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曾向“十一五”規劃建言獻策的412萬公眾來説，“十一”長假後召開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令人分外牽掛。不僅因為這部變“計劃”為“規劃”、大規模問計於民的新五年規劃首次大量吸收了民眾的真知灼見，更因為這部規劃將在下一個五年跨度的時間段裏，實實在在地改變中國13億人的命運。

    10月11日閉幕的中國共産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2006年至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建議。與以往相比，新的五年規劃有別於以往歷次五年計劃的鮮明特點，在於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更加強調社會公平與和諧發展。

    站在“十五”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正在進入發展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對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背景作一全面回顧和準確判斷，將有利於準確理解“十一五”規劃建議對當前時代背景所蘊含的時代要求所作出的部署和解答。

    背景一：中國在“十一五”期間處於承前啟後的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危機多發期。

    部署和解答：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全面進行發展模式創新和體制創新。

    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將處於難得的黃金髮展期和新的上升期。支持這一判斷的現實條件有：

    ——我國居民消費結構逐步升級，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産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加快。

    ——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人力資本快速增加。到2010年，我國勞動力總量將達8億人之多，新增大學本科、研究生等高等學歷的人力資源2500萬人左右，規模巨大並且成本相對較低的勞動力資源、鉅額的人力資本，將是我國經濟成長的強勁的比較優勢。

    ——從我國資本的來源看，我國國內國民儲蓄率較高，這又為産業發展的投資奠定了積累的源泉。

    ——隨著城市化、交通現代化和通訊數字信息化，我國城市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鐵路和航空、港口和機場、信息網絡等條件將不斷改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逐步完善，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局面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與此同時，“十一五”時期也將是“矛盾凸顯期”。2003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曾對98名中外著名專家進行過調查，受訪專家中66.23%認為中國在“十一五”期間將處於危機多發期。這一判斷被稱為“盛世危言”，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對“十一五”期間可能影響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風險因素，這份報告列出了10個主要方面：就業問題、“三農”問題、金融問題、貧富差距、生態與資源問題、台灣問題、全球化問題、腐敗問題、信心和誠信問題、艾滋病和公共衛生問題。

    因此，“十一五”這一關鍵時期能否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進行發展模式創新和體制創新，將對我國的長期發展起到關鍵性作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丁元竹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實施能否在實踐中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關鍵是“十一五”這一步邁得怎麼樣。如果這一步邁得好，到2020年，我國將能夠建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邁得不夠好，那麼我國目前已經突出的經濟社會發展失衡問題，在“十一五”時期就會與經濟快速增長和全面對外開放發生更加劇烈的衝突。

    專家評點 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鄭必堅：在這樣一個“黃金髮展期”與“矛盾凸顯期”並存的國內環境中來展開“十一五”時期的發展佈局，只有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進行多方面的統籌，大力度的協調，才能真正做到平穩和較快的發展。

    背景二：20多年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差別拉大（包括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

    就業問題任重道遠，解決“三農”問題的任務仍相當艱巨，社會公正問題凸顯。

    部署和解答：端正發展目標：以人為本。強調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今年早春時節，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原則做了權威性表述。我們所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對和諧社會的嚮往，既是現代國家普世價值的體現，也閃耀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智慧之光。

    然而目前我國社會發展現實，離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還有相當差距，對此，善於下基層調研傾聽民聲的決策層有著清楚的認識。我國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仍在加劇，包括持續拉大的收入差距、教育差距等方面。從經濟發展來説，我國過去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但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的“短腿”效應也正在逐步顯現。

    在區域經濟發展上，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發展戰略的提出，正煥發出中國新一輪經濟“雁陣齊飛”的新局面，但目前區域經濟失衡問題仍未得到有效改觀。丁元竹指出，當前西部與東部增長率的差距仍呈逐年擴大趨勢。

    就業方面，中國勞動力在較長時期內仍將維持剛性增長。從2006～2015年，全國城鎮每年將新增550萬勞動力；按年城市化速率1%，城市每年需要接納吸收農村富餘勞動力1000萬人；國有和集體企業深入改革，每年再就業還需要提供450萬個工作崗位，加上消化往年積累的失業勞動力，城鎮每年總共需要提供2400萬個就業崗位，因此，就業壓力非常大。

    增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人，是要不斷增進國民福利，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提高社會發展的戰略地位、完善社會政策成為“十一五”規劃的一大重點。在“十一五”規劃建議中，共有10處提到“加大政府投入（支持力度）”，包括農業和農村、農村基礎設施、中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科技、教育、人力資源開發、社會保障、文化事業、衛生事業等方面。從這10處“加大投入”，不難看出決策層治理髮展失衡問題、以人為本追求和諧發展的決心。 

    專家評點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在未來五年，中國將不懈追求公平的增長、均衡的增長和可持續的增長。

    背景三：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尖銳，建立在高資源消耗基礎上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走到盡頭。

    部署和解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發展質量，提出“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的硬指標：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Michel C. Oksenberg領導的“未來中國研究小組”提出：“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環境問題。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侵蝕以及水資源短缺已經嚴重影響健康並限制增長率”。國家發改委課題組調查認為，由於生態破壞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産總值的14%。

    中國政府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要實現經濟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和實現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從“九五”到“十五”，這兩個根本轉變一直沒有能夠實現。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把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的主要問題歸結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我國重要資源的産出效率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水平，也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消耗每噸標準煤實現的GDP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0%。而且近年經濟增長對資源的依賴程度呈現明顯增長趨勢。一個不得不達成的共識是：不轉變增長方式，資源將難以支撐，環境將難以承受，國際競爭力將難以提升。

    “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中雖然提出了2010年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要求，但國家發改委參與“十一五”規劃起草部分工作的權威專家指出，實現這一經濟增長只需要GDP每年增長6%就可以實現，是不難達到的。黨中央制定這樣的增長目標的意圖在於繼續放低經濟增長速度，而強調將結構調整、提高質量和效率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來。

    專家評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任何一種增長模式，總是建立在特定的體制基礎上，與之共生共長。在中國的條件下，傳統增長模式是與行政計劃體制相聯絡的。關鍵在於政府進行自我革命，實現職能的轉變，只有這樣，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才能實現。(記者 許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