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２日電 （記者王曉磊、郝方甲、李亞楠）“兩高”報告，字字句句指向公平正義。

從防止權力干預司法，到健全冤假錯案的防範糾錯機制；從暢通民眾訴求渠道，到監督司法行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對維護公平正義作出規定，件件直指公眾最關心、最期待的問題。

斬斷干預司法的權力之手

“嚴格落實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鄭重寫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

代表委員們表示，這一承諾為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干預司法劃出了“紅線”，有助於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前不久，媒體報道的“河南漯河一法官感慨：領導亂打招呼，法官難做”成為焦點。當事法官被法院認定“説法不實”，給予記大過處分。“打招呼”是否存在？爭論，反映出權力干預司法現象的複雜。

權力干預司法，一大特點就是隱蔽。“領導‘打招呼’時，電話交待多，直接批條子少；講原則性、暗示性的話多，直接指示的少。”中部某省一名法官説，除了審判環節外，執行環節也存在干預。例如對不利於地方重點企業的判決，一些地方會以“大局”為由，讓法官慢些執行或分期執行。

“要讓記錄、通報和追責落到實處，就要真正剎住那些隱形、軟性的干預。”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大進説。對於以權亂法行為，不但要“全程留痕”，還要“全面追責”，對造成冤假錯案和嚴重後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對於打破地方保護主義，解決辦案“主客場”問題，兩高報告著重進行了闡述，強調要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跨行政區劃設立法院和檢察院。這些，均已寫入司法體制改革路線圖，在２０１５年開始試點。

有代表委員建議，對那些被干預較多的重點案件類型，要有制約的具體措施。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説，“民告官”案件受到干預的可能性很大，河南便採取“異地審理”，例如鄭州的案件指定許昌法院來審理，半年間“民告官”案的勝訴率由１０％增加到３１％。

暢通人民群眾訴求渠道

高法報告中強調：“決不允許對當事人訴求相互推諉，決不允許讓群眾為立案來回奔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暢通人民群眾的訴求渠道。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備受矚目的“呼格吉勒圖案”再審判決，改判呼格吉勒圖無罪。“糾錯”體現了法治精神，也顯示著暢通訴求渠道的重要性。

兩高報告中表示，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後，其父母向法院提出申訴，有關媒體對此案給予高度關注，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現該案原審認定的事實不清楚、證據不充分，明確提出本案應儘快進入再審程序。多方合力，促成冤案昭雪，這説明：訴求的渠道越暢通，公平正義就有更多保障。

解決人民群眾“立案難”，是兩高報告的關注點之一。高法報告中提出，要推進立案登記制改革，從制度上解決立案難問題。去年便清理了一些地方限制立案的“土政策”。

何為“土政策”？沿海某省一位法官告訴記者，以徵地拆遷和拆除“兩違”建築為例，有的政府部門被訴後，往往要求法院“支持地方工作”，不予立案或駁回起訴。個別地方甚至提出，法院受理“民告官”案件時，須徵得政府同意才能立案。

代表委員們表示，實行立案登記制，有助於對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真正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下一步還應在立案登記的便捷度、信息公開、解釋説明上下功夫，防止“立案難”變為“登記難”。

讓老百姓有處説理，還要依法保證其陳述、辯護等權利。兩高報告中指出，堅持公開審判、舉證質證、法庭辯論等訴訟制度，保障當事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權、申訴權。

權利往往見於細節。“落實禁止讓被告人穿囚服出庭的規定”，這樣一個“小細節”，鄭重出現在高法報告中。

“這是一大進步。有罪判決做出之前，被告人不是罪犯，應當尊重其人格尊嚴。”張立勇代表建議，應進一步保證辯護人充分發表意見，除特殊情況外，公訴人不摘要宣讀起訴書，不概要出示證據；對於律師依法提出的辯護意見未予採納的，必須在裁判文書上説明理由，不得模糊搪塞。

堅決防止冤假錯案發生

“完善冤假錯案復查糾正、國家賠償、責任追究機制。”兩高報告中，均將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擺在極其重要的位置。

２０１４年，各級法院再審改判刑事案件１３１７件，其中糾正了呼格吉勒圖案、于英生案、徐輝強案、黃家光案、王本余案等多起冤假錯案。檢察機關對濫用強制措施、違法取證、刑訊逼供等偵查活動違法情形提出糾正意見５４９４９件次。

一次對法治的堅守，就可能挽回一條無辜生命。

２０１４年２月，河北順平縣白雲鄉農民王玉雷被公安機關認定殺人，提請檢察院批准逮捕。檢察院發現了蹊蹺：王玉雷９次供述中，前５次均為無罪供述；對作案工具有３種説法，且和其他證據不能互相印證。經反復研究，檢察機關決定不批捕王玉雷，避免了另一個“呼格案”上演。

糾正這起錯案的主角——保定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彭少勇説：“我從來沒有見過王玉雷。依法決定不批捕他，是為了堅守法治。今年兩會上，我對防範冤假錯案格外關切。”

兩高報告中強調，要進一步健全冤假錯案防範糾正機制：

——拒絕片面追求“法治ＧＤＰ”。最高人民法院取消對高級法院的統計考核排名，指導高級法院取消對轄區法院不合理的考核指標。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堅決取消簡單以數字指標、比率控制線等排序評優的做法。

全國人大代表、華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仲川説：“扭轉不符合司法規律的考核，不片面強調‘命案必破’，不一味追求破案率、刑拘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指標，有助於減少弄虛作假、刑訊逼供。”

——從“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今年的兩高報告中同時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全國人大代表、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趙皖平説，以審判為中心，不再由偵查卷宗説了算，有助於阻止“帶病”案件進入審判程序。

——向刑訊逼供和弄虛作假“亮劍”。兩高報告強調，對刑訊逼供造成冤假錯案的，堅決從嚴處理。代表委員們表示，冤假錯案幾乎都伴隨著刑訊逼供，下一步要防止變相刑訊逼供，訊問行為錄音錄像要落到實處，不能“審了再錄”“刑訊了再錄”。

完善對司法行為的監督

完善對司法行為的監督，是群眾的普遍期盼。高法報告中表示：“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懲治司法腐敗，以廉潔司法保證公正司法。”高檢報告中稱：“對檢察人員違紀違法問題，一查到底、決不姑息，堅決清除害群之馬。”

絕不讓權力“任性”——備受關注的安徽蚌埠“于英生案”中，當事人于英生被錯指為殺害了妻子，蒙冤入獄１７年。在其獲得平反、疑似真兇落網後，蚌埠當地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正式宣佈，啟動錯案追責。

“今年兩會上，我最關注如何加強對司法行為的監督和制約，讓每一起案件都體現公平正義。”于英生如是告訴記者。

從加強對行政強制措施的監督，到規範清理減刑假釋；從依法處置涉案財物，到對訴訟活動的監督，兩高報告中，針對每一項可能被濫用的權力，都在切實打造“制度的籠子”，讓權力受到監督和制約。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韓德雲説，下一步應繼續推進審判、檢務、警務、獄務公開，對司法依據、程序、流程、法律文書等也做到“應曬盡曬”。

除了外部監督外，司法部門內部監督也持續加強。檢察機關以零容忍態度正風肅紀，立案查處違紀違法檢察人員４０４人，同比上升８６．２％；各級法院共立案查處違紀違法幹警２１０８人，同比上升達１５４．３％。

代表委員注意到，兩高報告均將從嚴管理司法隊伍作為今年重點工作。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汪利民説，要堅決破除各種“潛規則”，決不允許法外開恩、辦關係案、人情案、金錢案；規範司法人員的社會交往行為，尤其是和當事人、特殊關係人、仲介組織的接觸交往等，懲治司法掮客，防止利益輸送。（參與采寫記者：楊玉華、李鵬、倪元錦、魏夢佳、周凱、李鯤、劉美子、鄭良、李放、胡星、許祖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