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國務院持續發力，大刀闊斧推進行政改革，力度空前、超出預期。然而隨著改革深入，新問題新情況漸次出現。行政體制改革如何打通“腸梗阻”？讓“權力瘦身”還需要做些什麼？“放權力”變成“卸包袱”又該怎麼辦？

    改革，只有從政府自身改起，從簡政放權起步，才能發揮政府率先推動改革的示範效應，也才能最大程度地激發市場活力。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為我們很好地詮釋了這個道理。

    在昨天由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行政改革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就政府管理如何創新、行政改革如何深化等問題展開討論，帶來一場關於行政體制改革的“頭腦風暴”。

    一年來行政體制改革成效如何？相信每一個關心改革的人，這一年多以來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確實是“甩開膀子”勝過了“喊破嗓子”，多年來“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有了改變。但是顯然，改革並沒有一蹴而就。相反，隨著改革的深入，很多新問題新情況正在逐步顯現。在論壇上，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楊克勤的一番總結梳理，讓人們感到了行政體制改革的任重道遠。

    楊克勤：一是改革力度逐級衰減。中央改革力度大、動作大，但一些地方對改革的擔心多、動作小、跟進不力。國務院部門下放的一些權力被地方政府截留，出現了“腸梗阻”現象。二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虛不放實”、“放責不放權”、“明放暗不放”等現象。一些地方和部門把含金量低的事情取消和下放，對含金量高的抱著不放，有的“卸包袱”，把管理難度和責任大的下放。

    在楊克勤看來，當前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除了改革力度逐級衰減、有些方面出現“腸梗阻”現象，行政審批權“放小不放大”、“放虛不放實”等，還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比如，一年來政府審批和行政收費項目大幅減少，但很多企業並沒有明顯感到改革帶來的好處，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與行政審批相伴而生的第三方仲介評估過多，而且評估耗時長、環節多、收費亂。有的地方調查發現，貫穿于行政審批過程的仲介服務事項多達30多項，一個産業項目涉及的仲介評估評審報告如果按串聯計算，整個流程走完要300多天。一些仲介服務機構實行壟斷定價，服務收費連年上漲。

    還有一點需要引起重視的是，法制改革滯後，相關制度措施不配套。例如在市場監管方面，我國現有幾百部涉及市場監管的法律制度，這些法律法規政出多門，彼此不協調，一方面造成重復監管，一方面又存在不少監管漏洞。

    此外，部分下放事權轉移、承接的難度大，放管脫節，對加強監管研究不夠、辦法不多。很多部門和人員長期習慣於通過審批和處罰實施管理。現在，減少了審批事項、規範了行政處罰，不知如何工作，認為無權也無事、更無責，既不願管事，也不會管事。這些都是進一步簡政放權的大障礙。

    作為研究科技體制改革問題的權威人士，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長張景安以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管理為例，尖銳地指出這些障礙帶來的弊端。

    張景安：今天我們的情況是，發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工信部、自然基金委等十幾個部門各自都有規劃，定得都非常好，都抓項目，每個都自成體系。部門分割、低水平重復、浪費大量資源。由此産生的內耗、扯皮，難以計算。經濟有經濟規律，科技有科技規律。用管GDP的方法管創新，這必然是急於求成、拔苗助長。但用科技管研發去管創新，也不行，也會出現問題。我們三十年的改革基本形成了我們國家創新體系的框架，但現實情況是什麼呢，所有單位大家一起搶項目，搞得基礎研究不基礎、應用開發不實用，一切圍著項目走，急功近利。

    如何跨過障礙、消除弊端？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提出，如果不能打破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如果“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個人利益法定化”的勢頭得不到遏制，簡政放權就必然會出現避重就輕的情況，因此必須繼續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徹底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改革措施 落到實處“開花結果”。

    困難擺在眼前，但是並非無解。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有決心、有勇氣，還要有智慧。比如，深受嚴重霧霾困擾、結構調整任務繁重的河北省，就以行政體制改革為契機，把中小企業局等精簡下來的編制人力，用來給環保部門“強身健體”， 既把該放的“放出去”，又把該管的“管起來”，做到了一舉兩得。

    河北省副省長秦博勇：環保部門承擔的任務日益繁重，原有的機構力量已經無法滿足履職的需要。為此，我們在這一輪省政府機構改革中，對已經完成歷史任務的省中小企業局進行了撤並，部分必須保留的職能轉移到了省工信廳，騰出行政編制劃入省環保廳，增設了大氣、水、土壤污染監管等相關的室、處，加強了監管力量。

    簡政放權，不意味著行政權力從此束之高閣，更不意味著政府部門從此變成閒雲野鶴。河北省的嘗試，為放與管的結合提供了新思路。行政體制改革，政府應當有所作為，特別是在監管市場方面應當大有作為。正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所言：政府要幹事兒，特別是要從微觀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乾大事兒：

    鄭新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傳播已經使拉美一些國家深受其害。我們中國三十多年來之所以取得這麼大的發展成就，一個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我們能夠把市場機制與政府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而不是聽信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話，他們説“政府什麼事兒不幹才好呢”，政府幹什麼事兒，他們就罵。萬幸，我們沒有聽他們這一套，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2000年以前，老是週期性波動，隔幾年就大起大落一次。2000年以後，我們吸收教訓變得聰明起來了，在經濟上升時期，我們適當地控制了一下總需求；在經濟下滑時期，我們適當擴大一些總需求，通過這種調整，熨平了週期，就出現了2000年以後這樣一個平穩的黃金髮展期。所以，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尤其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政府要從項目審批這些具體的干預市場、干預企業決策的微觀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幹好五件事兒：一是宏觀調控，二是市場監管，三是社會管理，四是公共服務，五是環境保護。關鍵是要通過改革，把增長的潛力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