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背景之一：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我國銀行業改革正穩步推進。由於過去若干年我國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軌期，行政干預比較多，市場經濟未建立，銀行信貸文化有重大欠缺，出現了大量不良資産，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文革期間及改革早期的行政分權的管理體制：大銀行決策權力層層分解到基層，管理決策能力“上下一般粗”，內控和內部激勵約束機制不完善等等，導致分支行貸款産生了大量的不良。為改革此狀況，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國家給予了大量支持，商業銀行原有的資本金已消耗掉了，近幾年的利潤也用於消化不良貸款。在這種情況下，加強銀行內部控制和內部激勵約束機制將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改革內容。當前銀行改革的重點首先是要加強內部控制，培養新的信貸文化，建立新的信貸審貸程序。我們現在開始加強內控、改變過去的決策程序、加大集中力度。在這一過程中，加強集中統一是必然的。這個方向一定不能動搖。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在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其中一個就是對小企業貸款的力度不夠，對新創企業貸款力度也不夠。商業銀行注意力大量雲集于少數大型優質企業，會産生“同質”現象、“羊群效應”。這樣過於集中，對於經濟發展來説是有問題的。國務院一直要求，在堅持商業銀行改革的基本方向的同時，也要千方百計想辦法加強對小企業和創新企業的貸款支持。我們一直説，“我們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不能因為這種需求就走回老路，要設法兩者兼顧。

　　背景之二：由於隨著社會技術進步的加快和金融産品創新的增加，整個金融業面臨的風險譜的特性正在發生變化。也就是説，風險低的業務開始變得相對比較少，而風險中等的或者偏高的業務變得越來越多。比如，科技型風險投資屬於風險很高的類別，另一些中小型新創企業，可能不是高科技，但又往往是資本金不足、業務不穩定，很難拿出足夠的擔保或者抵押來進行貸款。金融業必須認識到，小企業的發展將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大的作用。同時，金融業越來越信息化，基於更充分的信息，金融産品創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金融風險可以買進和賣出，特別是我們有了信貸衍生産品之後，也開始逐步出現了買賣風險的情況，銀行有了及時控制風險新的辦法，同時，也將對其內控和內部激勵提出很多新的挑戰。並不是簡單地説風險越小越好，而是要度量風險及其定價與收益之間的關係，因風險在金融市場上也是可交易的。

　　背景之三：當前若干銀行、保險公司都在（或已完成）通過發行上市進行股份制及公司治理改革的深化。其中一個內容是對高管人員安排股票期權的激勵機制，應該説這是委託－代理關係及公司治理中的一個重要手段。當然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要看用的好不好。其中一個問題是怎樣劃定高管人員？有些公司把範圍劃的很大，這不見得好，當然也取決於公司的性質。對商業銀行來説，如果分行之間績效及不良資産率差距很大，則用股票期權作激勵會有很多負作用。同時，信貸經理，特別是高級信貸經理應該説是銀行績效的生命線，但他們每人的績效可能會差距很大，用股票期權作激勵顯然也有問題。這就導致一定要用好銀行內部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即高級管理層向下制定並執行的激勵機制。

　　從以上背景出發，下面討論幾個問題：

　　第一、關於銀行內部控制有可能做成一種更有柔性的安排，以反映更面向長遠的觀點。從歷史教訓來看，有些基層行的貸款確實做得很差，不良貸款率很高，而且很多是關係型貸款，甚至有以貸謀私的現象。當然也有做得好的。對做得差的，商業銀行貸款的管理權上收是有其必然性的，這是用以糾錯的。但同時，如果貸款權上收得非常徹底的話，可能會出現問題：地方比較基層的小企業貸款滿足率會比較低。另外，銀行分支機構對基層小企業和新創企業的了解會逐步弱化。如果基層行只做存款和匯兌等業務，而不接觸公司業務的話，對企業也就漸漸陌生了。再有，從將來的發展方向來説，在競爭大企業客戶過於激烈的情況下，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貸款業務就要開拓新的辦法，比如成立中小企業貸款部或小企業貸款部，那時可能缺乏人才基礎，因為一些基層行已許久不接觸公司業務，人才也得不到培養。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能不能找到一個平衡點？我想起電子學裏的真空管。過去的真空管有一種是五極管，五極管分為銳截止型和遙截止型兩種。銳截止型的輸入信號給到柵極，其特性曲線當輸入信號負到一定程度時，整個屏級輸出就關閉了。遙截止型在正常的信號範圍內，輸入輸出特徵曲線跟銳截止型五極管沒有什麼區別，但當它的輸入信號負到較多程度時，特徵曲線還有一個很長的拖尾，它説明，即使輸入非常負的信號，也還會有一定的但很小的屏級輸出。

　　舉這個例子想説明什麼呢？分支行信貸如果做得差到某種程度，以後就取消其信貸的授權，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約束機制。但也可以不搞成非常銳截止的臺階，留一點點允許其改進的餘地，比如每年還可以做一、二筆，而不是完全切斷。當然有一些素質較差的信貸經理，即使只負責啟動了很少的一兩筆貸款，仍然會變成不良貸款。但總的來説，在內部控制加強、審批權力上收、信貸決策程序逐步規範的情況下，銀行損失還是可控的。在數學上或曲線包絡上可以作成階梯銳截止型授權，這與長拖尾遙截止型授權的總體風險控制效果是一樣的，當然需要更複雜的計算技藝，但它對基層行的機制建設就不同了。

　　重要的問題還是經濟形勢的變化，也就是小企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在就業和出口方面，國內大企業的很多部件供給也都是靠小企業、靠新創企業。資本市場在支持成長型企業發展方面，希望能有所突破，但是暫時還不能提供足夠的金融服務，商業銀行應該也有可能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銀行內部的激勵機制。利用股票期權方式給高級管理人員激勵，在中國一直不是很好辦的問題。關於高級管理層的範圍，上市公司經常將其放得很寬。按説一定要區分什麼是跟整體經濟效益挂鉤的高管人員的激勵機制，什麼是與具體業績考核相挂鉤的內部的激勵機制。對商業銀行而言，這兩類激勵機制的特徵是不同的，應該有明確的區分。商業銀行的信貸員，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做得很差，高級信貸經理都與整體效益挂鉤是不合理的，應該跟自己的業績挂鉤。當然，國際上也有一些大公司的股票期權用得很廣，但數量上差異很大，對有績效差距的內部環節主要還是靠內部激勵機制。國有商業銀行過去是官本位的等級制，不管在什麼部門都是按照等級發獎金。實際上銀行績效的生命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信貸經理、風險控制、資産處置和後臺監督的機制。信貸經理的業績差別非常大，一定要對他們有合理的激勵機制。如果激勵機制不能與其自身的業績挂鉤，就會造成信貸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大的不做小的，做國有的不做私營的。這種反向的激勵機制對信貸員的作用是很大的，因為信貸員如果做錯了一筆，可能會受到違紀、瀆職等相應的處罰，甚至是終身失去準入資格。總之，如果內部激勵機制不合理，會造成金融對經濟的服務出現缺陷，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會出現“同質”和“羊群效應”。從宏觀上來講，“同質”和“羊群效應”的風險也很大。如果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如油價的劇烈變化，就有可能使某些大行業、大企業的貸款出現重大風險，甚至會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在商業銀行改革過程中，如何設立這種激勵機制，確實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同時，做得好壞，還會面臨市場競爭的壓力。外資金融機構進來後，他們的做法很可能跟我們的很不一樣；一部分中型和小型的商業銀行創新精神也很強，會在這方面進步得很快。這都是各商業銀行特別是大型商業銀行所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還是要講定價能力。我一直説，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會表現出能力上的缺失，其中主要的是定價能力的缺陷。這種定價能力上的缺陷，不僅表現在國內商品的定價方面，而且出口商品的定價也往往讓人家牽著走。早期自己沒有學會主動去定價。在金融市場上，自主定價能力更弱。一個原因是過去管制非常多，很多價格都由官方定價，都是固定的，金融機構沒有定價權力，也從來沒有經受自主定價的鍛鍊；另外一個原因是在定價技能和人才上也沒有得到培養和鍛鍊。再有，過去是吃大鍋飯，國家對盈虧兜底，就沒有自主定價的動力。如果沒有特別的激勵機制，沒有一個明確的經營目標，比如説為股東創造利益等，也就沒有很強的自主定價動機，因為不管自主定價是高是低，都可能引起一些反應，包括媒體、客戶的負面反應。實際上，信貸産品定價的依據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個是資金成本，一個就是貸款風險溢價。而對風險溢價的判斷經常是多樣化的，判斷依據的實際情況也隨時間變化。

　　在中國，大量新成長的企業湊不足初始資本金，且抵押擔保能力也偏弱，定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小企業的貸款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定價權尚未充分運用好。2004年10月底，中央銀行已經取消了貸款利率上限，我們看到有些銀行已經開始積極利用新條件，培養自己在定價方面的能力，在開展小企業貸款方面也做得非常好，至少比別人做得更突出。我們希望後進的一些銀行在定價方面有充分的考慮並能迅速的跟上去。現在，擴大對小企業貸款主要靠兩方面的變化，一個是組織結構，就是小企業貸款者的組織結構與其它貸款者的組織結構是有些不同的，再有一個就是激勵機制設置也有所不同。

　　在中國，其實很多問題都出在定價問題上，包括當前我們所處理的股權分置的問題。黨中央、國務院下了重大決心要解決股權分置問題，而藏在股權分置背後的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定價能力的缺陷。各類金融機構的定價也還包含著究竟是更多的看市場，還是看政府這樣一個問題。總之，定價能力是一個培養過程，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

　　匯率改革以後也出現的一個關於定價的問題，就是外匯遠期的定價和交易問題。這個問題和對風險的考慮是有關係的。十年前在遠期結售匯産品剛出現時，人們希望所有的業務風險都推給中央銀行承擔。壽險業過去也存在這種情況：既然利率是宏觀調整做出的，所以導致的利差損應推給國家承擔。説起來理直氣壯，好象自己可以不去做風險分析和風險承擔。

　　第四，金融機構的特點是，既要回避過大的風險，又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並去買賣風險，其中，不同類型的機構的風險偏好又有很大差異。回避風險或者把風險賣出去，這涉及市場環境和深度。過去的商業銀行貸了款就等著到期收回本息，而現在的情況是可以大量地把風險賣出，有一些機構可只專注貸款的發起。另外在負債方面也開始大量使用資産證券化方式來籌資。市場上的資金成本目前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當然這是週期性的，一個時期和一個時期不一樣。從目前來看，銀行間市場的利息比吸收存款更有吸引力。所以整個風險管理的技能應該説和以前很不一樣。還有不少金融機構暫時還沒有學會從適量承擔風險中獲利，還沒有積極地在二級市場上考慮別人賣出的哪些東西它可以承受，可以買的問題。另外這也與資本充實率非常有關，核心資本、次級資本的成本有多大和你究竟要做多大規模的表內業務有關。市場已經帶來很多變化，大家需要適應。還有一個問題是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策略問題。因為商業銀行要固定地給存款者支付利息，基本上屬於承擔較低風險的金融機構，但承擔較低風險不等於不承擔風險。這涉及到一個商業銀行在多大程度上選擇降低風險、回避風險、賣出風險的策略問題。另一方面銀行的某些部門可能要考慮，在當今的世界和市場上，要承擔一定風險，要敢於冒一定風險，才能真正作到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和增強競爭性。我們在這些方面做的還不夠。

　　在風險可以開始進行買賣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會發生很大變化，激勵機制也會發生很大變化。商業銀行開始出現內部的收入分配問題和激勵機制問題，各行之間會有很大的不同；過去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之間在這方面的作法很不同，但近來商業銀行在從投資銀行那裏學一些辦法，這是需要大家考慮的。

　　另外，風險賣出的關鍵在於要考慮究竟誰來購買風險。當然，各種機構和投資者在不同程度上可能都有高風險高回報的傾向，並且願意購買風險。可能將來比較願意承擔風險的更主要的是私人投資類組織和私募投資的基金。從我國的財富積累上來講，這些基金在過去存在的土壤比較小，現在來看，民間財富越來越大，也是需要著重加以培養的，在政策上要考慮它們的地位問題。關於管理私人投資的基金，在中國有許多混淆的概念和交叉的範圍，比如説，什麼是在證券市場上的私募基金，什麼是對衝基金，什麼是私人股權基金，等等。總之，風險買賣的市場是需要有較多投資者參加的。

　　第五，講講競爭。所有上述問題帶來的挑戰是巨大的。我們面臨著雙重挑戰：過去的病還沒有治好，新的挑戰已經來臨。確實，新的任務和新的挑戰不會給我們時間，不會等到我們把過去的病都治好再來參加新的比賽。這就象運動員比賽一樣：過去可能你還不錯，但是你受了傷，傷還沒有治好，新的比賽已經開始了，等你都治好的話，可能早就跟不上了，可能你年紀也大了。我們估計的競爭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政府的姿態。過去，金融業曾産生過大的風險，出現過多的醜聞，可能會令人生厭。但同時又應該看到，沒有金融服務，好多事弄不好，比如説農村金融，不得不花錢幫助他們解決過去的不清不白的歷史包袱，否則的話又覺得農村金融服務非常不夠，對三農支持非常不夠。可以説，這屬於一種很猶豫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是否能夠及時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鼓勵金融創新？如果這些都不去做，如果一切照舊管得很死，新的東西都出不來的話，不可能改進金融服務，那麼，支持小企業貸款、支持新創企業融資、支持農村金融服務都是空話。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在政府實際上逐步解除不必要的管制的同時，當然必須要加強監管。監管要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正在取得長足的進步，大家都很努力，但任務還很重。

　　在這樣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商業銀行之間的差異化會不會明顯擴大？過去5－7年期間可能是同質化，非常大的同質化，因為基本上大家所面臨的目標都是設法盡最大努力降低不良資産率。當這個任務大家可能完成一半或者一多半時，我們發現其他方面的需求和競爭已經開始越來越激烈。例如，對零售業務的關注，對信用卡業務的關注，對風險市場的關注，對於自己信貸客戶（公司客戶）的關注，等等。所有這些導致經營策略開始不一樣，不同金融機構對這些競爭的敏感性也不一樣。同時不同類型金融機構之間的領地的籬笆墻有很多正在被拆除，使得本來就不是很硬的籬笆墻可能變得更加不管用。比如，一家商業銀行可以啟動安排一筆貸款，這可能不是它自己的，有可能是銀團貸款，隨後又將貸款賣掉了，有可能是投資者拿走了；這些投資者既可能是願意買信貸産品或資産證券化産品的投資者，也可能是願意買信貸衍生産品的投資者，又可能是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既可能是中國人，也可能是外國人。再如，保險公司正在發生非常巨大的變化，壽險這個産品從過去傳統意義上死的過早如何補償家人變成更多是活的太長如何照領年金，即更多地具有儲蓄的特性。長期儲蓄對應的也就是投資的特性，它的投資範圍顯然也在不斷地擴大，所起的作用變得非常不可小視。保險公司也可以在各種風險市場上發揮一定的作用。

　　這些競爭會給大家帶來某些挑戰，大家應該對銀行內部控制理出一個更新、更加與時俱進的概念。更困難的是銀行內部如何能夠大膽地、與時俱進地、符合當前形勢地來重新設計、大幅度地改進內部激勵機制的框架。在未來差距拉大的過程中，不同作法的差異會看的越來越清楚。同時，也是這種競爭會使國民經濟中的金融服務功能發揮得更好，我們的缺項，比如農村金融服務，小企業貸款、新創企業融資等等方面會比以前做得更好，會取得更大進步。

　　對中央銀行和其它宏觀經濟部門來講，這既有很多挑戰，更需很多的思考。我們當然不希望看到金融服務過度的“同質化”和“羊群效應”，它會使宏觀經濟在變化中顯得脆弱。我們需要非常小心地去對待一些規則和條例，因為它們可能導致“同質化”而非鼓勵多樣性和靈活性。有時，我們輕率出臺的某些指標和獎懲導致了意外的扭曲，導致了金融産品和服務的壓抑。要達到金融服務的轉型，需要許多深刻的反省。隨著信息條件和市場結構的快節奏變化，多年來在商業銀行業推行的保持距離型融資正在深受質疑，等候我們的政策法規去應對。總之，對宏觀思維和政策的挑戰及任務一點也不亞於微觀。

　　（本文係周小川行長在2005年9月1日——在北京金融博覽會開幕式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