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劉備的益州地區土地肥沃，物産豐饒，東漢末年遭受的戰亂也較中原為輕，故社會經濟比北方發展較快。蜀漢建國以後，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護理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農業灌溉。北伐曹魏之始，諸葛亮又先後在漢中一帶實行屯田制度，不僅減少了軍糧運輸，也促進了北方農業生産的恢復發展。蜀漢的手工業以鹽、鐵和織錦業等最為發達。特別是成都的織錦“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遠銷吳、魏，是軍費的一大來源。蜀都成都也是當時最大的商業都市之一，“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里，羅肆巨千；財貨山積，纖麗星繁。”其興盛景象可以想見。

    孫吳所在江淮地區的社會經濟起步較晚，故最為落後。但由於這裡戰亂較少，加之北方人民大量遷居江南，給這裡帶來了先進的生産技術和大量的勞動力，使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産和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加之吳國建立前期又大力推行屯田制度，遂使耕田面積顯著擴大，耕作技術和農産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魏國創立後，在經濟上採取了一些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無地或無牲畜的農民，統一組織耕種官田，這是組織流民歸農的有效辦法，在客觀上起了進步作用，對組織生産、恢復社會秩序、增強魏國的實力、統一南方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在江南地廣人稀的地方，擴大開闢面積，興修水利，提高産量；建置大規模的官營手工業作坊，發展手工業生産。當時江南的武昌是冶煉中心，連銅合金銀製造業也很發達，此外造船業、陶瓷業、絲織業、制鹽業等等也都十分發達。當時魏國有很多的商業交通貿易中心城市，還和海外的一些國家有貿易交往，商業經濟也很發達。

    西晉統一全國後，農業上推出了佔田制和課田制 ，這是西晉的主要土地制度。當時的西晉面臨著經過三國長期戰爭後的經濟蕭條局面。西晉採取了獎勵農桑、表彰生産的經濟政策，召回流民，增加農業人口，表彰生産搞得好的官吏。此外興修水利也取得了好的效果，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發展。到了東晉時，我國南方經濟得到了一定的開發，農業上生産技術有所提高，大量開墾荒地。實行精耕細作，推廣牛耕使耕田的速度加快了，産量大為提高。興修的水利工程擴大了灌溉面積，防治水患災害，使得農作物得到更好的生長。手工業方面，冶煉業得到了發展，“灌鋼”技術的發明，把生鐵和熟鐵混雜在一起，工藝簡便，生産效率更高，鋼鐵的質量也更好。 紡織業用麻織成的布，品種增加了，質量提高了。 當時紙張已經完全替代了竹簡和絹錦。貿易也有很大發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貿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經營商業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糧食、布帛、魚、鹽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總之三國之後由於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逐漸穩定，經濟上有所恢復和發展，人們經歷了長時間的戰亂之後發展經濟的願望更加迫切了。

    在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全國各地競相鑄錢，鑄錢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前所未有。據史書記載，當時鑄錢“堆積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車載錢”。當時曾經把鑄錢用的原材料——鐵，拿出來“數千萬斤塞浮山堰決口”。可見錢幣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當時人們的思想認為錢能操縱人的命運，主要表現在社會風氣貪財如命。晉武帝賣官，錢入私門。私門(有權勢人)出賣官爵，是貪財的一種方法。士族自矜門第清高，對商賈極其賤視。法令規定市儈都得戴頭巾，巾上寫明姓名及所賣物品名，一腳著白鞋，一腳著黑鞋。商賈的社會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賈，並不因為商是賤業而不屑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許多園田，親自拿著籌碼算賬，晝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買者得好種，鑽破李核才拿到市上出賣。有勢力人家霸佔水利造水碓，替別人舂米取酬，稱為舂稅。潘岳《閒居賦序》説他住在園裏賣鮮魚、蔬菜和羊酪，並收舂稅，一家人生活舒適。可見經營商業是貪財的又一方法。晉惠帝時，石崇做荊州刺史，劫奪外國使者和商客，積財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區，奴八百餘人，還有大量的珍寶錢財和田宅。可見劫奪是貪財的又一方法。《晉律》規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貪財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贖死罪也不過黃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錢財可得，任何一種方法他們都敢採用。

    晉國統治階級愛錢，唯錢是求，後世稱為“錢鬼”。而這些也影響了社會上的人，金錢支配了人們的交往、言談、行事等等。

    我國古代用穀物、布帛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這種情況早在西漢就已出現，東漢時更加盛行。到我國西晉、東晉和南北朝時期，這種情況顯得更加突出了。

    據史書記載，我國南北朝時期，在南北長期對立中，儘管戰爭總是不斷，但在戰爭的空隙，經濟的交往總是連綿不斷，商品交換非常活躍；而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換中，貨幣的使用幾乎廢棄，在商品交換中都是使用絹帛。

    從當時南朝、北朝商品交換的品種來看，北朝需要南朝的物品有甘蔗、橘柚，以及北方官員、貴族享用的高級奢侈品；南朝急需北朝的物品有：馬匹、駱駝、皮毛製品等等。

    當時南朝、北朝商品交換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官方主辦的“通市”，由南朝、北朝的官方主持；二是走私，這種走私在民間、官員、軍隊中間都有。據史書記載，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也就是宋國、魏國戰後的第二年，北魏向宋國提出兩國“互市”的要求，朝廷徵求大臣們的意見，江夏王義恭、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等，都表示贊成互市，但柳元景、王玄謨等大臣反對馬上互市，理由是“虜雖説互市，實為窺測國情，答應了他們，必生邊患”。但朝廷考慮到兩國互市可取得不少的經濟利益，最後還是同意了。

    我國古時候經常用穀物、布帛代替貨幣在市場上流通。在王莽篡位及東漢時期，有時在市場上谷帛也代替貨幣充當過流通領域內的支付手段，只是到了南北朝時期，谷帛代替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時間最長、範圍較廣，以致在社會上曾經出現“廢棄貨幣”、“忘記貨幣”、“不準使貨幣”的現象。這是因為市場上錢幣缺乏。晉朝統治者主要沿用漢朝的“五銖錢”貨幣，因此，鑄幣數量不多，遠遠滿足不了當時市場流通的需要。據《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記載，當時南朝的宋大臣范泰，曾寫奏議反映國庫貨幣減少，市場流通使用的貨幣奇缺的情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因此，人們在市場上不得不用谷帛當做貨幣流通，而且貨幣制度也不統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較大，魏晉前期，東晉、宋、齊、梁、陳偏安江南；後來，北方先有五胡十六國，後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朝代相繼更替。由於朝代不斷改換，致使貨幣制度很不統一，南朝的貨幣制度在北朝行不通，北朝的貨幣制度在南朝也不能實行，所以人們寧肯在南朝、北朝商品交換中收受谷帛，而不願意收受貨幣。當時市場物價波動劇烈，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南齊大臣劉纘看到北魏的市場上金、玉、珠寶價格比南朝低了好幾倍，感到奇怪，北魏派出接待的主客令謊稱：“我朝不重金玉，所以賤同瓦礫。”還有，北魏文成帝興安元年（公元452年），陜城鎮將崔寬看到弘農這個地方出産的漆、蠟、竹、木價錢比南朝市場上便宜好幾倍，於是他利用職權走私，發了大財。由此可見，當時南朝、北朝市場物價差別如此之大，人們認為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換中，收受谷帛比收受貨幣風險小，安全有可靠保證。以上這些就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貨幣流通情況的一些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