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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逆流的來龍去脈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6年04月26日 10時10分   來源:《解放軍報》
  島內絕大多數民眾不贊成“台獨”,國際社會不支持“台獨”,包括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絕不坐視“台獨”,“台獨”註定是一條沒有任何前途的死路。

  “台獨”即“台灣獨立建國”的簡稱,其産生有著複雜的國際及國內因素。在台灣島內外,主張“台獨”的分裂勢力也有一個較長的發展演變過程。90年代以來,由於李登輝逐步推行以“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核心的分裂路線,並利用手中權力對“台獨”勢力極力縱容與扶持,使得“台獨”勢力惡性膨脹,發展成為一股阻礙兩岸關係發展與祖國和平統一的反動逆流。但是,島內絕大多數民眾不贊成“台獨”,國際社會不支持“台獨”,包括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絕不坐視“台獨”,“台獨”註定是一條沒有任何前途的死路。

  “台獨”是在二戰後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個“怪胎”

  “台獨”是在二戰後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個“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時。當時,日本部分駐臺少壯派軍官以“天皇投降詔書有假”為藉口,糾集一些台灣親日士紳,共同策劃“台灣獨立自治運動”,企圖憑藉日軍在台灣尚存的實力,建立“第二個滿洲國”。但是,由於當時日本台灣總督兼駐臺日軍司令安藤利吉考慮到難以成功而出面勸阻,上述圖謀才未能付諸實施。

  台灣光復後,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由於國民黨在台灣實行專制和殘暴統治,使得台灣同胞普遍對國民黨政權産生反感。在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動下,一部分人將反對國民黨的情緒逐漸轉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國大陸上來,島內開始有了“台獨”的溫床。

  在美國一些人的積極支持與培植下,出生於日據時期“高級臺人”家庭、擁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開始在台灣、上海和香港等地散佈“台獨”思想,組建“台獨”組織,成為當時“台獨”勢力的頭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聯合國秘書長賴依等遞交請願書,要求“台灣獨立”、“公民投票”及“聯合國託管台灣”。但廖的上述活動遭到了在港的台灣愛國組織的堅決反擊,也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廖無法在港立足,只得轉往日本。

  廖到達日本後,在日本右翼勢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賣力地鼓吹“台獨”,日本也逐漸成為“台獨”勢力的大本營。1949年,廖在日本發表《台灣發言》,系統而露骨地拋出“台獨”主張。1951年,廖在其原來控制的“台獨”組織基礎上,大力吸收從台灣島內逃出來的“台獨”分子,拼湊出“台灣民主獨立黨”。該黨公開標榜“親日”,主張台灣先在聯合國“託管”下實行“高度自治”,然後再建立“獨立、中立的台灣國”。

  1955年,廖又進一步結合其他“台獨”團體,宣佈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會議員”,此後又炮製了所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總統)”。但是,這個“臨時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紀年,“國旗”實際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陽旗上再加個月亮,“皇民化台獨”的真面目暴露無遺。

  60年代,由於在日“台獨”勢力內部派別橫生、互相傾軋,一部分人還脫離廖而另立門戶,致使廖處境艱難。國民黨情治單位乘機加緊對廖進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開宣佈放棄“台獨”主張、解散“台獨”組織,並返回台灣。廖的上述舉動,使得“臨時政府”名存實亡,在日本的“台獨”勢力遭受重挫,並逐步趨於式微。

  “台獨”勢力從海外向島內發展,島內“台獨”勢力開始有了立足之地

  50年代中期開始,以台灣赴美留學人員為基礎的美國“台獨”組織就逐漸發展起來。1958年,旅美的臺籍人陳以德等在美國正式成立以“台獨”為宗旨的秘密組織——“台灣獨立聯盟”。1961年,陳以該聯盟主席的身份,選擇“二·二八”當天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公開鼓吹“台獨”。

  1966年,美國、加拿大的“台獨”勢力宣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70年,美、日、加及歐洲等地的“台獨”團體共同在美國成立所謂的“全球台灣人爭取獨立聯盟”(簡稱“台獨聯盟”),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台獨”骨幹分子,標誌著美國已取代日本成為“台獨”活動的中心。

  此後,成立於1974年、曾經擁有10萬餘會員的“世界台灣人同鄉會”(簡稱“世臺會”)的領導層也逐漸為“台獨”分子所把持,實際上淪為“台獨”的外圍組織,使得“台獨”思潮通過同鄉會的網絡、以富有欺騙性的“台灣意識”為包裝,在旅外臺胞中得到傳播與擴散。

  70年代起,作為海外“台獨”勢力的主導力量,“台獨聯盟”一直主張“暴力路線”,曾在美國、台灣等地製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動。1970年4月24日,該聯盟派出的殺手黃文雄、鄭有才,借蔣經國訪美之機向行進中的蔣連開兩槍,但因過分緊張而未能擊中目標,蔣經國僥倖逃過一劫。這一事件不僅令一直暗中縱容“台獨”活動的美國反華勢力非常尷尬,也引發了“台獨”勢力的內部爭議,導致當時的“台獨聯盟”主席引咎辭職,部分狂熱分子退出該組織。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動的“台獨聯盟”重新進行了一次改組,正式定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並延續至今。

  與此同時,台灣島內的“台獨”活動也開始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國民黨當局對“台獨”進行堅決打擊,破獲了多起案件,使得島內“台獨”勢力難以集結,始終不能形成氣候。1964年,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判刑。1970年,彭刑滿釋放後在美國特工及島內“台獨”勢力的協助下逃出台灣,經瑞典進入美國。彭在美國連續舉行演講會,宣傳“台獨”主張,對於海外“台獨”勢力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彭也因炮製出體系較為完整的“台獨”理論而被奉為“台獨之父”。

  70年代之後,隨著擁有不少信徒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領導權為“台獨”分子所掌控,並相繼發錶帶有“住民自決”色彩的聲明,甚至公開提出要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島內“台獨”勢力開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標誌著“台獨”勢力在島內的集結與發展的則是台灣“黨外反對勢力”的崛起。“黨外”原係對台灣非國民黨籍人士的泛稱,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隨著非國民黨籍人士在各級選舉中不斷得勢並開始集結,“黨外”一詞被大量使用,逐漸成為無黨籍人士中“政治異議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稱號。雖然“黨外反對勢力”的政治態度、統獨觀念不盡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濃厚“台獨”思想。

  70年代末開始,部分“黨外”人士借選舉之機逐步拋出具有“台獨”傾向的主張。1978年底,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等五十多名“黨外”人士聯名發表《國是聲明》,聲稱“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公開提出了“住民自決”的主張。1979年8月,黃信介、施明德、許信良、張俊宏、呂秀蓮等又創辦《美麗島》雜誌。以後,雖然這股勢力在年底的“美麗島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島內外的有利形勢恢復起來,併發展成為民進黨的前身。

  1983年,邱義仁、吳乃仁、洪奇昌等“黨外新生代”宣佈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該會在成立聲明和組織章程中明確載明“台灣未來應由1800萬住民決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雜誌更公開宣揚“台灣人民有權選擇獨立”。該派勢力後來也成為民進黨主要派系之一和激進“台獨”路線的代表力量。

  民進黨逐步發展最終蛻變成不折不扣的“台獨黨”

  1986年9月,“黨外”勢力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該黨成立後,即利用其可以進行公開、“合法”活動的有利地位,逐步發展成為島內“台獨”勢力的主導力量。不過,迫於當時仍處於“戒嚴”下的政治環境,而且主張統一勢力在黨內尚有一定影響,民進黨僅在創黨黨綱中延續“黨外”時期的“住民自決論”,宣稱“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

  1988年4月,民進黨召開二屆一次“臨時全會”。在“台獨”勢力的推動下,會議通過的“四·一七決議文”除重申“自決”主張外,還公然鼓吹“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為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而宣稱:“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雖然民進黨給“台獨”主張蒙上“四個如果”的薄薄面紗,但仍在“台獨”路上往前大大跨了一步。

  此後,在島內外形勢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獨”分子紛紛返臺,民進黨內的“台獨”氣焰越來越囂張,加快了走向“台獨”的步伐。1990年10月,民進黨在“四屆二全”大會上通過了被稱為“一零零七決議文”的“台灣主權決議案”,提出:台灣“主權事實上不及于中國大陸與外蒙古”,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島內一家報紙就此評論道,“民進黨‘住民自決’的綱領已正式化為‘台灣獨立’訴求,民進黨實際上已脫去外殼,蛻變成了‘台獨黨’”。

  但民進黨內的“台獨”勢力並不就此滿足。1991年8月,該黨主導召開了所謂“人民制憲會議”,通過了“台灣憲法草案”,首次明確提出要“建立台灣共和國”。幾天后,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決議,確認“台灣憲法草案”,並以此作為該黨參與年底“二屆國代”選舉候選人的“共同政見”。同年10月,民進黨將原黨綱中主張“住民自決”的文字刪除,悍然將“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暨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的文字納入黨綱,明確將“建立台灣共和國”作為其“奮鬥目標”,表明民進黨已最終蛻變成不折不扣的“台獨黨”。自此以後,民進黨內已“沒有不主張台獨的自由”。

  李登輝是“台獨”勢力惡性膨脹的保護傘

  島內“台獨”勢力之所以能在近年來得到惡性膨脹,李登輝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李登輝主政後,與“台獨”勢力相互勾結與利用,成為“台獨”分子最大的保護傘。過去,為了防堵海外“台獨”分子回臺鼓吹分裂,國民黨將其骨幹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單”(“台獨”分子稱之為“黑名單”),並禁止島內任何公職人員參加已為“台獨”分子把持的“世臺會”年會,更不允許“世臺會”在臺舉行任何活動。但李登輝上臺伊始,便允許“世臺會”于1988年8月在島內召開年會,使得大批長期不能進島的海外的“台獨”分子乘機返臺,會議公開通過六項“政治決議”,宣稱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此後,這些人更發起了“突破黑名單,爭取返鄉權”運動。到1991年底,海外“台獨”勢力的代表力量“台獨聯盟”即基本實現了“遷盟回臺”計劃,並集體加入民進黨,成為該黨內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獨”與“洋獨”實現合流。1992年5月,臺“立法院”通過“刑法100條”修正案,“台獨”勢力獲得言論與結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獨”首要分子陸續獲釋。

  李登輝還以推行“政黨政治”為藉口,壓制黨內的反“台獨”力量,甚至公開提出“奶水論”,即要為民進黨成長壯大提供營養。1990年10月,民進黨準備提出“一零零七決議文”,國民黨內及社會上均有應對此“依法處理”的強烈呼聲,民進黨一度陷入被動處境。但李登輝適時派人與民進黨“辟室密談”,為其出謀劃策,讓該黨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對內容作適當調整,李登輝以此壓住臺當局內部的反對聲浪。

  1991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後,引發了台灣社會普遍的“憤慨、不安與焦慮”。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有人提出對此案的處理意見,但李登輝不僅以“執政黨不是法院”為藉口表示反對,反而誣稱“台獨是中共逼出來的”,為民進黨搞“台獨”百般辯解。這使得臺當局內部主張打擊“台獨”的力量無法下手。

  李登輝還積極落實“台獨”主張,做了“台獨”分子無法做到的事,為“台獨”勢力壯威打氣。民進黨很早就推動“實質制憲”運動,李登輝就從1991年起,與民進黨聯手進行了五次“修憲”,對“民意代表”及台灣當局領導人産生方式進行變更,以“憲政體制改變”為名行改造國民黨“法統”、建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相適應的“憲政架構”之實。民進黨一向主張台灣“加入聯合國”,李登輝便從1993年起連續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運動,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民進黨主張為“台獨”植根,建立“命運共同體”,李登輝就在思想、文化領域推行分裂路線,提出“生命共同體”、“新台灣人主義”等主張。一些“台獨”分子公開表示,李登輝曾多次直接或間接向民進黨領導層傳話,稱他講的兩岸統一都是假話,他“真正的目的與民進黨一樣,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這自然讓“台獨”分子更加猖狂、有恃無恐。

  由於李登輝大力推行分裂路線,並對“台獨”勢力持縱容與慫恿的態度,為民進黨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政治環境,因而,90年代以來,民進黨及“台獨”勢力得到惡性膨脹,逐漸發展成為可以對國民黨執政權構成嚴重挑戰的力量。去年,李登輝又一手造成國民黨分裂,並公開拋出“兩國論”,島內輿論直指李登輝是在“暗助民進黨”。在今年3月台灣大選進入關鍵階段時,李公開表示要“和平轉移政權”,其親信人馬更是一個個地跳出來,聲稱只有實現“政黨輪替”才能延續“李登輝路線”,結果李登輝暗中推動“棄連保扁”的傳言在基層廣泛擴散,為民進黨上臺起到了“臨門一腳”的作用。

  民進黨策略改變並不意味著其“台獨”立場的任何實質性調整

  對於島內“台獨”勢力的猖獗,祖國大陸一直密切關注,並提出了嚴正警告。1991年11月,江澤民主席指出,中國人民決不答應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搞什麼“台灣共和國”。國務院臺辦發言人也發表談話,對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表示嚴重關注,併發出警告: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絕不會容忍這一小撮“台獨”分子的倒行逆施,他們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玩火者必自焚。島內民眾也紛紛聲討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在這種強大壓力下,民進黨在當年年底的“二屆國代”選舉中遭到慘敗。自此,“台獨”即成為民進黨在選舉中的“票房毒藥”。為了騙取選票,民進黨不得不開始調整其激進的“台獨”主張。

  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島內“台獨”勢力欣喜若狂,聲勢上漲。在此情況下,祖國大陸果斷開展了反分裂、反“台獨”鬥爭,顯示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和能力,沉重打擊了“台獨”分裂勢力,直接導致代表民進黨參選的激進“台獨”勢力代表人物彭明敏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遭到慘敗,得票率創民進黨歷年來在重大選舉中的最低紀錄。

  在中國政府的震懾下,民進黨被迫推動以淡化“台獨”主張為核心的“政黨轉型”。1995年9月,當時的黨主席施明德在美國公開宣稱,“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獨”。在當年底的“三屆立委”選舉後,民進黨又與主張統一的新黨“擱置統獨爭議”,進行“大和解”,在“台獨”勢力內部引發很大爭議。

  1996年選舉慘敗後,民進黨內部圍繞敗選原因相互指責。彭明敏憤而成立“建國會”,公開表示“台灣要獨立建國,不能寄望於民進黨”,聲稱該會的成立就是對民進黨的“抗議與出走”。民進黨內一批“新生代”則針鋒相對地發起了“反對運動大辯論”,併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激進“台獨”勢力又反擊這份綱領“首先貶低台獨、模糊台獨、俗化台獨,甚至醜化台獨,然後脫下台獨舊衫”,“實際上就是‘反台獨宣言’”,導致兩派勢力的矛盾公開化。此後,激進“台獨”勢力加快組黨步伐,于當年10月正式成立“建國黨”,公開與民進黨分道揚鑣,“台獨”勢力內部發生分裂。a  “建國黨”成立後,因不得人心而在選舉中連吃敗仗,幾乎已名存實亡。而擺脫激進勢力掣肘的民進黨則加速進行“轉型”。1997年12月,黨主席許信良表示,“台獨黨綱只是歷史文獻”,民進黨若執政,處理兩岸關係“要由當時的國家政策決定,不是由黨綱決定”。1998年7月,在美國總統克林頓宣佈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的“對臺三不政策”的背景下,民進黨專門發表“七點聲明”,首次提出“任何改變台灣獨立現狀的要求”,須經“公投方式認可”,民進黨“不會輕易進行公投”。

  去年以來,祖國大陸開展了反對李登輝“兩國論”的鬥爭,並採取了一系列針對“台獨”勢力的舉措,發出了“台獨意味著戰爭,分裂就沒有和平”、“誰要是搞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的嚴正警告,在島內各界引起強烈震動。在此情況下,民進黨又進一步加大了“台獨”策略調整的力度。其推舉的所謂“總統”參選人提出“新中間路線”,宣稱“民進黨不能為台灣預設統獨立場,在台灣人民作出最後決定以前,無論是統、獨或其它第三種選擇,都應預留務實的彈性空間”。民進黨先後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及“中國政策白皮書”,在黨內正式文件中首度公開承認“中華民國”。在祖國大陸進一步增大壓力的情況下,其推舉的所謂“總統”參選人又宣佈,其若當選將不會宣佈“台灣獨立”、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搞“公民投票”,並會辭去黨內職務,退出黨務活動,以減輕島內民眾對民進黨上臺的擔心。

  必須看到,民進黨內部雖然多次出現修改“台獨黨綱”的聲音,但該黨一直沒有對其“台獨”立場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調整,在政黨“轉型”過程中也不斷出現搖擺與反復,表明該黨的政策調整不過是出於撈取選票的策略考慮,有很強的投機性,民進黨還是一個“台獨黨”。

  呂秀蓮充分暴露出“台獨”急先鋒的真面目

  最近一段時間,在台灣大選中以副手身份當選的呂秀蓮大放厥詞,十分露骨地鼓吹“台獨”主張,對一個中國原則進行危險的挑釁。

  為了實現“台獨”夢想,呂秀蓮很早就選擇了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作為“突破口”。1991年,她創立“台灣加入聯合國促成會”,在島內外不斷舉辦活動。1992年底,她在當選“立委”並進入“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後,更利用“合法”身份推動臺當局開展“加入聯合國”活動。此後,雖然李登輝接受民進黨的主張,開始推動“參與聯合國”,但呂秀蓮仍不甘寂寞,頻頻制定各種計劃,策劃宣傳活動,併為當局出謀劃策。今年2月,呂秀蓮還狂妄叫囂,“只要先打開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這兩扇大門,下一步距聯合國大門就不遠了”。

  呂秀蓮從1992年起就在國際上宣揚“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還異想天開地要到大陸宣傳分裂主張。1994年8月,她又在島內變本加厲地發起所謂“我的國家叫台灣”的“為台灣正名”請願活動,併發表公開信,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台灣早已不是中國領土”,首次提出了兩岸是“歷史遠親,地理近鄰”的奇談怪論。

  1995年4月,呂秀蓮竟然跑到一百年前《馬關條約》的簽約處——日本下關春帆樓,聲稱《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雖是中國的大不幸,卻是台灣人的“大幸”,發表了一通“幸虧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謬論,不僅背祖忘宗、認賊作父,也是對曾頑強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先民的極大污辱。呂秀蓮與五六十年代的“皇民化台獨”分子完全是一丘之貉,其醜態不堪入目,即使在當今的“台獨”勢力內部也屬罕見。

  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後,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嚴厲批判,國際社會也視李登輝為“麻煩製造者”,島內各界對此也交相指責,李登輝內外交困,處境極為被動。但是,呂秀蓮卻挺身而出,公開宣稱“兩國論是真理”,為李登輝打抱不平。對於臺當局後來被迫表示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呂秀蓮竟指責“滿朝文武皆是懦夫”,頑固堅持所謂“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分裂立場,擺出一副不顧一切的激進“台獨”姿態。

  台灣選舉後,呂秀蓮又無視島內民眾追求安定、和平及兩岸關係發展的主流民意,不斷胡説兩岸是“遠親近鄰”、“兩個華人國家”,叫嚷國際勢力“要立即插手台灣事務”,妄稱台灣人“是國共兩黨歷史恩怨的替罪羔羊”,企圖用惡毒的言辭挑動兩岸同胞的對立情緒,暴露出與全體中國人為敵的死硬“台獨”嘴臉。

  對於以呂秀蓮為代表的死硬“台獨”分子的猖狂進攻,中國政府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嚴正警告島內一切“台獨”分子,只有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對話、談判才有可能進行。談也好,不談也好,現在完全取決於台灣方面。不管什麼人,只要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繼續進行“台獨”活動,我們將堅決與之鬥爭到底。

  “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誰搞“台獨”誰就沒有好下場

  當前的台灣海峽局勢正處於關鍵時期。呂秀蓮公然跳出來製造麻煩,是繼李登輝“兩國論”之後又一次挑釁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重政治事件。必須看到,呂秀蓮的這一動向絕非只是其個人行為,她的身後還有一批極端的“台獨”分子,這些人錯估形勢,視民進黨上臺為實現“台獨”的絕佳機會,總要利用一切機會來興風作浪。

  作為台灣當局新領導階層的一員,呂秀蓮拋出激進的“台獨”主張,發出了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這表明,儘管一些“台獨”分子為了騙取選票,在台灣大選前極力掩蓋其“台獨”真面目,説了若當選要改善兩岸關係之類的言不由衷的話,擺出一副要與大陸溝通對話的“親善”姿態,但他們的“台獨”立場並未根本改變。“洗心”方能“革面”,這些人如不能審時度勢,面對現實,根本放棄“台獨”立場,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卻僅僅滿足於在“化裝”與“表演”上下功夫,“台獨”真相總會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島內在大選之後又出現了激進“台獨”勢力重新向民進黨靠攏的新動向。因此,我們必須對“台獨”勢力的未來動向保持高度警惕。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並承諾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處理與台灣的關係,“台獨”在國際社會沒有任何“生存空間”。中國政府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更明確指出,如果出現台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如果出現外國侵佔台灣,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中國政府只能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來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來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全體中國人民對“台獨”決不容忍、決不姑息、決不坐視。

  “台獨即意味戰爭,分裂就沒有和平”。在事關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動搖,也從來沒有含糊過。我們有最大的誠意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也有堅決阻止“台獨”及一切分裂活動的堅定決心和必要準備。如果島內“台獨”勢力膽敢鋌而走險,蓄意挑起事端,必將葬身於中國統一正義戰爭的火海之中。“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誰搞“台獨”,誰就沒有好下場。在這個問題上,“台獨”分子切不可存有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