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招工難”，破解“難就業”
——代表委員剖析招工、就業兩難困局

    新華社北京３月８日電（新華社記者徐博、劉羊旸、鄒大鵬）“招工難”絕非２０１１年才有的現象，但與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的“招工難”不僅出現在沿海發達地區，也在四川、河南等勞動力輸出大省初見端倪。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近日透露，今後五年城鎮勞動力供求缺口每年將達到１３００多萬，比“十一五”期間壓力更大。也就是説，“難就業”同時存在。

    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為記者剖析了造成兩難困局的四大因素。

    地域差距縮小，西部用工大增

    全國政協委員、成都市副市長劉家強告訴記者，結合四川的情況來看，沿海用工短缺的原因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沿海與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工資差距逐步縮小；隨著中西部地區投資條件逐漸改善，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開始與東部展開爭搶農民工的激烈競爭。

    去年四川引進了仁寶等項目，今年僅成都市的幾個重大項目用工量就在４０萬人左右。目前的情況是，中西部地區的就業服務機構不再單一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到沿海去打工，而是積極爭取農民工“就業不離鄉”。

    同時，農村可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持續減少。劉家強介紹，２００９年四川農村富餘勞動力約為１５８０萬人，而當年四川省輸出勞動力為１２０９萬人，因此全省農村富餘勞動力實際可轉移的數量僅為３７０多萬人。

    這位委員分析，隨著可供向省外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持續減少，省內就業空間不斷擴大，工資待遇不斷提高，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向省內回流必然成為一個趨勢。

    培訓不足，結構性矛盾凸顯

    “有技能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劉家強説，“根據對全省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情況監測信息，在用人單位招不到工的同時，又存在無技術等級或職稱的求職人員嚴重過剩的問題。”

    遠在東北的哈爾濱也有類似的情況，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正大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姜鴻斌介紹，哈爾濱市場缺少的是專業的車、鉗、水、電、焊等各類技術人才，這個市場需求很大，而且斷檔了相當長的時間。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經濟顧問趙湘平認為，這源於我們對勞動力培訓不足。“過去我國的産業層次較低，對工人技能要求不高。”趙湘平説，“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工作都需要勞動者具備越來越高的技能。當保姆也需要學會使用各種各樣的電器。因此要有計劃地對勞動力進行培訓。”

    這位代表説，目前的“招工難”是缺“普工”和“技工”。他建議，讓考不上大學的城市、農村學生都接受專業、系統的技術培訓，一方面解決“招技工難”的問題，一方面提高全民族職業技能素質。

    産業須升級，低端難維持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不少出口導向型的東部企業，與中西部企業並無質的區別，同屬國際産業鏈的低端，其利潤微薄，工資增長緩慢。

    “農民工供給短缺，工資應有較大增長才是，但農民工的工資相對於城鎮職工來説，還是屬於緩慢增長。”全國人大代表、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説，“出口導向型企業處於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沒有很大彈性為工人加工資。這些産業要麼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要麼向更高端的産業升級，這是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趙林中説，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低端的産業自然難以立足，因為其微薄的利潤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生産玩具、電子元件等企業的流水線上，工人最多做１０年，之後因為視力下降，工人就難以勝任高強度的工作了。

    “那１０年之後這些人去哪就業？”趙林中説，“發展應該是可持續的，不可持續的註定要被淘汰。”趙湘平認為，這就需要産業升級換代，否則兩難困局難以突破。

    保障缺失，城市化不足

    趙湘平認為，“招工難”現象更為深層的原因是城市化不足，就業工作、就業政策沒有完全覆蓋到廣大農民工群體。

    “農民工沒有享受到一套系統的就業扶持政策，比如社會保險政策。”這位代表説，現在的農民工接近７０％都是“８０後”“９０後”，很多沒有種過田，也不願意回家種田。他們想要留在城裏，有職業發展前途。

    對此，姜鴻斌也表示贊同。“我親眼見過一個農民工職員，進城１０多年了，有住所、有工作，但孩子教育、家庭戶籍、醫療保障等方面都無法與同樣的城市職工同步，最終還是沒能摘掉‘農民工’的帽子。” 姜鴻斌説。

    “要解決‘招工難’‘難就業’困局，政府、社會、企業就要考慮到新生代農民工是想成為市民，就要做好吸納這部分人進城的準備，包括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各種各樣的政策和待遇，包括就業和社保的優惠等等。” 趙湘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