子割成小塊，蘸韭菜花、白菜末和鹽一起吃。吃時熱氣騰騰，香味撲鼻，堪稱人間美味之上品。正月初一，人們一早就梳洗打扮，先給本家長輩請安、敬煙、磕頭，然後是在村屯中挨家挨戶地拜年。正月十六為黑灰日，老人們提前起床，往未起床的兒女臉上抹一點鍋底灰，隨後人們走上街道，往同伴的臉上抹灰，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抹得黑乎乎的，作為吉利的象徵。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達斡爾族創造了豐富燦爛的文化藝術。
達斡爾族有極為豐富的民間文學。包括神話、傳説、民間故事、諺語、謎語、祝讚詞、民歌和民間舞蹈歌詞在內的民間文學作品，不僅題材廣泛，而且其內容豐富，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達斡爾族人民物質生産和社會生活、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內容，也是其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藝術再現。
民間故事是達斡爾族民間文學作品中數量最豐富的一種體裁。有人物故事，例如《阿波卡提莫日根》、《德布庫的傳説》；有動物故事，例如《套嘎沁脫險》；有生活故事，例如《阿拉塔尼莫日根》，有薩滿故事，例如《尼桑薩滿的傳説》、《德莫日根和齊尼花哈托》；有“莽蓋”故事，例如《去殺莽蓋》、《天神戰勝莽蓋》。“莽蓋”在我國北方各民族民間文學作品中經常以反面典型的面目出現，是一個半人半獸、肢體龐大、形象怪異的害人巨魔，也是自然力和社會惡勢力的代表。與“莽蓋”進行鬥爭的故事，寄託了達斡爾族人民征服自然、戰勝惡勢力的強烈願望。
神話是達斡爾族民間文學作品中産生最早的民間文學體裁之一。有些神話反映了達斡爾人對自然的探索以及對天體的認識。古代的達斡爾人認為天體是圓的，由大地上的仙鶴用一隻腳支撐著。當每隔三年仙鶴換一次腳時，大地便會發生地震。《天為什麼下雨和降雪》中講：人類食用的油和面是由天神“騰格日”賜給的，由於人們對食物不珍惜，天神便不再供給人類油和面，只給下雨和降雪。這則神話反映了古代達斡爾人的天體崇拜觀念和薩滿教信仰。有些神話講述人類的起源，如天神下凡、捏泥土造人的經過，其情節與漢族的女媧摶土造人神話頗為相似；有的神話講述了仙女與獵人成親並繁衍後代的瑰麗幻想，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有的神話講述了人與動物結合併生兒育女的神奇故事，充滿了圖騰主義的意味。
民間傳説是達斡爾族文學作品中較為豐富的種類之一，有關於民族、部落和氏族源流、歷史人物和事件、鄉土風俗和文物古跡的來歷等多方面的民間傳説。《薩吉哈勒迪汗的傳説》是一則歷史傳説，講述了達斡爾先民之部長薩吉哈勒迪汗兵敗後率眾北遷的歷史過程，這與遼朝滅亡以後一部分契丹人北遷的史實相吻合。從中外的文獻記載來看，達斡爾人北遷後確實過著農獵兼容的生活，這和傳説中的“以種田打獵為生計”也可以互相印證。這類歷史傳説為後人了解早期達斡爾人的物質生産和社會生活情況提供了一把金鑰匙，其史料價值頗高，往往可以和它本身所蘊含的文學價值相媲美。《吃鹿胎的傳説》和《獾子油的傳説》分別講述了達斡爾族獵人在長期的生産和生活實踐中發現鹿胎和獾子油藥用價值的經過，同時也説明，隨著狩獵經濟的延續和發展，人們對野生動物價值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烏欽”是流傳在達斡爾族民間的一種吟頌體韻律詩，多以四行詩為一段，講究押頭腳二韻和句式對稱，結構嚴謹，用詞凝練簡潔，吟頌起來音律和諧，富有音樂節奏感。“烏欽”的內容豐富多彩，有反映生産勞動的“烏欽”，例如《少郎與岱夫》、《在兵營》等；有反映社會生活的“烏欽”，例如《酒歌》、《赴甘珠爾廟會》、《悔人歌》等；也有反映宗教信仰的“烏欽”，例如《祭祀歌 》等。總的來看，“烏欽”比較全面地表達了達斡爾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客觀真實地再現了達斡爾人的生産和生活狀況，是達斡爾族人民的文學藝術瑰寶。
達斡爾族的民間音樂曲調優美，動人心弦，而且具有獨特鮮明的民族風格和藝術表現手法。由於受生産方式、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和語言特點的影響，達斡爾族音樂的調式和旋律均有獨特的風格和特點。在達斡爾族的民間藝術寶庫中，民間歌曲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達斡爾族音樂的風格和特點，也比較集中地體現在民間歌曲方面。其民歌具有節拍嚴整，結構方整，句讀明晰的鮮明特點。其調式建立在五聲音階基礎之上，其中以宮調式民歌的數量為最多。這體現出達斡爾族人民堅強明朗的性格和樂觀向上的民族精神。其次是徵調式民歌以及羽調式民歌，二者的數量大體相同，雖然在數量上沒有宮調式民歌多，卻具備了達斡爾族音樂優美別致、剛健明亮的基本特點。在達斡爾族的民歌中，只有在民間舞蹈歌“哈肯麥”中才有商調式，因此其數量很少。商調式民歌音調淳樸委婉，節奏柔和平緩，因此，大多具有小調色彩。角調式民歌節奏明快，句讀清晰可辨，在過去大多用於歌唱祭祀神靈，因此角調式民歌僅見於薩滿歌曲中而數量最少。
達斡爾族傳統民歌多具有短小精悍、樸素簡明的特點。有些民歌的詞雖然是多段的，但是它的音樂結構卻是由一句、二句或四句組成的。例如，《青蛙誇口》就是由一句組成的民歌，它靠樂節的多次反復完成樂思。
達斡爾族民歌的內容十分豐富，幾乎涉及到達斡爾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生活、生産勞動、精神文化、風俗習慣等都在民歌中有所反映。從體裁上劃分，達斡爾族民歌大致可以分為“扎恩達勒”（山歌）、“哈肯麥”歌曲（舞蹈歌）、“烏欽”（敘事歌曲）、“雅達幹伊若”（薩滿歌曲）以及遊戲歌、儀式歌等。其表現內容、調式結構和旋律各具特點。
古往今來，達斡爾人有著圍繞篝火集體跳舞的傳統習慣。這種民間舞蹈，達斡爾人稱之為“路日給勒”（魯日歌樂）。“路日給勒”的表演形式，開始時多為二人相對慢舞，中間為表演性的或敘事性的穿插，結尾是高潮迭起、活潑歡快的賽舞。“路日給勒”的舞蹈動作十分豐富，僅上身舞姿就多達二十余種，有表現摘豆角、提水、洗臉、梳頭等生活場景的寫實動作，有鷹飛、熊鬥、虎跳等模倣鳥獸習性及特徵的舞蹈動作，有上拍手、雙搭肩、單蓋手等抒發思想感情的舞蹈動作。傳統的“路日給勒”無器樂伴奏，由表演者用高亢洪亮、此起彼伏的呼號聲或節拍鮮明嚴整的民歌伴舞。常見的呼語性襯詞有“阿罕拜、阿罕拜”、“哲黑哲、哲黑哲 ”、“德乎德乎達”、“哈莫、哈莫”等數十種。而有些用於伴唱伴舞的呼號聲顯然與生産勞動密切相關，例如“哈莫”（熊的吼聲）、“格庫”（布穀鳥的叫聲）、“珠喂”（呼喚鷹的聲音）等。這些呼語性襯詞的使用不僅增強了舞蹈動作的節奏感，而且起到了渲染氣氛，抒發情感的良好藝術效果。
達斡爾族舞詞的種類也有很多，如《魚》、《鹿》、《齊尼花如》、《美路列》、《過河摘野菜》等，反映了達斡爾族獨具特色的審美觀念和渾厚真摯的思想感情。達斡爾族的傳統舞詞以二拍或四拍居多，也有三拍或六拍乃至五拍者，但是在節奏上大都要求對稱統一，便於舞蹈。在達斡爾族人中，薩滿舞也曾廣為流傳。在請神治病、預祝豐收或舉行氏族集會和宗教集會時，經常可以見到薩滿的舞蹈表演。薩滿舞有單面鼓和腰鈴伴奏，獨具特色。
在達斡爾族婦女中流行著一種民間樂器——“木庫連”，它的構造簡單，但很嬌嫩，她們從來不借給人使用。後來漸漸在男人中也出現了“木庫連”彈奏手，但技藝仍超不過婦女。每當吃罷晚飯，特別是恬靜的夜晚來臨、百鳥歸巢的時候，年輕美麗的姑娘三三兩兩便出現在窗前、樹下或者溪水旁，彈奏起“木庫連”。悠揚悅耳的“木庫連”劃破寂靜的夜空，飄到她們情人的耳朵裏。情人立即彈奏起“木庫連”來表達愛情，多數達斡爾族男女青年就是通過“木庫連”談情説愛的。
達斡爾族是一個熱愛體育運動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多種多樣的體育與遊藝項目，如騎馬、摔跤和射箭等，為豐富祖國的體育文化寶庫作出了貢獻。其中，“貝闊搭日克貝”（曲棍球比賽）在達斡爾族的體育項目中佔據著首要位置。無論是少年兒童，還是中年男子，均以打球為樂。無論是在節日期間，還是在氏族集會上，都可以見到達斡爾人打曲棍球的熱鬧情景。傳統的曲棍球比賽一般在村屯中寬敞的街道上進行，場地寬約十幾米，長約幾十米，中間劃一道界線，為發球位置。兩端的球門分別被稱為“阿那格”（狩獵營地）和“耶熱”（野獸洞穴），這不僅説明曲棍球運動的起源與狩獵活動息息相關，而且也説明曲棍球運動的古老。在比賽時，參賽雙方各派數名或十幾名選手參加，每隊設守門員一名，其餘的選手為前鋒和後衛。在中線處發球，以打入對方營門多者為勝。比賽用的球棍叫“貝闊”，長約1米，用幼柞樹或彎曲的水曲柳製成，彎曲的根部為擊球部位。球叫“撲列”，分為毛球、木球和火球三種。毛球用獸皮縫製，輕軟有彈性，適於兒童們使用。木球用杏樹根製成，堅硬結實，由青少年和成年人使用。火球用樺樹上硬化的真菌疙瘩製成，內裝松明等易燃物，燃後經久不熄，供夜間比賽時使用。
達斡爾族同其他阿爾泰語系各民族一樣，主要信奉薩滿教。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達斡爾人雖然受到過喇嘛教、道教和天主教的影響，並且也有人供奉過漢地的關帝神、娘娘神等神靈，但是這些外來的宗教和神祗均不足以破壞薩滿教的完整性和獨立性，更沒有動搖傳統的薩滿教在達斡爾人精神文化中的原有地位。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後，薩滿教仍是居住在不同地區的達斡爾人共同信仰的宗教。
在達斡爾語中，主持宗教活動的巫師通常被稱作“雅達幹”。由於漢語音譯的不同，“雅達幹”一詞又出現了“亞德幹”、“亦都罕”、“耶德根”等種種不同的寫法。信教的人們相信，雅德幹是神的代言人和人的保護者，他們具有特殊品格和神奇本領，能夠通神，為族眾求神驅鬼、占卜祭祀及消災祈福。雅達乾沒有特殊地位，不脫離生産，平時參加生産勞動，有事則替人跳神治病，主持宗教禮儀和祭祀活動，雅達乾沒有寺院廟宇之類固定的宗教活動場所，也沒有形成統一的宗教組織，始終保持著自然宗教原始古樸的特徵。
達斡爾族的薩滿教，尚保留著原始氏族社會的鮮明烙印。在達斡爾人中，每個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薩滿，叫“斡卓爾雅達幹”。這類巫師領有氏族祖先神，有法衣和神鼓等宗教用具。當疾病、家宅不安寧、孕婦難産、人死後沒有留下遺言等事發生時，薩滿便負責“轉達”神靈的幫助。“斡卓爾巴爾肯”是達斡爾族以氏族等血緣團體為單位供奉的祖神，以布剪成人形為偶像，供于西窗之下，平時不擺設供品。逢年過節之時，都要燒香上供，臘月三十晚上用豬肉或狍子肉、蕎麥米粥和酒獻祭。
達斡爾人供奉的神靈，其種類和數量是很多的。有與農業相關聯的“嘎吉日巴爾肯”（土地神）、“巴那吉音”（土地神），有與畜牧業息息相關的“吉雅其巴爾肯”（富畜神），也有與漁獵經濟密切相關的“畢日給巴爾肯”（河神）、“白那查”（山神）和“巴特何巴爾肯”（獵神）。這些神靈的存在，不僅説明薩滿教具有多神教的特點，而且也反映出達斡爾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和偶像崇拜等傳統信仰。
發展現狀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達斡爾族和東北各族人民一道徹底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1946年1月，莫力達瓦獲得了解放，黨和人民政府在當地建立了布西旗人民政權，達斡爾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一起實現了當家作主的權利。同年3月，布西旗改稱莫力達瓦旗。1947年，農業區進行了土地改革，牧區也實行牧場公有，放牧自由。在20世紀50年代，根據達斡爾族人民的願望，先後在達斡爾族聚居區建立了臥牛吐（齊齊哈爾市郊）、瓜爾本設爾（新疆塔城縣）等7個達斡爾民族區（鄉）。據2003年統計，全國的達斡爾族鄉（鎮）有10個，即內蒙古自治區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塔拉達斡爾族鄉、扎蘭屯市達斡爾族鄉，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梅裏斯區臥牛吐達斡爾族鎮、莽格吐達斡爾族鄉，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杜爾門沁達斡爾族鄉，富裕縣友誼達斡爾族滿族柯爾克孜族鄉、塔哈滿族達斡爾族鄉，黑河市愛輝區坤河達斡爾族滿族鄉，孫吳縣沿江達斡爾族滿族鄉，新疆塔城市阿西爾達斡爾族鄉。這些民族鄉（鎮）的建立，進一步保障了居住在散雜居地區達斡爾族的權益。特別是1958年8月15日，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進一步實現了達斡爾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從而揭開了達斡爾族歷史發展的新篇章。
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是我國唯一的達斡爾族自治旗，也是全國僅有的三個少數民族自治旗之一。總面積為10386.68平方公里，下轄11鎮6鄉，共有220個行政村，841個自然屯。除達斡爾族外，旗內還居住著漢族、滿族、蒙古族、鄂溫克族、朝鮮族等十幾個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和睦共處的地方。為了全面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充分保障少數民族的政治權利，內蒙古自治區人大於1997年5月31日頒布了《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自治條例》，為達斡爾族人民更好地管理本民族的內部事務，充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法制環境。
按照中央政府政務院頒布的《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的有關規定，1952年7月，中共黑龍江省委、省人民政府決定，在龍江縣達斡爾族聚居的臥牛吐建立達斡爾族自治區。1956年9月，齊齊哈爾市政府決定，將原龍江縣劃過來的虎爾虎拉區、達呼店區、臥牛吐達斡爾族自治區以及榆樹屯等4個農村區合併，成立縣一級的梅裏斯達斡爾族區人民政府。梅裏斯達斡爾族區是我國現有的五個城市民族區之一，也是我國唯一的達斡爾民族區。
新中國成立並在達斡爾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以來，為了改變達斡爾地區貧困落後的面貌，黨和國家大力支援達斡爾地區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達斡爾族人民也發揚了團結奮鬥、艱苦創業的精神，達斡爾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變化，達斡爾族人民生活大有改善。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達斡爾族的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農業經濟走上了“以糧為綱”的生産軌道，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農業生産技術不斷提高，農作物産量不斷增加。莫力達瓦旗是一個典型的農業旗縣，素有“大豆之鄉”的美譽。1978年，全旗糧食總産量突破1億斤。1983年被國家商業部確定為商品糧生産基地縣。1985年，該旗在上交國家商品糧、大豆總産量和糧食商品化率三個方面名列內蒙古自治區第一位。1989年，該旗又跨入全國糧食生産百強縣的行列。到2002年，莫力達瓦旗糧食總産量達到12.42億斤，是1978年1.37億斤的9.07倍，是1958年0.859億斤的14.46倍，是1949年0.575億斤的21.6倍。2005年，莫力達瓦旗生産糧食16.3億斤，再創歷史新高。黑龍江省的達斡爾族在農業産值、糧食産量和農民人均收入等方面也保持著穩步發展的良好局面。2005年，黑龍江省36個達斡爾族村的總播種面積達到36107公頃，其中種植糧食作物26881公頃，産糧113729噸；種植綠色特色經濟作物6831公頃，産量為8729噸；實現農業收入17062萬元，約佔全年總收入的39.16%。
畜牧業生産發展迅速。2005年，黑龍江省的達斡爾族村共飼養奶牛34142頭，飼養肉牛9351頭，飼養生豬41100頭，飼養肉羊40343隻，生産商品鮮奶74546噸，生産肉類3119噸，完成牧業産值19021萬元，佔全年總收入的43.66%。從總體上看，在黑龍江省農村達斡爾族的經濟結構中，畜牧業收入已經遠遠超過農業收入而居第一位，畜牧業也因此成為其主要的生産部門。近年來，莫力達瓦旗大力推行特色畜牧業戰略，構建了奶牛、肉牛、大鵝和細毛羊四大基地。2004年，牲畜存欄114.5萬頭（只），大鵝飼養量達120萬隻。2005年，全旗牧業年度牲畜存欄達到了200.3萬頭。
達斡爾族的工業經濟從無到有，由小變大，健康穩定地發展起來。莫力達瓦旗的工業更是從零起步，到1958年，已發展起土糖、印刷、木工等10余家作坊式的工業企業。改革開放以後，莫力達瓦旗的地方工業迅速發展起來，生産領域擴大到食品加工、化工、建材、印刷、釀造、冶金、電力供應、供水、供熱等諸多行業，工業企業增加到40多家，涌現出巴特罕、豆都、蒙興、蒙鵝等龍頭企業，培育出巴特罕啤酒等拳頭産品，工業資産總額也由改革開放之初的幾千萬元增加到4億多元。巴特罕工業園區、紅彥工業園區的建立，為莫力達瓦旗工業的騰飛創造了條件。2005年，全旗規模以上工業完成産值6.23億元，出現了工業經濟高速增長、企業效益逐步提高的良好發展態勢。
改革開放以後，以商貿、餐飲、娛樂、旅遊服務為主的第三産業也獲得了快速發展。旅遊開發不僅成為達斡爾族經濟新的增長點，而且成為達斡爾族經濟結構中的朝陽産業。達斡爾族聚居的嫩江兩岸，山川秀美，景色宜人，具有發展旅遊業的區位優勢和特色資源優勢。民族風情濃郁的中國達斡爾民族園、歷史悠久的金長城遺址、神秘的清代古墓、瑰麗神奇的莫力達瓦山以及集民族村、生態村、文明村、旅遊度假村于一體的拉哈新村，均是人們休閒度假的好去處，其中金長城還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改革開放以後，達斡爾族聚居區的水利、交通、郵電、通訊和電力建設發展迅速。在水利建設方面，莫力達瓦旗先後興建了團結灌區、漢古爾河灌區、阿興灌區和新發水庫、永安水庫以及漢古爾河百里防洪大堤、尼爾基嫩江防洪大堤等一些重點水利工程，鞏固了農業的基礎地位。于2001年8月動工的尼爾基水利樞紐工程，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工程，具有防洪、灌溉、供水、發電、航運、環保、魚葦養殖、旅遊開發等綜合效益。建成後，511平方公里的巨大湖面將成為東北地區最大的人工湖。在交通方面，無論是齊齊哈爾市郊，還是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和海拉爾一帶的達斡爾族聚居區，公路交通和水路航運四通八達，人們外出求學、探親訪友、出差旅遊、運送貨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到2005年，該旗已建成以尼爾基鎮為中心，以111國道為主動脈，四通八達的公路運輸網，公路通車總里程825公里，開通客車班次500多個，實現了全旗所有行政村全部通客車的目標。新建的嫩江大橋、博榮大橋和3400平方米的客運中心大樓等基礎設施，進一步改善了當地的交通環境。在郵電通訊方面，莫力達瓦旗現有郵電支局(所)24個，郵路里程 1978公里，實現了村村通郵。自1994年開通程控電話一直到2005年，全旗固定電話用戶達到32500門，各鄉鎮和各行政村，先後實現了通訊交換程控化、傳輸光纜化。隨著郵政、通訊事業發展的日臻完善，移動電話網絡已覆蓋全境，互聯網用戶逐年遞增。在電力建設方面 ，莫力達瓦旗于1963年結束了柴油發電機供電的歷史，開始由東北電網供電，現建有110千伏輸變電站1座 ，35千伏輸變電站3座。1994年全旗各鄉鎮全部入網通電，到2005年，自然屯通電率達 99.6%。
隨著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達斡爾族人民的城鄉居民收入顯著增加，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2004年，莫力達瓦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3年的6044元增加到6701元，增長10.8％；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052元增加到2451元，增長132.9％。2005年，黑龍江省36個達斡爾族村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606元，比2002年增長26.38%。可以説，是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使達斡爾族人民過上了幸福安康、富足祥和的新生活。
黨和政府對達斡爾族文化事業的發展極為重視，在達斡爾族聚居地區建立了公共圖書館、文化站、電影院、體育館和青少年宮。同時，收音機、電視機也相繼走進達斡爾族千家萬戶，極大地豐富了達斡爾族群眾的業餘文化生活。1955年，莫力達瓦旗建立了廣播站。1987年，在尼爾基鎮建立了電視衛星接收站。2005年，全旗有調頻廣播發射臺、有線電視臺和電視發射臺各1座， 衛星地面接收站臺240座，廣播電視覆蓋率達到90%以上。
達斡爾人聚居的莫力達瓦旗歷來享有“曲棍球之鄉”的美譽。新中國成立後，傳統的曲棍球運動在達斡爾族居住的城鄉得到了廣泛的開展，並被列為國家正式的體育比賽項目。1975年，莫力達瓦旗成立了以達斡爾族運動員為主的業餘曲棍球隊，這是全國最早建立的縣級地方球隊，也是我國第一支專業曲棍球隊。該曲棍球隊在全國性比賽中多次奪得冠軍。1982年，以達斡爾族球員為主力隊員的中國曲棍球隊，在巴基斯坦舉行的第一屆亞洲盃曲棍球比賽中奪得第三名，在國際曲壇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紅旗，為祖國爭得了榮譽。1989年，國家體委將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命名為“曲棍球之鄉”。
莫力達瓦旗烏蘭牧騎自1959年成立以來，常年深入鄉村演出，為豐富當地各族群眾的業餘文化生活做出了貢獻。1983年，該烏蘭牧騎被評為“全國先進烏蘭牧騎 ”，1997年，又分別被評為內蒙古自治區“十佳烏蘭牧騎”和“全國十佳烏蘭牧騎”，並多次受文化部、國家民委委託，到國內各地以及俄羅斯、朝鮮等國家慰問演出。
新中國成立後，達斡爾族的文化工作者蒐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間文化藝術，創造了一批群眾喜聞樂見的新的音樂、舞蹈節目，同時也培養了一支達斡爾族文藝工作者隊伍。由達斡爾族思勤孟和創作、用達斡爾族演員演出的大型話劇《巴騰寶》（達斡爾語，意為能手），真實地反映了達斡爾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配合東北抗日聯軍進行抗日救國的光榮歷史，表現了達斡爾族的英雄氣概。改革開放以後，以達斡爾族歷史與文化為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和歌劇創作日益增多。遼寧歌劇院1978年演出的歌劇《佐領的女兒》和1979年拍攝的電影《傲雷•一蘭》，都反映了17世紀沙俄侵略我國東北邊疆時，達斡爾族人民奮起抗擊侵略者的鬥爭事跡，是以達斡爾族人民反帝愛國為題材的優秀作品。
達斡爾族的教育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達斡爾族居住的村屯相繼建立了一些小學，在達斡爾族聚居的城鎮一般都設有中學。1947年，莫力達瓦旗共設有初級小學95所，初高兩級小學10所，普通中學1所。經過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的發展，達斡爾族已經形成了從學前教育到成人教育、從基礎教育到職業教育共同繁榮發展的較為完備的教育體系。據2000年統計，莫力達瓦旗現有各級各類學校337所，有在校生5萬餘人，達到了鄉鄉有初中、村村有小學的目標，義務教育網點覆蓋率達到100%。
新中國成立前，達斡爾族地區疾病叢生，瘟疫蔓延，尤其是莫力達瓦山區“克山病”發病率很高，給達斡爾族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嚴重地影響了人口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達斡爾族的衛生事業長足發展，醫療體系逐步健全，農村三級醫療預防衛生保健網覆蓋率達100%。2003年，莫力達瓦旗有衛生機構62個，床位564張，從事醫療衛生的各類人員有785人，其中，執業醫師174人，執業助理醫師115人，註冊護士102人，藥劑人員62人，檢驗人員37人，管理人員78人，工勤人員55人，其他162人。隨著經濟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達斡爾族出現了人丁興旺的新氣象。
尼爾基鎮的發展變化是達斡爾族地區五十年曆史巨變的一個縮影。作為莫力達瓦旗政府所在地，這座美麗的城鎮在達斡爾族民歌中享有“明珠”的美譽。在新中國成立前，尼爾基只有一些簡陋的茅草房和為數不多的磚房，市政建設極其落後。如今，一座座聳立的樓房拔地而起，巴特罕大街、一蘭廣場、通福音樂廣場的興建，使尼爾基出現了樓房林立、街道平整、市容整潔、交通便利、通訊快捷、商品流通順暢、人民安居樂業的嶄新面貌，並一舉跨入六星級文明鎮的行列。鎮內不僅有新興建的工業小區，還有文化館、圖書館、電影院、新華書店、博物館、公園、體育館等各類文化、娛樂、體育設施，群眾性的文體活動和業餘生活豐富多彩。廣播、電視覆蓋率100%，有線電視入戶率達95%以上。經濟和社會事業的迅速發展，使當地群眾過著安定祥和、富裕快樂的美好生活。尼爾基為達斡爾語，意為“繁榮”。新中國成立後，尼爾基鎮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和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的日新月異，才使尼爾基真正體現出她名字的含義。現在，達斡爾族人民正為創造一個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美麗的明天而努力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