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引領新常態 推進供給側改革

3月6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舉行記者會，5位全國政協委員，圍繞如何“適應引領新常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話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圖為《經濟日報》和中國經濟網記者提問。 記者 李樹貴 攝

3月6日下午，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厲以寧、陳錫文、易綱、常振明、許家印等5位全國政協委員，圍繞如何“適應引領新常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話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厲以寧委員——要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今年兩會供給側改革是熱點，在推進供給側改革中如何適度管好總需求，避免出現通貨緊縮這一現象？

在回答《經濟日報》記者提問時，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擴大內需，如何提高老百姓消費意願是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今天正在實行新型城鎮化，就是要以人為核心、以人為本。”厲以寧委員表示，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把更多農民工及其家屬吸引到城市，融入城市社會。現在各地都在進行棚戶區改造，興建廉租房、廉價房，就是為了讓農民進城安家，小孩進城上學，配偶進城避免兩地分居，老人進城也有醫療衛生保障，所有這些都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繼續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方面。

厲以寧委員還舉例説，浙江一些地方的土地確權讓農民歡欣鼓舞，因為土地確權後農民承包土地有承包經營權，宅基地有使用權，宅基地上自己蓋的房子有房産權。農民的財産權保障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支柱，擴大了消費。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正在放緩，2016年經濟形勢是否會有所好轉？

厲以寧委員表示，中國經濟正處在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的轉換時期，第三産業産值已經超過GDP的一半。從世界範圍看，在這個階段出現經濟增長率下滑是普遍的。此外，當前中國要結構調整，必然有一些過剩部門需要重組。

“但應該看到，2016年的趨勢穩中有進、穩中看好，這是總趨勢。”厲以寧委員認為，第一，宏觀調控政策沒有變。我國依然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但是重點不是“大搖大擺”，而主要表現為“定向調控，重在微調，重在預調”；第二，投資和消費並沒有大幅度減少。從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看出，還有很多項目蘊藏著投資潛力，包括高速鐵路、交通設施、港灣建設、水電站、互聯網等眾多領域。

“如今北京中關村聚集了一批年輕人，他們中有大學生、研究生、博士後、科研機關人員，也有民營企業家。他們討論創意、創業、創新，這就是中國的未來。一個蓬勃的創新時代正迎面而來，我們應該對經濟充滿信心。”厲以寧委員説。

有了信心，如何實現？厲以寧委員認為要堅持四個方面。一是讓産品更個性化，進一步擴大消費；二是讓服務業更人性化，讓服務業更柔性化；三是要讓中國品牌走出國門、遠銷海外；四是把顧客留在國內。伴隨著國內消費增長，國內就業、國家稅收都會相應增加。這些都是我們對2016年經濟抱有信心的根據。

陳錫文委員——加強糧食品種結構調整

在談到我國糧食産量時，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目前看糧食産量“多了和少了”的現象同時存在，很難簡單評價。

一是糧食總産量連續12年穩定增長，從2003年的8600多億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萬億斤，但糧食的品種結構仍存在明顯矛盾。在小麥、稻穀、玉米、大豆、薯類等5個主糧品種中，小麥大體上供求平衡，稻穀自給自足後略有結余，但大豆缺口較大。去年我國進口大豆1633億斤，進口量相當於國産大豆量的7倍。玉米産量在5個糧食品種中最大，但去年又進口了數百億斤玉米，有供大於求的趨勢；二是目前儘管部分品種産量較高，但受到價格和品質等因素影響，依然需要進口。

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業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陳錫文委員表示，應從三個方面重點發力：一是努力追求糧食總供求的平衡。目前看還有缺口，需要進一步提高和穩定糧食産能；二是品種矛盾比較突出，要加強糧食品種結構調整，更加適應市場需求；三是更加注重創新和改革，推出優良品種。要進行農業組織創新，多措並舉實現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降低農業成本，提高農業效率。此外，還要進行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創新。目前，我國部分重要農産品的價格形成機制、補貼制度、收儲制度正在積極推進改革。

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引導農民適應市場需求調整種養結構，適當調減玉米種植面積。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原則，積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陳錫文委員表示，所謂“市場定價、價補分離”，即由市場決定價格，把補貼從價格中分離出來，以便形成的價格更有國際競爭力。在此過程中，我國由於農民人數龐大，每一戶經營的耕地很少，競爭力相對有限，政府要用其他形式對農民的合理收益給予必要補貼。

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一直是公眾和輿論非常關心的問題，今年中共中央頒發的一號文件指出，“加強農業轉基因技術的研發和監管，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慎重推廣”。

陳錫文委員表示，中國政府對於農業轉基因技術有三大原則：第一，轉基因技術是當代生命科學、生物科學中最前沿的高地，中國在該領域中不能落後，因此中央提出要加強對農業轉基因技術的研發；第二，轉基因是新生事物，能不能確保安全需要經過嚴格的科學評審和檢測。所以任何進行商品化生産和進入市場的轉基因農産品都要經過嚴格的科學檢測，只有確保安全才可以上市。我國政府現在批准商業性生産和上市的農産品轉基因技術只有棉花和木瓜。經過批准上市的，確實是經過嚴格科學檢測，確保人們食用是安全的；第三，保證給消費者充分的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國家規定任何轉基因農産品上市或用轉基因農産品作為加工原料的食品上市必須標識含有轉基因農産品在內，這樣的標識就是讓消費者充分知情。

陳錫文委員説，此次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加強研發和監管”，“監管”一詞非常具有針對性，目前看，確實有個別地方出現未經國家批准的轉基因農産品種子流到市場、流到農田種植的情況，這也表明政府更要加強監管，對於生産的這種農産品要銷毀，對於違規的當事人要處罰。

易綱委員——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基礎

針對人民幣匯率預期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表示，人民幣匯率會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現在説“基本穩定”是對一攬子貨幣基本穩定。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這是因為：首先，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態勢沒有改變。中國的勞動生産率和全要素生産率還在穩步提高；其次，我國的貨物貿易還存在著非常大的順差，FDI（對外直接投資）和ODI（外來直接投資）都在穩步增長；再次，我國外匯儲備充裕。從中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會回歸到人民幣保持基本穩定的基本面。

對於外匯儲備的資産組合如何配置？易綱委員指出，我國的外匯儲備是按照流動性、安全性、收益性的原則來管理，強調流動性。外匯儲備的構成是按照優化比例，充分分散化配置的，有美元、歐元、日元等，也有部分發展中國家資産。

易綱委員表示，了解和認識我國的外匯儲備結構，可參照我國的貿易結構、投資結構以及支付結構，我國外匯儲備的分散化是根據這3大結構進行最優配置。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劃分的標準，那些不符合流動性標準或流動性不好的資産被全部扣除在官方外匯儲備之外。目前公佈的官方外匯儲備完全符合流動性標準。今後的外匯儲備仍會按照流動性、安全性、收益性原則，繼續經營好。

在談到如何健全中央銀行的利率調整和傳導機制時，易綱委員表示，首先，要健全和完善央行的政策利率體系，加強對市場利率的引導。“當前中央銀行運用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和存貸款的便利來引導短期市場利率，這些舉措能夠探索構建‘利率走廊’機制，該機制是中央銀行通過提供一個存款和貸款的便利，中央銀行定存貸利率區間來調控和引導利率。”易綱委員表示，我國目前還不能完全實行真正意義的“利率走廊”，必須兼顧貨幣的數量目標和價格目標；其次，要逐步做好央行控制短期利率向中長期傳導機制，這需要市場建設及金融機構定價能力，還需要再貸款利率、中期借貸便利的利率等引導中長期利率形成；再次，要完善利率市場風險定價機制。國債收益率曲線是無風險收益率曲線，在國債收益率曲線之上，各種信用債等其他債的風險定價要做好，這樣能夠健全我國利率收益率曲線體系，充分反映各類風險溢價；最後，在利率市場化新階段，要通過宏觀審慎的評估機制來激勵和約束市場定價行為，要特別注意貨幣政策的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協調機制。

常振明委員——國企改革須遵循“一司一策”

談到2015年我國國企改革取得的進展情況，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常振明表示，2015年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在頂層設計和實踐方面積極推進。在頂層設計方面，2015年8月《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印發後，又出臺了多個配套文件，各級國資委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指導文件，進行部分國有企業改革的試點。這些指導意見和文件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原則。

“在實踐當中，我作為一個國有企業改革的執行者、文件的執行者和實踐者，體會到國企改革並非一蹴而就。”常振明委員表示，整體看，每個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國有企業所處的歷史、行業、商業模式、面對的外部競爭環境都不同。因此，改革必須遵循“一司一策”原則，根據既定方向和原則，讓每個企業根據情況制訂自己的改革方案和戰略，並確定未來的商業模式。

比如，按功能界定分類，把國企分成商業和公益兩大類。相關指導文件出臺後，地方國資委及40余家央企都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制訂自己的改革方案。去年國企的改制和重組步伐加快，南車北車、國家核電和中電投、五礦和中冶等10余家央企正在重組合併，説明國有企業改革正按照日程穩步推進，相信能夠實現既定的改革目標。

對於國有企業在産能過剩行業裏比較集中的問題，常振明委員認為，這些産業的特點是投資大、企業負債高，所以國有企業相對比較集中。

對於國有企業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常振明委員表示轉變企業的商業模式非常重要。“企業的商業模式是在企業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過去注重大規模生産，提高産能、提高産量。因為這樣做可以減少單位生産成本，提高競爭力。但現在要去産能，需要技術革新，增加産品的質量、品種、附加值，提高經濟效益。需要小批量靈活的生産方式來滿足不同客戶和市場需要。

同時，常振明委員認為，轉變商業模式直接涉及國有企業體制機制的轉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也是從供給側入手，通過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使農業生産大幅提升。而今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倡的去産能正好相反，因此必須用改革的方法來推進結構性調整。

許家印委員——民營企業要做好新時期扶貧

在3月4日民建和工商聯的聯組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廣大民營企業要積極投身光彩事業和公益慈善，自覺履行社會責任”。對此，全國政協常委、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表示，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得益於黨的政策和全社會的支持，回報社會是每個民營企業的責任。

如何做好新時期的扶貧，許家印委員認為要採取“輸血”和“造血”的辦法。“主要採取以下幾個措施：第一，要精準扶貧，精準到戶、精準到人；第二，要産業扶貧。民營企業要投入資金、技術、人才，因地制宜地做一些産業脫貧工作；第三，要教育扶貧。廣大民營企業要為貧困地區多捐建一些小學、幼兒園、中學以及職業技術學校，來滿足貧困地區的教育需求，從根源上讓貧困地區的老百姓脫貧；第四，民營企業要為貧困地區的老百姓多捐建一些帶産業的新農村。讓那些面臨路不通、電不通、水不通的村民搬到帶産業的新農村裏；第五，要就業扶貧。為貧困老百姓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實現‘一人就業全家脫貧’。”許家印委員説。

針對“民營企業家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問題，許家印委員表示，目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雖然遇到不少挑戰，但經濟基本面較好，具有很多發展優勢，民營企業家有充分信心，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齊心協力、同心同德，相信中國的經濟會越來越好。“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我們民營企業家非常有信心。”許家印委員表示，今年兩會上，習總書記在全國政協民建、工商聯界別小組討論會上的重要講話，讓民營企業家深受鼓舞，增強了預期和信心，相信中國的民營經濟必將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貢獻更大力量。（記者 齊慧 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