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以其雄偉壯麗的景色令人嚮往，歷代文學家，畫家用他們的如椽大筆，給三峽蒙上了一層綺麗神秘的色彩。古代人民留下的文物古跡，更為三峽增色生輝。為弄清三峽水庫區的文物情況，以便對庫區受淹文物進行妥善處理和保護，長辦考古隊與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派員組成三峽庫區文物調查隊，1980年4～6月及1981年4～6月，調查隊先後經武勝、合川、江北、合江、江津、巴縣、重慶、長壽、涪陵、武隆、彭水、豐都、石柱、忠縣、開縣、萬縣、雲陽、奉節、巫山、巫溪等20個縣市，基本上完成了水庫最高設計水位線(200m方案)下四川境內各縣市的文物調查工作。重慶博物館及庫區各縣市文化部門積極支持這項工作，派人參加調查並提供資料。

　　1982年3～6月，長辦考古隊又對庫區湖北省境的巴東、秭歸、興山、宜昌進行調查，湖北省博物館，恩施地區考古隊，巴東縣文化館和秭歸縣文化館為長辦考古隊提供了資料。

　　1985年3～4月，長辦與文化部文物局及有關文物部門一同踏勘三斗坪施工區，了解施工區內文物情況，並到巫山、雲陽、忠縣、涪陵等地調查，了解到一些新情況。

　　根據上述調查成果，綜合有關資料，本著文物工作“重點保護、重點發掘，既對基本建設有利，又對文物保護有利”的方針，茲將三峽水庫蓄水位180m方案受淹重要文物概述如下：

　　重慶彈子石大佛：位於長江南岸，分上下兩處，其下者依江岸石壁鑿佛，原有一佛二弟子，現僅存一佛一弟子。佛為釋迦坐佛，高約7m，雙耳已失，手掌亦殘；弟子為阿難，雙手合什，嘴角微含笑意。另有4小石龕，均風化剝蝕。大佛左側原有造像，現已毀。有一聯曰：“大慈大悲大碩，佛口佛骨佛心”。大佛座基高程為179m。其鐫刻年代，據《蜀車酋日記》及《小房壺齋輿地叢鈔》7～8帙載：為偽夏都察院皺興所鑿。又據《巴縣誌.紀事》載：元至正十七年十二月丙戌明玉珍陷重慶，據之。二十一年正月明玉珍更定官制，並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載壽、萬勝為左右丞相，皺興鎮成都。此間約在公元1357～1365年，大佛大致在其間鐫刻。

　　另一處在大佛後上方，有重檐歇山式五間殿宇一座，座基高程190m。殿宇內罩一倚崖石窟造像。窟高約8m，窟內有佛造像五尊，正面三佛，正中之佛迭坐于一獸之上，兩旁之佛迭坐于佛座；側面之佛，右側為騎象之普賢，左側為騎獅之文殊。其鐫刻年代，相傳為明永樂 年間。

　　涪陵鎮安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長江左岸二級階地，社員鄧光發修築房屋取土，掘至文化層，附近竹林也有文化層出露。從陶片器形判斷，有紅(灰)陶斂口缽，灰陶尖底器等。遺址高程181m。

　　涪陵藺市鎮龍門橋：跨架于梨香河上，長160m，寬7m，高27m，橋面高程171m。橋建於清光 緒元年(1875年)為石構件縱聯式拱橋，共3孔，實肩，橋墩上方欄杆外有兩鏤空透雕石龍，龍頭朝梨香河上遊方向，懸空昂首，口含寶珠，雕刻精緻，造型優美，令人嘆為觀止。龍尾高翹于橋北欄杆外。橋西端兩石雕象和東端石獅子保存好，栩栩如生；橋正中欄杆外的“龍門橋”3個楷書大筆遒勁飽滿，雄渾有力。

　　涪陵小田溪戰國墓群：位於涪陵城東南30km烏江西岸永勝鄉，1972年四川省博物館在此發掘了3座土坑墓，出土的器物有銅編鐘14件，虎紐钅享于一件，錯銀銅壺一件，鉦兩件，還有缶、釜、甑、戈 、矛、劍、鉞、弩機、鏃及其他生活用具。編鐘通身以澆鑄和錯金的技法，飾以獸面、蟠夔、幾何紋組成的圖案，銅銀的技法，製成雲水紋圖案，都是精雕細鏤，體現了高度的製作技巧。這批出土的文物除劍的形式尚有巴蜀銅兵器的特點外，其他都和秦楚無多大差別。

　　在藺市鎮、鶴鳳灘、鎮安等地，農民燒磚取土曾挖出一些巴人墓。《華陽國志》載：巴“先王墓在枳”，枳即今之涪陵。看來，配合基本建設，認真細緻地工作，估計會有新的重要發現。

　　涪陵白鶴梁枯水題刻：是省級保護單位，位於長江與烏江交匯處上遊約1km的長江中一道岩石渠——白鶴樑上，東西方向長1600m，南北方向寬10～15m，高出最低水位僅2m，只在冬春之交石梁才浮現江心。表層的堅硬砂岩，厚約1～1.5m，其下層為軟質頁巖，厚度在2m以上。岩面平整，呈14.5度的角度向江心傾斜。由於江水侵蝕，石梁分為三段，題刻和石魚水均標均集中在中段靠下端的砂岩斜面上，計有題刻163段，其 中以宋代最多，約百段左右。元、明、清代次之，石魚14尾，線刻觀音一幅。石魚是古 代水文觀測的標誌，題刻文字是古代水文觀測的記錄。我國古代人民把石魚這一觀測標誌設 置在多年平均最低水位附近。石魚三、五年或十餘年一現。涪陵民間有“石魚出水兆豐年” 的説法，每逢石魚出水，觀者絡繹，觀魚者中，有人把石魚出水日期、尺度以及敘述出水情景的詩文留刻在石樑上，這就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古代水文資料。其事在古代文獻也屢見記載：

　　宋《太平寰宇記》載：“開寶四年(公元971年)，黔南上言，大江中石樑上有古刻雲：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二月江水退，石魚見，部民相傳豐稔之兆。”清代姚覲元、錢保塘輯《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載：“涪州大江有石梁，長數十丈，上刻雙魚、一魚三十六鱗。一含葉，一含蓮花，或三、五年或十餘年一齣，出必豐年，名曰‘石魚’”。清代陸增祥撰《八瓊室金石補正》中亦收錄了“涪州石魚題刻一百段”的內容。新、舊《涪州志》中，各選收了石魚題刻數十段。

　　題刻中談及石魚始末者不少，如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謝昌瑜等題記：“大江中心石樑上，(缺字)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歲次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鹹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半稔……自唐廣德元年甲辰歲至開寶四年歲次辛未二月辛卯朔十日丙(下缺)餘年，今又復見者”。清代肖星拱“重鐫雙魚記”記述詳細生動：“涪江石魚，鐫于波底，現則歲豐，數千百年來，傳為盛事。康熙乙醜(公元1685年)春三水落而魚復出。望前二日，偕同人往觀之，仿佛雙魚蓮隱躍。蓋因歲久剝落，形質模糊，幾不可問，遂命石工刻而新之，俾不至湮沒無傳，且以望豐享之永兆雲爾……。”

　　白鶴梁163段石魚題刻經整理研究，除無年代可考及與石魚不發生關係者外，其中有價值者計103段，獲得了自唐代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以來1200多年中72個枯水年份的歷史水文資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資料最豐富並可資應用的古代枯水水文站，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據調查，在長江中發現了11處歷史枯水題刻群，枯水題刻362段，其中有年份記載的有179段。枯水題刻群中，其題刻資料之豐富可與涪陵白鶴梁相媲美者為雲陽龍脊石(待後述)。

　　據《巴縣誌》載：重慶朝天門嘉陵江水底有一碑，一名壅熙碑，一名靈石，“每水落碑出，年豐，人爭摹拓，數十年不一見”“非江水極涸不可見”。依據《巴縣誌》記載，可知靈石題刻記載了漢、晉、唐、宋、清各代計17個枯水年份。經訪問老船工，他們説早年都曾親見靈石，並能指出題刻所在地點。近來因泥沙淤積，不能目睹。看來，非得組織有關力量，輔以必要的設備進行“水下考古”方能得到這群歷史枯水資料。

　　豐都天佛寺鐵鑄佛像：位於豐都縣城一稱桿廠內，原為天佛寺之正殿，殿內佛寺上原並列佛像三尊，中間銅鑄佛像已毀，僅兩旁鐵鑄佛像，高約1.7m，鑄于明代。天佛寺高程159m。

　　豐都匯南戰國——六朝墓群：墓群位於長江南岸一、二級階地，高程160～180m，與豐都縣城隔江相望。匯南公社紅光大隊許家院子及地質隊駐地一帶分佈較密集。當地人燒磚瓦取土，時常發現六朝青瓷器及巴式劍。

　　忠縣丁房雙闕：位於忠縣城關東門外公路旁，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兩闕相距2.2m，皆設有木構房子使之不遭日曬雨淋，左闕(東闕)為雙出闕，闕下部埋于地下，可見高度6.3m，係大石砌成，自下而上，分為闕身、枋額、平臺、介石、腰檐、枋額、鬥拱、闕頂、脊蝕九部分。右闕(西闕)為單一闕，可見高度5.63m。細部結構與左闕差異甚大，自下而上，為闕身，枋額、介石、腰檐、枋額、鬥拱、闕頂、脊蝕八部分。兩闕均有怪獸、人物等石刻分別造像，藝術價值較高；此建於東漢，後期有過維修，高程158m。

　　忠縣甘井溝無銘闕：亦是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忠縣城北約7km的甘井溝左側，高程143m。據了解，原為一對雙闕，一闕遭雷擊毀，倖存之無銘闕建一方亭予以保護，其時代與丁房雙闕相同，可見高度5.37m。由闕身、枋額、介石、腰檐、枋額、平臺、鬥拱、闕頂八部分組成。闕身下部和闕基為後世維修，余皆係原物、無抽換跡象。

　　闕主要是體現封建禮儀的一種裝飾性建築。《白虎通義》説：“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也。”“闕”與“缺”通。一對闕之間留下的空缺之地，是作為通向後面建築物的道路，如劉熙《釋名》説：“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闕矗立在建築物前，具有裝飾建築物大門的作用，使建築物顯得更加雄偉莊重。闕又是一種標誌，既是該建築物主人身份和地位的標誌，又是地域界限的標誌。比主人身份低下的人來到闕前，必須下車或下馬，以示對主人的尊敬。西漢初建長安城，城西南的未央宮是皇帝朝會之處，在其四面的四個司馬門之中，東面和北面的司馬門是主要的。門外有闕各稱東闕和北闕。諸侯來朝，入自東闕，士民上民，則詣北闕。東漢以後，地方官吏或豪強大姓于家廟祠堂及墳墓前立石闕為飾。四川漢闕保留至今者，除忠縣漢闕外，尚有雅安高頤闕、蘆山樊敏闕、綿陽府君闕、新都王稚子闕、渠縣沈君闕等十多處，約佔全國總數的一半。《蜀中廣記》雲：“忠州丁房雙闕在巴王廟”，有人認為丁房雙闕是巴王廟的祠闕，巴王廟今廢。

　　忠縣甘井溝夏商遺址：位於忠縣東雲公社紅星四隊，置於長江左岸二級階地上，高程150～155m。因修公路，遺址局部受破壞，斷面可見文化層，厚1m多。汪家院子周圍田地中佈滿陶片，紅陶居多，黑陶較少，大多較為厚重，泥質，火候較高，口沿多有波浪形的花邊裝飾，係掐捏而成，紋飾多繩紋，還有編織紋、幾何印紋等。從陶片的密集程度看，該處應是一陶器生産作坊遺跡。1059年和1975年四川省博物館對該遺址兩次發掘清理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陶器、人骨及獸骨等。石器有斧、石奔、鑿、鋤，一般為打制後加以粗磨而成。陶器有碗、罐、繩紋釜、角狀尖底杯，角狀尖底杯為這一遺址特色。1982年復查該遺址時採集到陶罐和燈座形器，另出土有卜骨、雙翼式銅箭鏃和石矛等。1985年4月踏勘時，從文化層斷面底部發現有規鬲()足。

　　忠縣石寶寨：位於長江北岸石寶公社，孤峰卓立，形似玉印，故名玉印山。傳説這是女媧煉石補天遺留下來的一塊石頭，所以又叫石寶。明崇禎十年(1637年)，農民起義軍譚洪起義，據石寶為寨，故名石寶寨。寨上廟宇，始建於清康熙元年(1662年)。嘉慶年間(1796年～1820年)，能工巧匠在臨江一側修建了11層木質塔形樓亭，解放後又增建一層，共為12層，通高56m。遠望石寶寨：疊疊重樓，插入天際，江上孤峰，如幻如畫。遊人親臨此寨，則可見層樓紅柱，飛檐繪彩，氣勢非凡；拾級而上寨頂，遠望長江，天水茫茫，令人心曠神怡。寨上有忠縣出土文物和化石陳列展覽，其化石中有一恐龍，係在寨旁小溪口發現。另外還有張飛義釋嚴顏、明代巾幗英雄秦良玉塑像。石寶寨頂海拔高程230m，面積1200m2，寨門海拔高程 175m。1980年7月公佈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

　　忠縣涂井漢晉岩墓群：位於涂井公社汝溪河支溝崖岸上，高程185～195m。四川省博物館與萬縣地區文化局、忠縣文化館于1981年對其中一些岩墓進行發掘，出土文物190件。其中五號墓出土了“直百五銖”銅錢，搖錢樹，陶屋、陶馬、陶水田模型等150多件。

　　雲陽張桓侯廟：俗稱張飛廟，位於長江南岸飛鳳山麓，與雲陽縣城隔江相望，是蜀漢末年為紀念名將張飛而修建的祠宇，後經宋、元、明，清歷次修葺擴建，形成了一組宏偉壯麗、獨具一格的古建築群，是長江上遊重古跡之一，1980年7月公佈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海拔高程140m(從“江上風清”四字下算)。門前幽潭飛泉，古木蔥籠。幽潭旁有紀念詩人杜甫客居此地而建的“得月亭”。廟內主要建築有：結義樓、正殿、偏殿、望雲軒、助風閣、杜鵑亭等。廟內收藏漢唐以來的碑刻書畫極為豐富，其中不少是具有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瑰寶，如漢代《張表碑》、唐代顏真卿草書《爭座位帖》、宋代黃庭堅大字行書《唐韓伯庸幽蘭賦》、岳飛書《後漢書.耿合廾傳》大字長卷木刻等，均屬書法藝術寶庫中之奇珍，故有“張祠金石甲于蜀東”之譽。

　　雲陽龍脊石題刻：龍脊石是一砂岩石梁，位於雲陽城南長江中，靠張桓侯廟下游約150m處。枯水時節，脊分上、中、下三段露出江面，全長約200m，寬約10余m，最高處距調查時水面1.8m。上、中、下三段石脊上均有題刻，下段最多，共計170余段。其中高程在平均枯水年水位以下的可用枯水題刻68段，以宋代最多，即宋代30段，元代1段，明代24段，清代13段，脊石上題刻有：“古渝之義熙(即重慶之靈石)，涪陵之石魚，雲陽之龍脊石，雖地各異，然意皆同”的記載。龍脊石除枯水題刻外，還有宋至清代的書法題刻，雲陽縣文化館保留著題刻的一些拓片和照片。

　　奉節小艷堆枯水碑：在瞿塘峽口小艷堆的懸岩上，前人曾嵌立兩碑石于岩壁上，作為枯水水位標誌。一為1915年“水落至此”碑，碑文除述及1915年枯水年份外，還追溯了清嘉慶元年(1796年)枯水年份。1915年長江上遊已有近代水文觀測資料，此碑重 要之處在於給我們提供了1796年這個極枯水年份的旁證。另一碑位於“水落至此”碑下 遊約12m處，窺其碑石年代為1937年，由於碑沒于水中較深，目前還不知碑的全文。

　　奉節鎖江鐵柱：在夔門北岸草堂河口的石盤上，立有兩根鐵柱，各高6.4尺，枯水時才露出水面，係宋代末年設置攔江守關的鐵索柱，曾有攔江鐵鏈七條，長277丈。鐵柱旁的岩石上有元代題刻，據《資治通鑒》載：五代時蜀王曾在夔州設置鎮江軍，以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把守峽江。後唐同光3年，張武用攔江鐵索這種軍事設施，截住來犯之敵——南平國國王高季興(在荊州一帶擁兵自立)的舟艦，戰而勝之。張武所置鐵索在三峽的確切位置，此書未詳，但由此可知三峽攔江鐵索歷史之悠久。

　　奉節粉壁墻：即夔門處長江南岸白鹽山陡岩題刻，自宋代起多有記錄，書法兼有篆、隸、楷行，其中南宋書法家趙公碩所書《宋中興聖德頌》，題壁高4m，寬6.78m，980余字，清代張伯翔所書“瞿塘”二字，字徑1.7m，筆峰遒勁，于圓熟中見秀潤；劉心源所書“夔門” 二字，既有漢隸特色，兼含魏碑筆意，均屬摩岩珍品。另有抗戰時期馮玉祥題刻二則，其一曰：“踏出夔巫，打走倭寇”。題刻高程均在100m 以上。

　　三峽棧道遺跡：棧道于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開鑿，全長約50多km，主要有兩段“：瞿塘峽段從奉節縣草堂河口東岸起，至巫山縣大溪對岸的狀元堆止，長約10km，其崖壁上有兩處題刻：一曰“開闢奇功”，一曰“天梯津立隸”，均為施工時鐫刻。巫峽段從巫山縣城對岸起至川鄂兩省交界處的青蓮溪止，長30余km，其餘 則散見於西陵峽中，棧道除鑽孔外，也包括道路、石橋、鐵鏈、石欄、寬二、三米，高出江 面數十米，現在已經沒有鐵鏈，石欄也殘缺不全。

　　巫山大昌古文化遺址：1971年，四川省博物館曾在大寧河左岸大昌區七里公社進行試掘；1981年長辦考古隊在此調查，採集了一些夾砂紅陶片和泥質紅，灰陶片，其可辨器形有罐、器蓋等。現陳列于巫山文化館的鳥獸青銅尊(時代相當於殷墟晚期)，就是1980年冬天在七里河岸邊出土的。當地農民反映，1962年在此曾發現大型的青銅器(可惜已砸爛當廢銅賣)，由此可知川東一帶在殷周時期跟中原已有往來。在大昌城南門河岸邊，發現有戰國灰坑。

　　大寧河古棧道遺跡：在大寧河右岸石壁上，可以見到棧道孔，呈長方形或方形，邊長約10cm、分上下兩行排列，從巫山至巫溪縣鎮坪公社均可見棧道遺跡。棧道開鑿于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用以架設竹管，將巫溪鹽鹵輸送到巫山熬製，唐代又加以改造，成為人行棧道。

　　巫山孔明碑：位於巫峽集仙峰下，緊臨江面，高程約95m，傳説諸葛亮在這陡壁上刻上了他的重要策論《隆中對》。實際上諸葛亮並沒有在此刻下什麼碑文，其碑乃其後朝代題刻。因 岩石風化，字跡難以辨認，在船上可看到“重岩疊嶂巫峽，名峰聳秀，巫山十二峰”15個字，從旁邊尚可辨清的“嘉靖□年”幾個小字來看，碑文多係明代所刻。

　　巴東秋風亭：據記載，秋風亭于公元978年為寇準任縣令時所建，原亭建在離現在縣城上遊約15里的舊城，現存秋風亭位於巴東城中，海拔高程175m，為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重建 ，同治五年(1860年)又維修過一次。亭高3丈余，分上下兩層，亭內雕有九龍含珠。登亭覽江，景色壯觀。寇準在巴東任縣令時，大力改革弊政，推廣先進農耕技術，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人知公惠在巴東，不識三朝社稷功。平日孤舟已何處，江亭依舊傍春風。”蘇轍這首《秋風亭》，表達了人民對寇準的仰慕和思念。

　　巴東西氵襄口古墓群：1981年，恩施地區考古隊在西氵襄口下溪口發掘了一座戰國巴人墓，出土文物有陶鼎，巴式劍和大量銅箭簇。在李家沱發掘宋墓一座，現地面上仍可看到一些宋墓，高程約120m。當地曾發現唐代禽獸葡萄銅鏡。估計西氵襄口墓葬時代最早為戰國，最晚為宋代。

　　巴東李家灣古慕群：位於長江北岸，上距縣城約10里，這一帶時常發現南北朝墓葬，現在地上仍能發現南北朝墓葬，墓磚飾棱形幾何印紋。高程約105m。

　　秭歸屈原故里牌坊：在秭歸的街口上，有一座修茸一新的古牌坊，上書“屈原故里”四個大字，係郭沫若手書，海拔高程95m。旁邊立著兩塊石碑，一題“大夫屈原故里”，一題“漢昭君王嬙故里”，均係清代所刻。王昭君家鄉興山縣在西漢時屬南郡秭歸地，所以古人認為屈原、王昭君是同鄉。

　　秭歸屈原紀念館：秭歸城東3km有個屈原沱，舊有屈原廟和屈原墓，現由國家撥款遷建於城東1km的高山上，主體建築為“屈原紀念館”，屈原墓在其背後。海拔高程160m。館內陳列 著秭歸出土文物，其中有戰國虎紐钅亨于，銅鼎、銅鋸 、巴式矛等，係築路時在秭歸縣城附近發現一戰國墓，後經清理而獲得的珍貴文物。另外有 一把青銅劍，劍格飾鳥篆銘文：“越王州勾，自作用劍”，是在香溪河口戰國墓中發現的。 這些文物為研究巴楚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證據。

　　秭歸鰱魚山夏商遺址：位於長江北岸香溪公社永明大隊，西距秭歸縣城5km，面積約4000m2，文化層堆積厚約1m，196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在此調查並進行試掘，出土石器5件，其中石斧2件。還有大量的陶片，可辨器形有夾砂陶罐，多為圓唇外翻溜肩，飾方格印紋或細繩紋，其中一件可復原。陶盤也可復原，寬平沿，淺腹，矮圈足，泥質黑褐皮紅胎。陶豆僅見豆柄數段，柄壁極厚近實心。在一灰陶片印有弦紋，S形紋和圈紋。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數片方鑿卜甲，鑿的排列整齊，灼痕不顯，此外還出了數塊較大的魚齒、魚骨及獸骨。近年來由於農民在此建窯燒磚，遺址已被破壞。

　　秭歸龔家大溝古文化遺址：位於長江南岸香溪公社東門頭三小隊，與鰱魚山遺址隔江相望，高程110m，現存面積2000m2，文化層厚約2m。1981年4月28日至5月5日，湖北省博物館在此試掘，出土了相當豐富的大溪文化陶器和一些石器、骨器等。其中陶器主要器形有支座、甕、罐、缽、簋、盆、豆等。還有東周時期的長頸罐、雙翼形銅箭頭。清理漢代石室墓一座，出土陶俑、陶罐、陶碟、陶鴨各一件及一些“五銖”銅錢。

　　秭歸官莊坪周代遺址：位於香溪右岸官莊坪公社，旁有秭—興公路通過，海拔高程90m，南距香溪河口約8km。1981年湖北博物館在此進行初次試掘，出土的陶器有鬲、盂、罐、豆、盆、甕、鼎、釜、缸等。經胡雅麗、王紅星兩同志整理研究，認為出土陶器時代最早為西周晚期，最晚為東周中期，根據地層迭壓關係將其分為四期。第一期土著的因素較濃，如在大口鬲上普遍飾黑衣，其肩部多有繩紋按窩；第二期土著因素明顯減少，至第三期外來因素(指廣義的沮漳河流域楚文化)佔了統治地位。這些出土文物將為楚丹陽的“秭歸説”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反證—西周晚期楚人影響雖及秭歸，但秭歸境內仍有相當強大的土著力量(指川東文化因素)與之抗衡。既然兩股勢力在西周晚期仍逕渭分明，勢均力敵。那麼，作為西周時期楚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丹陽”就很難定在秭歸。這就是試掘秭歸官莊坪遺址的獨特的歷史價值。

　　秭歸柳林溪古文化遺址：位於茅坪公社前進一隊長江北岸一級臺地上，高程85m，背靠羅家嶺，西鄰牛肝馬肺峽，東面為柳林溪。遺址東西長60m,南北寬40m，文化層厚1～2m。1981年湖北省博物館在此發掘，其資料尚未正式發表，但從北大嚴文明老師《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得知，該遺址出土文物，其最早年代與河北磁山文化相當，是新石器早期偏晚階段的文化遺存，早于大溪文化。這是湖北、川東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收穫之一。宜昌地區博物館曾在此進行調查，遺址文化層暴露的遺物中有大量的陶片，以泥質灰陶為主，次為夾砂紅陶，夾砂黑陶片，器形有鬲、鼎、豆、罐，紋飾多為繩，次為素面和交叉繩紋，遺址晚期文化年代為春秋戰國。

　　秭歸朝天咀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長江南岸茅坪公社民意二隊，西距茅坪約4華里，與楊泗廟相連，長100m，寬20m，遺址斷面暴露有泥質紅陶片、泥質灰陶片，紋飾多為繩紋，籃紋，附加堆紋，還發現有缽、碗、罐、器蓋等，石器分打制、琢磨制、磨制三種，器形有石斧、石，同時在衝溝內還發現從遺址衝出的大量魚骨。

　　宜昌小溪口周代遺址：位於宜昌縣太平溪公社小溪一隊，西距太平溪鎮2華里，長200m，寬80m，文化層厚約2m。宜昌地區博物館曾在此進行試掘，出土的大量的陶片中，質地為夾砂灰陶、夾砂紅陶、泥質黑陶和加羼和料的灰陶、器形有鼎、鬲、罐、豆、器蓋等。包含物中還有木炭、礦渣、碎銅屑、獸骨等。

　　宜昌路家河商周遺址：位於長江北岸太平溪公社五賢廟，西距太平溪鎮約4華里。1982年，在河岸邊見到1981年洪水沖刷出的大量的陶片、陶器、石器和魚骨。陶片可辨器形多為圜底釵，飾細繩紋，還有灰陶小尖底罐、尖唇、斜肩、素面；大口尊，飾方格紋，遺址定名為五賢廟商周遺址。1984年，長辦考古隊林春同志在此發掘，定名為路家河遺址。

　　革命紀唸有兩處：一是巴東革命烈士陵園，高程175.5m，上有萬仙洞遇難的紅軍烈士公墓及其他烈士墓、革命烈士紀念塔，1958年賀龍同志為該塔題詞：“革命烈士們的業績永遠鼓舞我們前進!”另一處是在豐都名山公園的革命烈士紀念碑，碑上刻有革命烈士的英名，海拔高程15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