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裁決之批判》（內容摘要）

仲裁庭錯誤地分割、孤立處理南沙群島和中沙群島所屬島礁的法律地位，錯誤解釋和適用法律，特別是《公約》第121條“島嶼制度”。

（一）仲裁庭無視中國南沙群島和中沙群島的整體性以及中菲領土和海洋劃界爭端的存在，錯誤分割處置有關島礁的法律地位

南沙群島和中沙群島均為中國的遠海群島，中國對有關群島整體擁有主權，並基於群島整體享有海洋權利。仲裁庭錯誤分割處置中國南沙群島和中沙群島組成部分的地位，未顧及群島作為整體在國際法上的重要地位。

（二）中國南沙群島作為大陸國家遠海群島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

大陸國家的遠海群島在法律上作為整體擁有海洋權利，已為習慣國際法所確認。

首先，大陸國家遠海群島作為整體的法律地位在習慣國際法上早已確立，大陸國家將遠海群島作為整體劃定基線並主張相應的海洋權利，已形成普遍、一致、持續的國家實踐和相應的法律確信。大陸國家的遠海群島問題屬於《公約》未規定事項，受習慣國際法規則調整，不存在偏離《公約》的問題。

其次，中國南沙群島構成地理、經濟和政治上的整體，歷史上一直被視為一個整體，符合習慣國際法中的群島構成標準。中國對南沙群島整體擁有主權，並已依國際法宣佈，南沙群島擁有包括內水、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完整海洋權利。

再次，仲裁庭錯誤定性中國的南沙群島整體性立場，將中國南沙群島拆分成一個個單個島礁，適用《公約》第121條“島嶼制度”的規定來判定南沙群島單個島礁所擁有的海洋權利，錯誤適用《公約》基線規則否定中國南沙群島整體性。

（三）仲裁庭錯誤分割處置南沙群島有關“低潮高地”及其對領土和海洋劃界的影響

首先，菲律賓訴求所涉美濟礁等五個“低潮高地”均為中國南沙群島組成部分，中國擁有主權，不存在判定能否單獨被據為領土的問題。關於低潮高地是否可被據為領土問題，國際法院曾明確表示，條約國際法和習慣國際法均無明確規定。仲裁庭的説法不成立。

其次，仲裁庭分割中國南沙群島，裁定“低潮高地”為“水下陸塊”，將美濟礁和仁愛礁劃入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此舉侵犯中國主權。

（四）仲裁庭錯誤解釋和適用《公約》第121條“島嶼制度”

首先，仲裁庭錯誤解釋和適用《公約》第121條，忽視該條各款之間的關聯，未從整體上進行解釋；添加了許多第121條條款文本並不包含的內容，違背《公約》締約原意，嚴重脫離相關國家實踐。

其次，仲裁庭將對《公約》第121條的錯誤解釋適用於中國有關島礁，包括：將客觀能力混同為歷史性使用；罔顧南海有關島礁之間的關聯對維持人類居住或經濟生活能力的影響，無視影響南沙群島歷史性使用的外部因素等。

六、中國在南海活動的合法性問題（第8項至第14項訴求）

仲裁庭錯誤否定中國在南海相關活動的合法性，錯誤認定中國相關活動“加劇或擴大爭端”。

（一）仲裁庭錯誤定性、裁判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資源管理和開發活動

仲裁庭錯誤裁定有關海域只可能是“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仲裁庭在此前提下，錯誤地將《公約》第77條、第56條和第58條第3款適用於中國在有關海域的維權、資源管理和開發活動，錯誤認定中國公務船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執法，將中國艦船在禮樂灘、美濟礁和仁愛礁維權執法活動以及發佈南海伏季休漁令，定性為侵犯菲律賓對其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主權權利的行為。仲裁庭在事實認定方面也存在謬誤。

（二）仲裁庭妄斷菲律賓漁民在黃岩島享有“傳統捕魚權”

首先，仲裁庭無視菲律賓第10項訴求所涉事項涉及黃岩島主權問題，錯誤地將該訴求與黃岩島領土主權脫鉤處理。

其次，仲裁庭錯誤地將傳統捕魚權界定為私人權利，錯誤解讀、援引國際司法實踐，錯誤解釋和適用《公約》第2條第3款，未經論證草率、生硬地將傳統捕魚權引入《公約》領海制度。

再次，仲裁庭裁定菲律賓漁民享有傳統捕魚權缺乏事實依據，所援引的材料無法證明菲律賓漁民曾在黃岩島海域進行“傳統捕魚活動”。

（三）仲裁庭錯誤裁定中國縱容、保護本國漁民從事有害捕撈活動，以及中國島礁建設活動違反海洋環境保護和保全義務

仲裁庭故意將中國在“黃岩島事件”和“仁愛礁事件”中的維權行為歪曲為“保護中國漁民從事捕撈瀕危物種”，未能證明中方所謂的“有害捕撈行為”已造成“海洋環境污染”，錯誤適用《公約》第194條第5款。仲裁庭無視中國已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積極履行勤勉義務的事實，錯誤認定“中國沒有針對漁民捕撈瀕危物種採取措施”。

仲裁庭錯誤地將《公約》第192條、第194條第1款和第5款的規定視為結果義務，依據可信度存疑的“專家報告”，認定中國違反《公約》有關規定，無視中國在促進南海環境保護合作方面的努力，無視各國對於是否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自由裁量權。

（四）仲裁庭將中國在美濟礁上的建設活動錯誤認定為在菲律賓管轄海域進行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設

仲裁庭錯誤地將中國南沙群島組成部分的美濟礁認定為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的低潮高地，錯誤地將僅適用於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公約》第60條和第80條適用於中國在本國領土上的建設活動。

（五）仲裁庭將中國在黃岩島海域的執法活動，錯誤認定為一般航行行為，進而錯誤適用《公約》第94條和《國際避碰規則》

仲裁庭片面截取並孤立看待整個“黃岩島事件”，將中國維護主權的行動錯誤地定性為一般航行活動，不加論證地將《公約》第94條直接適用於領海，無視《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公約》只適用於一般的航行活動，錯誤認定中國執法船在黃岩島“領海”海域的執法應適用避碰規則。按照《公約》和國際法，中國執法船舶有權對菲律賓船隻“採取必要的步驟以防止非無害的通過”。

（六）仲裁庭錯誤認定中國在南沙群島有關島礁的建設活動擴大和加劇了爭端

仲裁庭不當認定國際法中存在“不得加劇或擴大爭端”的一般性、不受具體條件限制的義務，無視中國在美濟礁、華陽礁、永暑礁、南薰礁、赤瓜礁、東門礁和渚碧礁的建設活動屬於中國行使主權的活動，錯誤認定中國島礁建設屬於“加劇或擴大爭端”，錯誤認定中國島礁建設“加劇”和“擴大”所謂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爭端”。

七、正當程序和證據問題

仲裁庭在正當程序和證據方面沒有嚴格遵循有關規則和實踐，影響公正審理和裁決。

（一）仲裁庭未遵循正當程序

仲裁庭就若干重要問題得出的結論缺乏必要推理；任意解釋《公約》文本或篡改中國政府文件；未適當敘明理由即允許菲律賓變更訴求。

仲裁庭的組成在地理區域、文明和法繫上代表性不足，特別是缺乏來自亞洲國家的仲裁員，導致在處理案件過程中缺乏對亞洲文明、外交和法律傳統以及其他地區因素的認知和考量，導致對有關問題作出錯誤的裁定。

仲裁庭對有關程序問題的處理充斥著雙重標準和自相矛盾之處，喪失應有的公正性。

（二）仲裁庭未盡到《公約》附件七第9條要求的查明事實的責任

仲裁庭對證據問題的處理與國際司法實踐不符，在處理證明責任、證明標準和證明力等方面存在諸多謬誤和瑕疵，包括：替菲律賓查找關鍵證據；在時限外允許菲律賓多次提交補充證據；指定專家時間過晚、程序不透明等；刻意降低證明標準；基於缺乏相關性、實質性以及證明力不足的證據，錯誤認定相關島礁的地位，錯誤定性中國的歷史性權利等。

八、仲裁庭錯誤百齣，裁決無效，衝擊國際法治

仲裁庭對菲律賓訴求明顯沒有管轄權，越權管轄領土和海洋劃界問題，錯誤認定事實，錯誤解釋和適用法律，對重要事項作出裁定但沒有“敘明其所根據的理由”等，屬於枉法、錯誤裁判。

仲裁庭枉法裁判衝擊國際法治，越權管轄引發“司法擴張”擔憂；侵害國家領土主權原則；貶損一般國際法上的歷史性權利，將危及有關國家根據一般國際法所享有的歷史性權利；錯誤否定習慣國際法上的大陸國家遠海群島制度，將危及擁有遠海群島的大陸國家的合法權益；肆意解釋和適用《公約》第121條“島嶼制度”的規定，將危及島嶼所屬國的合法權益；越權管轄，枉法裁決，“司法造法”，損害 《公約》爭端解決機制公信力，影響《公約》整個爭端解決機制的信譽；解釋和適用《公約》時，仲裁庭斷章取義，篡改和歪曲《公約》的締約原意和精神，打破了《公約》規定和締約國之間的利益平衡，背離了《公約》的宗旨和目的，損害《公約》的完整性和權威性。

國際實踐表明，談判和協商是和平解決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爭端最有效的方式。1949年以來，中國通過談判和協商，與14個陸地鄰國中的12個國家妥善解決了邊界問題，劃定、勘定大約20000公里的邊界線，佔中國陸地邊界總長度的90%。中國還通過談判和協商與越南劃定了兩國在北部灣的海上邊界，並已啟動與韓國的海洋劃界談判。

仲裁庭的裁決影響不了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中國的政策和實踐表明，中國維護《公約》完整性和權威性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中國維護國際法治的努力是持之以恒的，中國推動建設和平、穩定的地區海洋秩序的行動是一以貫之的，而且會進一步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