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2月7日 出席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軍隊的負責幹部七幹一百一十八人，因此又稱“七千人大會”。這次大會的主要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以便進一步糾正“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錯誤，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

    11日——24日 代表中共中央向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報告稿印發大會討論，廣泛聽取意見。同時，中央決定成立由劉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共二十一人組成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作進一步修改。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劉少奇先後主持八次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根據大會分組討論提出的意見，對報告作了重要修改。

    1月14日 同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同阿政府經濟代表團團長、部長會議副主席凱萊齊等進行交談。

    1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並基中通過由劉少奇主持起草並修改的向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劉少奇在討論中指出：現在有一個七幹人的大會在這裡，包括縣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還有各廠礦、各部門的同志。這樣多人，要統一思想，統一認識。而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又發生這樣多問題，一方面有很多成績，另一方面有很多缺點錯誤，到底如何認識，這是一個大問題。要統一認識，統一思想，以至以後還要統一計劃，統一行動。這是我們黨內目前的關鍵時期的一個關鍵問題。

    1月27日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書面報告正式印發與會人員。報告分析了目前國內經濟狀況以及造成困難的原因，總結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代表中共中央承擔了責任，要求全黨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克服困難，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報告提出當前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反對分散主義，更快地爭取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報告闡述了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優良傳統和作風，對這幾年幹部作風中虛假浮誇、強迫命令、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進行了嚴肅批評，要求全黨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分散主義等壞思想、壞作風，把黨的戰鬥力大大加強起來。報告認為，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是： (一)工農業生産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經對集體所有制的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産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四)對農業增産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産水平極不適應的狀況。這些缺點和錯誤産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報告指出，目前我國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困難，還是相當嚴重的。“對於當前實際存在著的困難，應該有足夠的估計。不正視困難，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難，當然是不對的。困難從來嚇不倒共産黨人。共産黨人在困難面前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認真地研究困難産生的原因，尋求克服困難的辦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戰勝困難。”報告強調，從農業開始的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已經進行了一年多。這種調整工作，還要繼續進行一段時間。我們必須踏踏實實地、幹勁十足地做好這種調整工作。這個報告編入《劉少奇選集》。

    在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對書面報告作補充説明。講話指出，“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説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説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説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講話要求全黨要實事求是地承認缺點和錯誤，要總結經驗，要善於學習。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技枝節節、吞吞吐吐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講話糾正和清理了中央和地方在最近幾年中提出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把重視客觀條件叫做“唯條件論”、“左”比右好等不正確的口號和提法，號召全黨和各級領導幹部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調查研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從實際出發來擬定政策、擬定計劃，擬定措施。這個講話編人《劉少奇選集》。

    1月30日 出席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著重指出必須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必須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同時對幾年來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承擔了責任。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 參加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安徽大組的討論並講話。在此期間，還分別聽取安徽省各地委的情況彙報，同中共安徽省委負責人個別談話，調查了解和解決安徽省在過去幾年中犯“共産風”、“浮誇風”等錯誤以及至今仍然“捂蓋子”、不如實反映情況的問題。在大組講話中，代表中共中央對安徽省過去幾年發生的問題承擔了責任，同時嚴肅批評了省委主要負責人的錯誤，要求安徽省參加會議的同志，充分發揚民主，實事求是地總結産生錯誤的原因，吸取教訓，回去把工作做好。

    2月8日 主持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並講話。在講話中提出：起草書面報告時，把分散主義作為主要問題來批評，忽略了民豐集中制方面存在的問題，建議把第二部分“關於集中統一”改為“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把毛主席講的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進去，並強調説：這幾年，我們吃了不調查研究的虧，吃了不講民主的虧。我們不發揚民主，不善於聽人家的意見，不充分在人民中間討論，不認真取得他們的同意，這是一條很大的經驗教訓。要形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應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通過這個制度去實行人民的民主。會後，由劉少奇主持，對他在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和講話再次作了修改，增加了關於加強民主集中制的論述。這兩份文件于二十五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全黨。

    2月21日——23日 在中南海西樓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討論一九六二年國家預算和經濟形勢問題。會議分析了當時農業生産下降、市場緊張、物價高漲和當年財政預算有大量赤字的情況，認為必須確定一個恢復時期，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劉少奇在會上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説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説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陳雲在會上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及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重要講話。劉少奇贊同陳雲的講話，並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會議，由陳雲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二十六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李富春、李先念也分別就工業情況、建設速度問題和財政、信貸、市場問題作了報告。會後，劉少奇提出由中共中央將陳雲等人的報告批轉全國。

    2月26日 閱財政部關於《 北京鋼廠為什麼今年還要發生大量虧損》的報告。報告反映了北京鋼廠由於生産計劃嚴重超過國家下達的計劃，造成連年虧損，幾乎將國家投資全部賠光的情況。 劉少奇批示由彭真、劉仁閱處。並提出：“國營工廠如果照這樣辦下去，結果會怎樣呢?難道不會亡國嗎?”

    3月5日 在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黨的監察工作情況反映》刊載的《青海省公安機關破壞法制違法亂紀情況十分嚴重》的材料上批示：“小平、彭真閱後，交謝富治同志辦。中央公安部應派人到青海去會同省委嚴肅處理。青海公安機構違法亂紀情況，應引為教訓。”

    在商業部《商業工作簡報》上刊載的《部分地區農村缺煤情況嚴重》的材料上批示：“關於群眾的燒柴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商業機構是不能不管的。否則，要破壞生産。但如何管法?要研究。”

    3月8日 約請國家經委副主任谷牧、國家經委副主任兼國家物資總局局長袁寶華等彙報物資工作情況，提出：“物資部門是先行部門，不是後勤部門。國家計劃工作，必須建立在物資基礎上，要有物資做保證，不掌握物資，計劃是空的。”“物資部門是綜合部門，要有全面觀點。物資管理必須是全面管理，集中統一管理。”物資工作要為生産服務，促進生産發展。“你們必須把物資工作的重點，由管計劃內的大路貨，轉向管理計劃上沒有列、沒人管、沒入注意的那些物資上去。在這方面，你們有很多有利條件，能做出很大成績。不要怕難，難到極點，就會走向反面，亂而後治。”“行政機構可短小精幹，經營管理機構要充實加強。”

    3月12日、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央批轉陳雲等二月二十六日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講話的批語、中央關於節約的緊急指示、中央關於渡荒的指示等文件。在十三日的會上提議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得到與會者的贊同。

    3月15日 在看了《公安工作簡報》第六期後致信謝富治：“此件看過。我認為這是一方面的你們能夠控制的好的情況。請你注意另一方面的情況，就是從一九五九年以來，有許多地方公安機關，甚至公社大隊等用長期拘留、長期勞改、勞教等方式，實際上逮捕了許多人，餓死和折磨死了一些人。而這些是你們不能夠控制的，沒有統計的，或者統計不確實。一九六一年，這種情況還沒有完全停止。去年我在湖南就還看見這種情況。你們應該嚴格地檢查、揭露、批判和糾正這種違法的情況。”

    3月16日 同周恩來、鄧小平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十二日、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批轉陳雲等講話的決定，以及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建議等問題，毛澤東表示同意。中央批轉陳雲等講話的文件于十八日發出，宣佈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通知于四月十九日發出。

    3月17日 同羅瑞卿、王任重、謝富治談公安工作，指出：這四年的經驗教訓多得很，你們要好好總結，主要經驗是混淆兩類矛盾。混敵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為敵。下面不按照法律，縣、公社甚至大隊用長期拘留、勞改、勞教等辦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你們要認真檢查，徹底揭露、批判。當然，揭露出來是不好看的，是很醜的，但是，有那個事實嘛，怕什麼醜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也要揭。在謝富治、王任重談到這幾年政法機關經常被批評為“右傾”的情況時説：你們怕“右傾”嗎？無非是撤職。堅持真理，撤職也是好的，也光榮嘛！

    3月18日 回到北京。

    3月21日 主持最高國務會議。會議討論了即將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的開會方針。劉少奇在會上講話，通報了不久前召開的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指出：目前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講，在經濟方面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困難的。造成困難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錯誤引起的。這個時期，我們調查研究不夠。中央的同志，省的負責同志，自己不去親自作調查研究，只是聽彙報來了解情況，而且輕信那些彙報，人家一報，我們就信了。但是人家的彙報，有許多是浮誇的，不符合事實的，或者不完全符合事實的，我們就相信了。又沒有很好地同群眾去商量，沒有很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許多高指標，都不是從群眾中間來的，是上面定的，拿到群眾中間，又沒有很好地聽群眾的意見，因此有些缺點、錯誤就不能很快地發現，不能很快地改正。有些地方，就完全依靠命令辦事，用電話的形式瞎指揮。同時，有一段時間在黨內、在群眾中，又進行了一些錯誤的過火的批評鬥爭。這樣，就使得群眾和幹部不敢講真話，有意見也不敢講，嚴重損害了民主集中制。劉少奇提出，希望大家一方面看到我們當前的困難，另一方面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有遠大的理想，又要有切切實實的工作 ，了解當前的困難，繼續逐步前進。

    3月27日——4月16日 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大會通過了《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等。

    4月4日 在公安部黨組準備印發劉少奇三月十七日同羅瑞卿、王任重、謝富治談話要點的送審稿上批示：“這個記錄稿不要印。過去，你們已經印得有些過多了，將來會出毛病的。四年來，公安政法工作方面的確有不少新的經驗需要總結，如果你們蒐集了材料，我可以參加，和你們一道，認真地系統地進行總結。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不要這樣草率、零星地印發東西。”

    4月9日 主持最高國務會議，就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國務會議通報的內容聽取意見。

    4月16日 致信毛澤東：“最近，我要鄧力群找陳雲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一些意見來看，他找來了，並搞了一個摘要。我只看了這個摘要。現特送上，請主席看看。此外，陳雲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很值得一看。以上幾個文件，已要辦公廳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和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是否還要發給其他同志？請主席閱後酌定。再徵求陳雲同志意見。

    4月17日 聽取中共中央辦公廳赴石家莊地區物資工作調查組彙報，提出：物資管理部門不是特殊部門，是個綜合部門。你們也是個商業部，你們要基本上照商業部的辦法。商業部能供應六億人民，難道你們就不能供應二十一萬個企業?要抽調一批懂技術的人員，充實物資隊伍。 4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東北地區精簡工作的彙報和中央財經小組關於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報告。在討論當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時指出：國民經濟有全面失調問題，要全面調整。現在對形勢還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

    4月24日 接見中共中央辦公廳赴石家莊、無錫物資工作調查組成員，指出：當前的經濟情況很複雜，問題又多，經濟失調，大量物資積壓，資金週轉困難。原因主要在上面，是計劃安排和政策上的錯誤造成的。你們要向廠內的同志講，向他們承認錯誤。按照我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陳雲同志的講話和中央批轉的財政預算報告去講。你們代表中央檢討，市裏也檢討，是非分明，實事求是。物資工作要抓兩頭(供和銷)，目的是為工廠服務。企業要根據物資部門和商業部門的要求進行生産，不能讓企業盲目生産。工作組要創造個辦好工廠的典型。

    4月28日 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等彙報公安政法工作，指出：我們無産階級的法律還沒有成熟，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過去列寧寫了《國家與革命》，斯大林也搞了一些東西，毛主席規定了我們專政工作的路線，又提出兩類矛盾問題。現在的經驗是兩方面的，赫魯曉夫不要專政，斯大林後期把肅反擴大化，我們也有混淆兩類矛盾的經驗。現在要糾正，要總結經驗教訓，要從理論上、方針原則上、機構分工上和具體辦法上搞出一套來。檢察院、法院要獨立辦事，黨委不要干涉具體事務，黨委什麼都干涉不好。以後下面公檢法向上級寫報告要直接報，不要經黨委批准，經過黨委批准是錯誤的。要有對立面，唱對臺戲，三機關互相制約也是對立面，也是唱對臺戲。什麼事情一個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況嘛。這幾年犯的“左”的錯誤是在黨委的絕對領導下犯的，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

    4月29日 閱中共中央辦公廳編印的《群眾反映》(第三十八期)上刊載的關於反映長春第五坦克技術學校無視中央停止修建非生産性建築的指示、巧立名目修建大禮堂等情況後批示：“採取切實的辦法，停止這些基本建設。”

    5月7日——11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七日，在李富春談進一步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縮短工業戰線問題和李先念談糧食和外匯問題之後説：如果今年再不採取措施，到明年形勢就更壞。目前這個趨勢不扭轉，發展下去，我看是一個很壞的趨勢，國民經濟要崩潰。十一日，在會議結束前作總結講話：“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我看，應該説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一點，我看要跟幹部講清楚。講了這麼多年的大好形勢，現在講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形勢，這個話是很難講。我們這回切實這樣講一講，你們回去跟省委書記講一講，然後大家才好講。我們這裡不開口，人家是不好講的。”在城市裏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我們應當充分估計當前的困難以及現在還設想不到的困難。要準備迎接困難，克服困難。否則，對克服困難我們就會精神準備不夠，這是危險的。”“共産黨員的革命氣概，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而且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是挺起腰桿前進。”為了克服困難，為了調整和改組我們的國民經濟，政府和黨的各工作部門，都必須緊張地工作。減少兩千萬城市人口，調整國民經濟，行動要迅速。“我們減少這麼多城市人口，關這麼多廠，指標調低，是不是消極的？我看不是消極的。……只有這樣，才能停止目前經濟狀況的繼續惡化，才能轉入主動，才能在以後繼續前進。我想，這樣的步驟是當前我們所能採取的最積極的措施。”這個講話編入《劉少奇選集》時，題為《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

    5月17日 在看了中共中央華東局辦公廳編印的《內部資料》第九期刊載的《安徽將賓館飯店劃歸商業部門經營》後致函李先念：“是否可以考慮，將縣以上各地方、各部門、各機關所建樓、堂、館、所，一律收歸國家所有，組織房産管理處，統一管理。使用者一律按標準付給租金。這樣，可以制止盲目建設樓、堂、館、所，也可制止盲目佔用房屋。”

    5月23日 約請中共中央政法小組成員談如何起草《關於一九五八年以來政法工作的總結報告》，指出：“這幾年的政法工作，就問題方面來説，總的經驗教訓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主要是誤我為敵，打擊面過寬。”“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要嚴格區分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兩種不同的方法。搞錯了，就要犯大錯誤。過去對矛盾性質認識錯了的也有，但主要是錯在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黨和政府中的國民黨作風，主要表現在這上面。用敵對手段處理人民內部問題，甚至黨內問題，這樣處理的結果，不僅不會解決矛盾，相反會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這個問題要好好講一下。”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這三個機關對敵人是專政機關，對人民來説，要成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機關”。你們是專政工具，同時也有教育人民、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任務。“法院獨立審判是對的，是憲法規定的，黨委和政府不應該干涉他們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機關絕對服從各級黨委領導。如果地方黨委的決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從哪一個？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服從法律，服從中央的政策。這個講話編人《劉少奇選集》時，題為《政法工作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6月3日 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在談到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時説：“工業搞多少，文教事業規模搞多大才適當？在這方面，幾年來我們已經認識到要看農民能拿出多少商品糧食，才能確定可以搞多少工業和文教事業。”“馬克思在《資本論》裏面談到這個問題。他説，農民除自己消費外，能提供多少糧食和農産品，決定能騰出多少勞動力來從事社會的物質生産和精神生産。物質生産即搞工業，精神生産即搞科學、文化、藝術。計劃經濟中的第一個比例即是工業和農業之間的比例。這個比例要適當。多少人從事農業，多少人從事工業、文教有個比例關係。”

    6月5日 接見出席全國物資工作會議的各省、市、自治區物資廳、局長，在講話中指出：還是要靠試點總結經驗。每個大區，每個省、市都要搞試點。沒有經過試點，就全面鋪開，會犯錯誤的。“調查研究，進行試點，是總結自己的經驗。還要學習別人的經驗，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也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物資工作開始就要把底子打好，要嚴格，要按規矩辦事，要有科學管理，要建立一套規章制度。物資部門就是要干預生産，成本高了要檢查，質量差了要監督，要做報告。到一定時期，物資部門也像商業部門一樣，搞加工定貨，企業生産聽你們指揮，要什麼生産什麼，可以避免生産的盲目性。

    6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林彪關於中印邊境的情況通報和當前軍事上採取的方針措施。

    6月27日 同鄧小平、彭真等會見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希斯尼·卡博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團，在談到國際形勢時説：我們要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其中包括真正的共産黨員、革命者、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的資産階級，也包括修正主義者在內。 目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團結要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那就只能團結很少數的人。如果包括修正主義者，團結就不能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目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團結，如果要包括多數黨，包括所有的黨，就只能在某些重要問題上一致，不能在所有問題上一致。求同存異，不同意的就不寫在文件上。實際上，目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團結，帶有某種程度的統一戰線的性質。

    7月3日 在中共石家莊市委《關於精簡職工安置辦法的幾點意見》的報告上批示：“恩來、尚昆同志：這是中央辦公廳派到石家莊工作組和石市委擬出的辦法。我看是好的。請中央精減小組加以討論，是否可以酌加修改後發給其他各地參考。”

    7月18日 接見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主要産糧區工作的司局長以上幹部，在講話中向他們提出五項任務：(一)加強地委、縣委和基層的領導；(二)貫徹執行中央正確的政策；(三)如實地反映情況；(四)改變地方黨組織中某些不正確的作風；(五)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産。在談到貫徹執行中央正確的政策時説：“政策是由中央統一制定的，只有中央才有權力決定政策，這一條，在觀念上要明確。當然，某些地方有特殊情況，根據這種特殊情況，可以制定某些地方的政策，但是都要經過中央決定，經過中央批准。”地方黨委、地方政府雖然不制定政策，但是應該研究政策。“政策執行得好不好，完全執行或不完全執行，機械地執行或比較實事求是地執行，這中間差別很大。有些人對黨的政策各取所需，只執行自己所需要的，不需要的就不執行，或者執行反了、偏了，就會危害黨的事業。”在談到改變地方黨組織中某些不正確的作風時説：“現在有些地方的市場跟全國的統一市場是矛盾的，畫地為牢，別的地方的東西不許來，這是不允許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有統一的國內市場，沒有統一的國內市場，資本主義就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能夠沒有統一的國內市場呢?設這樣多的關卡，這不是按經濟的客觀規律辦事，這是人為地製造障礙、壁壘。”這個講話編入《劉少奇選集》時，題為《加強基層領導，改進工作作風》。

    7月24日 到達北戴河。

    7月25日——8月24日 出席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原定計劃主要是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開始十多天分小組討論農業、商業等有關文件。八月六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發表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之後又六次在中心小組會上發言，批判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八月十一日，劉少奇在中心小組會上就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形勢的估計作了檢討，承認對困難“估計過分了”。八月二十日，在中心小組會上提出：這次會議如何傳達？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鬥爭，一講階級和階級鬥爭就聯絡很廣，傳達時要聯絡到對幹部的教育問題，講好了，對幹部教育有好處。但是，這是個複雜問題，鬧不好在實際上可能發生反右。階級鬥爭一聯絡，什麼問題都聯絡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産責任制、包工包産等等。現在實際上是研究的問題，容易劃分不清，把什麼都聯絡到階級來分析。究竟怎樣傳達，應該規定個傳達範圍。劉少奇的意見得到毛澤東贊同。

    8月1日 《紅旗》雜誌、《人民日報》重新發表劉少奇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發表的重要著作《論共産黨員的修養》。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重新發表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經作者作了重要補充和修訂。在“理論學習和思想意識的修養是統一的”等章節中加強了理論論述，補充了關於我們黨的戰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內容，並強調了共産黨員在取得政權後更要加強思想意識修養。

    8月25日 回到北京。

    8月26日——9 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為八屆十中全會作準備的預備會議。

    9月1日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駐華大使羅查遞交的國書並談話。在談到國際關係問題時説：我們的政策是，同所有的國家友好相處；我們堅持主張，國家不論大小、強弱，應該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侵犯、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不管其他大國喜歡與否，我們將堅持這些原則。

    9月21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副總理阮維幀。

    9月24口——27 日 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産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和《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等文件。全會肯定了八屆九中全會以來貫徹八字方針、加強農業戰線取得的成效，決定繼續堅持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二十四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單幹風”、“翻案風”和“黑暗風”。二十六日，劉少奇在會上講話，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説：我們在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克服困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第二種是被困難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往後倒退。第三種是利用我們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企圖推翻黨的馬列主義的領導。第一種態度是正確的，而第二、第三種態度是錯誤的和反動的。我們要堅持第一種態度，反對第二、第三種態度。同時提出：會議精神的傳達應該有個範圍，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什麼都聯絡到階級鬥爭上來分析，也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鬥爭。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等的意見，規定這次會議的精神只傳達到行政十七級以上幹部，並要求全黨不要放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樣，就使全會結束後，經濟調整工作能夠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計劃繼續進行。

    10月5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會見以武元甲為團長的越南軍事代表團。

    10月10日 聽取國家經委黨組彙報物資管理試點工作情況，指出：物資管理工作是一件新工作，開始思想認識不統一，是自然的。要先按設想在小範圍內摸索著進行。不要怕困難，要謹慎地搞下去。在具體步驟、做法上，要走一步，看一步，看準一步，走一步。在三年內把全國物資工作搞好，就算有成績。“八屆十中全會上，對商業工作做了個決定。決定中的許多原則，對物資工作也適用。實際上物資部門也是商業部門，是管理生産資料的商業部。物資部門的權力很大，不要抓住人家的困難去整人家，如果物資部門那樣辦，就很不對了。物資部門必須很好地為生産建設服務。”“要想一切辦法，保證工廠生産的穩定。這就要強調計劃的嚴肅性和合同的嚴肅性。凡是訂了貨，半道不要的， 由訂貨單位賠償損失，承認錯誤，併為工廠生産出來的東西找出路。如因國家計劃變動給企業造成損失，國家要幫助企業解決損失和産品銷售的問題。凡是産品不合乎計劃或合同規定的質量要求的，生産部門要負責保修、保退、保換，損失由生産單位負責。過去生産的一些不合規格的産品，要減價出售。絕不許拿次貨當好貨去銷售，要講老實話，好貨就是好貨，次貨就是次貨，不許騙人。生産資料的質量不好會帶來嚴重後果，必須強調質量合格，不能亂收購。”

    10月14日 將《論無産階級道德原則和“功利主義”》(載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光明日報》)、《希臘倫理思想的來源與發展線索》(載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 《文匯報》)兩篇文章推薦給子女毛毛(劉允若)、濤濤(劉濤)閱讀，並在給他們的信中提出：“所謂倫理學或道德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是討論社會各階級各不相同的道德標準的，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它的基本對像是論善惡(忠奸、好壞)。”“如果你們發現人們對於某些社會現象的善惡有不同的看法，你們就可以發現這些人們中有不同的階級立場。對於一切社會、政治現象，一定要進行階級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正確認識一切社會現象的基本方法。”

    10月15日、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國務院副總理潭震林彙報農口當前工作、一九六三年計劃、基本建設投資分配、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設想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等問題。在彙報到明年開始試製除草劑等新農藥時插話：農藥問題要認真搞一下，可以進口一些除草劑，每一種都買一點，先小面積試驗。要吸收外國的經驗。在彙報到林業問題時插話：要大搞封山育林，積極搞人造林，大面積的森林還是要靠天然更新。在彙報到農業科研和教學問題時插話：搞農業機器設計、製造的學校和搞經營管理的學校兩種都要，現在這種學校太少了。另外，在搞農業機械的時候，還要注意農村的加工機械的製造和配套。

    10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傳達和討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中印邊境對印軍事方針的決定。二十日，印軍在中印邊境向中國大舉進攻，中國邊防部隊實行自衛反擊，並拔除了他們在中國境內修築的據點。

    10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爾陸彙報國防工業口的基本情況、當年計劃執行情況、一九六三年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安排等問題。指出：導彈和原子彈都需要中央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抓，做組織工作、協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這兩彈要搞個小的機構，不這樣抓，這裡一拖，那裏一拖，時間過去了。這種尖端，各國都是這樣抓起來的。我們社會主義要抓得更好。無非是創造條件，使它能夠順利地前進。

    10月20日、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彙報工交口一九六三年計劃安排等問題。在彙報到重工業同輕工業的關係時插話：重工業是要為農業、輕工業服務的，不是輕工業為重工業服務，不是農業為重工業服務。在彙報到增加工業産品品種問題時插話：鋼材品種、機器品種、化工品種，那些關鍵的東西蘇聯不給我們，我們從資本主義這方面打點主意，無非是出點錢，因為我們自己搞也要花錢，花時間。各部門對外貿易部，要注意向資本主義方面找出路。在彙報到産品質量考核時插話：是不是從價格上採取一些措施，你提高質量就加價，降低質量就降價，優質優價嘛。你只考核，質量不好也不處分，好也不獎勵?每一種出廠的産品，都要搞一個單子，保證什麼規格，什麼質量標準，不合格的可以保退、降價、扣錢。每一個廠都要搞這麼一些技術措施。不要去欺騙使用部門和消費者。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要老老實實。資本主義是講究信用的。蘇聯産品的質量就不好，特別是消費品，我看它沒有認真注意這個問題。每出廠一種産品，都要有質量標準，如果不合規格，要賠錢。單靠政治不行，單靠考核也不行，要賠。在彙報到維持現有生産水平的投資安排得不夠時插話：這是因為我們無知，吃這樣大的苦頭，花這樣大的代價，才懂得，需要先維持簡單再生産，再搞擴大再生産。過去我們擴大再生産搞了很多，蓋了很多新工廠，簡單再生産搞不下去了。蓋新工廠不如擴建老工廠，擴建老工廠不如維持簡單再生産。

    10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彙報市場和外匯情況。在彙報到農産品收購問題時插話：今年的農産品徵購有完不成的危險，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有些東西，比如糧食，在沒有完成徵購任務以前，不能進入自由市場。

    10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張際春彙報文教口一九六二年調整和執行情況、一九六三年的安排和指標等問題。在彙報到調整藝術表演團體問題時插話：文工團要大減，現在減得還太少。文工團辦多了實在不好。一方面要為國家著想，一方面要為這些小孩子著想，他們現在跳舞唱歌，都是些半調子，將來怎麼辦?要跳舞，就進舞蹈學校，要唱歌，就進音樂學校。舞蹈學校和音樂學校不要減，文工團要大減。在彙報到基層文教衛生事業的調整時插話：農村衛生事業要大發展，一個縣要有一個像樣的醫院。有些難治的病，可以到縣醫院去治。可以從農村救濟費中撥出一部分來作醫療費。

    10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韓光彙報科學口的情況和今後任務。指出：科學要抓。我們要搞幾個現代化，科學研究部門不首先現代化，整個國家都不能現代化。在彙報到農業科研問題時插話：我們人口三倍于蘇聯，四倍于美國，可是我們的耕地只有十六億畝，比他們少得多。美國人吃的糧食比我們少，他們吃奶和肉多，按照美國人的吃糧標準，我們的糧食已經夠了。所以，我們要大摘山林，大搞野生植物。畜牧要大發展。在彙報到發明創造者應發給證書和獎金時插話：發點獎金也有必要。除了政治以外，還要搞點物資刺激。

    10月31日、11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彙報一九六三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國家計委副主任顧卓新彙報基本建設情況。指出：國民經濟開始好轉，但是還要緊張工作。

    11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李先念彙報國家財政金融情況。在彙報到財政支出情況時插話：城市維護費應包括修房子。城市只曉得蓋新房子，不曉得修舊房子，就等於只搞擴大再生産，不搞簡單再生産一樣。我還建議增加一個城市建設部，管房子，修房子，把所有房子都管起來，還管城市的一切建設。它可以收房租。過去沒有人管房子，中央也不管，預算裏面也不打，以後所有舊房子都要修，各部蓋的大樓都要收房租。在彙報到信貸收支情況時插話：要注意信貸收支的平衡，這一點，過去就是不注意，信貸不平衡了，也不報告，也不提意見，也不想辦法。今後發現信貸不平衡了，發生赤字了，通貨要膨脹了，就要馬上報告，採取辦法。這個地方要多説兩句，提起注意，吸取經驗。過去出漏子，就出在這個地方。

    11月3日 召集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三省區林業工作負責人座談林業問題，指出：木材價格要徹底改，把大木材的出場價格壓低，售價提高，小規格材的出場價格提高，售價降低。價格可以促進生産，促進木材節約。要想法解決大面積造林問題，方法一是天然更新，二是人工促進，人工播種，三是育苗移栽。林業科學院要注意研究這些問題。要專門研究木材分配，現在分配木材未用心思，如冰棍用大木材，還分配木材，豈有此理，必須充分利用資源，減少木材浪費。

    11月5日 同朱德、鄧小平會見挪威共産黨中央主席埃米爾·洛夫林。

    11月12日 同參加組織工作會議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各中央局組織部負責人談話，著重談了執政黨建設問題。提出：執政黨建設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基層組織問題，一個是幹部問題。組織工作要正常化，黨沒有人管了，黨不管黨不好，要有人來管。兩個問題，起作用更大，影響更大的是幹部問題。要重新教育幹部，選擇幹部，鑒定幹部，保證幹部隊伍的純潔。對幹部的要求同一般黨員不同，應當有更高的要求。幹部當中，特別是高級、中級幹部當中有不好的，有壞人、蛻化變質的，他們所起的影響同基層黨員幾個人所起的影響不一樣。黨外很多人擔心：共産黨沒有當權是好的，當了權是不是會腐化?這的確是個問題，我們自己也應該提出這個問題，列寧也提出過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注意，不留心，黨也可以變質。對貪污、腐化、墮落的幹部，要大張旗鼓地處理，要通報全黨，進行教育。對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現在有些大案子處理不下去，有人頂住。不要怕，處理了這些人，大多數人是擁護的，這就能保證黨的純潔性和無産階級的本質。總而言之，不要脫離黨員多數，不要脫離群眾、幹部、工人、農民的多數，要認真地搞民主集中制，搞批評和自我批評，保證一個領導、一個多數，這可以使我們黨保證純潔，將來曲折少一點。

    11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聽取李富春、李先念彙報全國計劃會議情況。指出：要繼續貫徹五月會議精神，基本建設應該下馬的還得下馬，精減城鎮人口要繼續減，不然，對我們十分不利，使我們十分被動。明年的計劃可能還是大了一點，不要一下子搞那麼大，搞得大了，又來調整。這兩年，我們花了很大的力量扭轉了這個局勢，不要再一次扭轉了，那樣就划不來了，時間也耽誤了，老百姓也受了苦頭，國家也受了損失。不如現在緊一點，搞小一點。

    11月29日 再次會見挪威共産黨中央主席埃米爾·洛夫林。

    12月10日 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組關於石家莊市工商關係問題和處理情況的報告》上批示：“先念、一波、子華：此件對全民所有制內部的工商關係問題，提出了一些處理辦法，並且使爭執很久、妨礙生産的許多問題，很快(三個星期)就得到較為滿意的解決，請你們注意討論研究，並立即規定幾條辦法，迅速解決各地發生的工商關係問題。或者加一批語，規定辦法，把此件轉發各地。

    12月19日 會見印度尼西亞合作國會副議長阿魯季·卡塔威納塔和移民、合作部長阿赫馬迪。

    12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李先念關於一九六三年財政、信貸、外匯、市場平衡等問題的情況彙報。在插話中指出：一方面形勢好轉了，但是各方面還有相當大的困難，需要我們努力，團結一致，克服困難，這樣才可以在一九六三年爭取更進一步的好轉。針對有些地方又出現擴大基本建設的苗頭指出：要抓緊一點，不抓緊，今年好一點，明年又出亂子。

    12月26日 同董必武、周恩來會見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在談到解決兩國邊界問題時説：我們兩國的邊界通過談判，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我們認為，這對我們兩國人民都有好處。我們兩國是兄弟鄰邦，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順利地解決了邊界問題。我們和其他的兄弟國家也是採取同樣的原則來解決邊界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