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相關經濟數據的發佈，中國經濟上半年的成績單也逐漸顯現出來。對於經濟形勢的判斷，很難將其簡單概括。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上半年經濟形勢？經濟發展面臨的舊症新疾何在？艱難態勢中又呈現出哪些亮麗之處？未來穩增長該如何發力？長遠發展態勢又會怎樣？圍繞著這些問題，《瞭望》新聞週刊約請國內多個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探討。

6月12日，第3屆中國-南亞博覽會暨第23屆中國昆明進出口商品交易會開幕式現場

    討論嘉賓（以姓氏筆畫為序）

    馬曉河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王  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

    盧  鋒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

    劉  偉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匡賢明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張立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經濟運行總體在預期範圍內

    馬曉河：6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2%，延續了5月份的平穩微升勢頭。1～5月製造業投資累計增速10%，比1～4月回升了0.1個百分點。5月份消費增速也比上月略快0.1個百分點。這些都説明宏觀經濟指標有了些許改善。不過由此判斷經濟回穩或好轉還為時尚早。

    結合當前出臺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仍具有的空間來看，儘管面臨下行壓力，但經濟增長不會出現硬著陸。這既與中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關，也與政策工具的強力支持分不開。去年以來出臺的諸多政策措施，都會對經濟增長起到托底的作用。中國經濟下半年有可能止跌企穩。

    匡賢明：上半年經濟趨勢總體在預期範圍之內。初步估計上半年GDP增速為7%。二季度經濟增長有望接近或者到達中期經濟增長的底部。未來1～2個季度，經濟增長有望保持相對平穩，全年經濟增長在7.1%～7.2%。

    當前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仍是下行壓力比較大。一是銀行的不良率在上升，這有可能形成新的風險源，根源在於下行壓力下實體經濟面臨困境。二是産能過剩突出。産能利用率跌破75%，客觀上形成了通縮的壓力。三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趨勢明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但艱難中也有不少亮點。結構調整在加快推進，並且取得比較大的進展。比如，服務業比重有望保持提升態勢。一季度服務業佔比達到51.8%，創歷史新高，産業結構調整在加快推進。消費在增長中的貢獻將進一步擴大。短期內的經濟增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結構調整的進程。結構調整進展較大，不僅可以為短期增長提供一定的支撐，更重要的是可以為中長期的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

    劉元春：面對中國宏觀經濟回落的壓力，自2014年四季度已經採取了常規性的“微刺激”。一是各類投資項目持續擴大；二是進一步明確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定位；三是陸續推出各類結構性改革。但2014年四季度到2015年一季度的常規“穩增長”政策並沒有收到較好的效果，宏觀經濟出現加速回落，甚至部分區域和行業出現塌陷式的下滑。這促使政治局在4月30日召開會議，要求把“穩增長”放在更為重要的地位，各類“微刺激”政策全面加碼。一系列政策舉措開始在6月份收到成效。

    一是工業景氣狀況得到局部逆轉，PMI出現回升。6月PMI指數達到50.2%，已連續4個月超過50枯榮線。這意味著製造業景氣開始逆轉。二是房地産市場銷售逆轉，5月單月，全國銷售面積同比增長15%，銷售額增長24.3%，比1～4月各參數的累計增速分別提升了19.8個百分點和27.4個百分點。三是消費者信心保持高位水平。4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達到107.6，比去年同期回升2.8個百分點，呈現出趨勢性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指標的變化不宜進行過度解讀，它們僅僅意味著經濟下滑開始止跌，經濟短期探底的跡象開始出現，宏觀經濟要出現穩健的反彈，還需進一步鞏固其基礎。

    張立群：對於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消費的托底作用比較明顯。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按照可比價格同比增長10.2%，增速較4月份提高0.3個百分點。如果剔除因城鎮化瓶頸對汽車消費的抑製作用，近年來消費總體保持了平穩增長態勢，沒有出現增速換擋。

    外需方面，美國經濟恢復的態勢仍然比較明顯。在量化寬鬆政策和歐元區政府財政合作的支持下，歐洲經濟也將繼美國經濟之後出現類似表現。世界經濟和國際市場環境初步顯露築底跡象，中國出口增速由降轉穩的條件正在形成之中。

    投資方面，投資增長由降轉穩特點也在形成中。考慮到政府在相關資金方面做出的綜合性安排，預計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未來趨向加強。隨著過剩産能調整和市場需求趨穩，訂單水平、開工率水平趨穩，預計製造業産能利用率穩中趨升，製造業投資增速將趨穩。

    夯實經濟增長的支撐力量

    匡賢明：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仍是我國巨大的內需市場。隨著消費結構升級，我國新消費業態不斷涌現，消費規模持續擴大；隨著消費結構的升級和消費規模的擴大，投資需求正在出現並且成為增長的主要力量。比如，隨著服務業市場的開放，服務業的投資有望出現快速增長。此外，各地PPP項目清單的制定和出臺，將為社會資本拓寬投資空間，其中一些項目預期陸續將進入到實施階段，成為穩增長的重要動力；隨著減政放權的推進和結構性減稅的實施，民營企業的活力將逐步釋放出來，這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王軍：自2011年第三産業佔GDP比重歷史性超過二産以來，最近幾年一直保持這一態勢。在工業增加值只有6%左右的情況下，按以往的結構，GDP增速只能達到3%～4%，但現在卻保持在7%左右，這正是得益於擺脫了對重化工産業的高度依賴。

    在産業結構內部，偏重工業門類的投資增速都在放緩，而輕型工業的投資增速和增加值都在增加。具體到投資上，投資的主體和結構都在發生變化。過去是以政府投資為主，現在社會投資的比重早已遠遠超過政府投資。投資的門類也有別於過去的製造業等領域，向著高新技術、輕型化方向發展。長遠看，經濟增長還是有賴於結構調整取得進展。

    張立群：在加大穩增長政策力度，防止經濟持續下行的同時，也要注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穩增長、調結構，必須著力培育增長的動力源泉。目前形勢下，首先要更好地發揮傳統引擎的作用，通過政府主導的建設投資穩投資、強基礎。為此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同時要更大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引導社會資本更多投向公共産品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增強動力源泉，更要注重打造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一市場主導的新引擎。而打造新引擎，更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要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的改革力度，建立規範行政審批的管理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進一步簡化註冊資本登記。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切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同時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加快建設政府為企業和社會服務一張網，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劉偉：經濟下行主要緣于需求疲軟，需求包括投資和消費。投資為什麼疲軟？産業結構不能升級。國有企業、大企業融資渠道沒有問題，主要是升級上不去，再投就是重復建設。消費需求為什麼疲軟？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宏觀上政府、企業、勞動者三者之間，勞動者收入增速最慢，微觀上勞動者內部差距擴大。

    所以解決中國經濟下行問題，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核心要解決産業結構升級和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問題。要實現中國經濟均衡增長、可持續增長，關鍵在於一系列結構性矛盾的解決。這依賴於發展方式轉變，而發展方式轉變又靠創新驅動。創新驅動首先是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又依賴於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就需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真正解決民主與法治的建設問題。這樣的條件下，我們才能夠推動技術創新，推動增長方式轉變，才能真正緩解和克服中國經濟失衡問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宏觀政策進一步加力增效

    馬曉河：為了穩增長，防止經濟增長過大偏離預期目標，今後我國宏觀政策的方向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強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

    一是繼續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一方面用於新型城鎮化和三大戰略部署方面的投資，一方面用於能刺激和改善消費側的投資和公共服務支出。同時，還應從財政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財力，繼續加大對中低收入人群特別是貧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決這些人群住房、就業、上學、看病、養老等基本需求問題。

    二是實施中性偏松的貨幣政策，更大地發揮貨幣政策力量，推動穩定經濟增長。運用有效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和信貸供給，從制度和政策兩方面增加中小企業、新興産業的信貸規模，解決它們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方面可繼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向市場適度增加貨幣供給；另一方面可繼續放寬金融市場進入門檻，允許並支持社會資本依法建立民營金融機構，從制度上擴大金融供給。

    三是加快改革落實工作，選擇能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社會結構轉型的體制改革方面進行優先、重點推進，比如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國民收入分配製度、戶籍制度、行政審批權限、壟斷行業限制、土地礦産能源等資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

    劉元春：針對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有效落實的現狀，政府應當在積極推行財稅體系改革的同時，建立相應的過渡機制，緩解經濟下滑和改革所帶來的財政政策傳導機制失靈的問題，全面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要進一步提高財政赤字率，利用國債發行規模的提高來增加政府支出能力，突破2015年由於名義GDP增速下滑帶來的財政困境。考慮到地方債市場容量的狹小和制度的不完善，建議提高財政赤字水平的核心渠道是提高中央的財政赤字率，不宜過度提高地方債的規模。

    二要關注局部區域財政收入增速崩塌的問題，特別是基層財政收入突變帶來的各種民生問題，建議擴大財政平準基金的規模，設立過渡期基層財政救助體系。在進一步擴大結構性減稅的基礎上，適度弱化財政收入的目標，防止地方政府通過加大稅收徵收力度和非稅收等方式，變相增加企業的負擔。

    三要明確投融資平臺的過渡措施期限，同時，要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公權力綁架銀行和民營經濟強制性發行地方債券和實施PPP項目。快速啟動過渡期的財政支出新措施，改變目前財政支出難的問題，要在“堵歪門”的同時，快速出臺適應新時代“開正門”的各項措施。

    王軍：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證創業創新的資金需求。針對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結束，國內通縮預期增強、各類金融風險加大等錯綜複雜的新情況，要加強和改善宏觀審慎管理，靈活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增長。要加快資金週轉，優化信貸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讓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實體經濟。

    未來良好局面可期

    劉偉：處於上中等發展階段的中國，距離工業化完成目標還有一段距離，距離城市化完成還有一段距離，距離現代化還稍微遠一些。按照我們提出的兩個百年目標，2020年全面小康，基本實現工業化，2050年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發展階段還處於比較高的增長區間。

    從要素分析來講，影響潛在增長率的無外乎勞動增長量、資本形成的增長量和全要素效率三個變量。目前除了勞動增長量增速開始放慢之外，影響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其他因素並未發生嚴重逆轉。即使是勞動增長量也是正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放緩。所以沒有更充分的理由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特別是工業化和現代化沒有實現之前，中國潛在的增長率會大幅度下降。按照有關測算，2020年之前中國潛在增長率應當在7%左右，2025年之前應該在6%～7%，2030年之前6%左右。這還是比較保守的。

    盧鋒：早在2008年時經濟結構已經開始調整了，因為那時通貨膨脹、資産價格泡沫化等已迫使我們對政策作出調整。但由於外部危機，考慮到當時特殊的國內國際形勢變化，實施了四萬億刺激政策。四萬億刺激確實帶來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使得結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面對全球範圍的投資的錯配，本就需要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再疊加了一個四萬億後，資源配置的扭曲越加嚴重，因此這一輪調整的時間就會更長一些。

    如果各方面政策不出現太大的變化，今明兩年有可能走出宏觀經濟週期調整最困難的時期，看到新的經濟增長局面。

    一是隨著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改革逐步加強，包括十九大以後改革軌跡的持續延伸，中國經濟體制會發生全面而又深刻的轉軌，有望初步建成一個開放型的現代市場經濟的架構。展望未來，“十三五”時期體制改革會取得新突破，民營經濟將發揮更大作用，現在已經看到這個勢頭。競爭充分程度會進一步提升，質量和效益的目標重要性會進一步增強。

    二是中國和美國處於不同的週期和時點，中國現在是市場調節處在下行階段，蓄勢待發往上走，美國總的來講是在週期的高點，再往上走的可能性小于往下走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有望在“十三五”末期在總量上接近或者趕上美國。那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會進一步提升。

    三是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會進入一個歷史性的階段。從我們的調研情況看，重工業的數量擴張可能已經接近頂點。中國城市化外延快速推進的高潮階段可能也會在未來五年接近尾聲。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要中高增長，需要進一步向質量、效益、內涵、集約的方向發力。

    四是中國經濟未來領跑全球經濟的地位會進一步加強。在金融危機前中國已穩居全球經濟增長增量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範圍和深度會逐步加深。不光是中國在存量國際治理結構中地位提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戰略意味著中國會主導一些國際治理結構增量的改變，用增量帶動存量的改革。這就意味著中國保持加強領跑者地位的同時，會引領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