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個多月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4年修訂）》出爐。與2013版“負面清單”相比，新版本明顯“瘦身”，由190條調整為139條。這一變化，進一步體現了開放度、透明度與公平性。

    過去，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僅列明企業“可以做什麼”，只有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事項，市場主體才有相應的行為自由。因為列舉事項有限，很難涵蓋整個經濟生活領域，缺少清晰邊界，束縛了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自由。

    如今，“負面清單”明確企業“什麼不能做”，除了清單上的禁區，其他行業、領域都被許可進入。企業行為只要符合市場準入和法律，政府部門必須辦理手續，且多采用備案制甚至登記制。

    去年9月，上海自貿區率先在外商投資的準入領域實行“負面清單”制度。在沒有土地、稅收等優惠的前提下，半年時間就吸引了7772家企業入駐，絕大部分的外商投資都是在“負面清單”以外按照備案制的方式來設立的。

    實踐證明，以“負面清單”為代表的制度創新，釋放了企業投資的活力、擴寬了發展的空間，比優惠政策更具吸引力。

    在今年首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指出，行政審批事項要逐步向“負面清單”管理邁進，做到審批清單之外的事項均由社會主體依法自行決定。

    從經濟改革切入的“負面清單”制度，一年來成果顯著。這份清單的最大作用，是提升市場主體的活躍度。隨著“負面清單”的推廣，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這不但有利於放寬市場準入、鼓勵公平競爭、建設法治經濟，也會更多釋放改革紅利、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穩定市場預期。

    如今，對於“負面清單”體制的探索逐漸推開。廣西柳州正加緊編制《柳州市民間資本投資負面清單》，清單以外一律對民間資本開放；成都市3個試點區發佈了各自的第一份“負面清單”，除禁止或限制項目之外，對內外資進入充分開放；海南、貴州、雲南等省份都出臺了相應的“負面清單”。

    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企業“法無禁止即可為”，“負面清單”與“權力清單”一道，將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牢牢握緊。“有所不為”換來“大有作為”，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夯實了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記者 陳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