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重慶交出漂亮成績單：城鄉居民增收15.5%和22%，均比2010年提高4.2個百分點，總量分別達到20250元和6438元，城鄉差距從3.32：1減到3.15：1；“圈翼”人均GDP差距從2.23：1減到2.17：1；基尼系數從0.438降至0.421。

    基尼系數從0.438降至0.421，“0.017”的細微降幅，究竟釋放什麼信號？

    “意味著重慶正逐漸從啞鈴型社會轉為橄欖球型社會，中等收入群體不斷壯大，兩極分化趨勢正在逆轉。”昨日，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接受本報專訪，對每一個數據背後的意義進行了深入解讀。

    數字：城市居民收入增長15.5%，達到20250元

    解讀：微企發揮重大“撬動”作用

    在城鄉居民收入提高方面，楊慶育表示，一系列組合舉措拉升了居民收入，其中，微型企業發揮了重大“撬動”作用。“一個微型企業帶動5至10個人就業，一年創辦5萬戶，帶動就業就超過40萬人。”楊慶育説，這些人不就業，就沒有收入，或沒有穩定收入。重慶大力扶持微型企業，加之信息産業迅速發展，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實現了就業倍增目標。“因為有了微型企業，我們敢將失業率定為3%以下，要知道，過去3個‘五年計劃’，我們都只敢提4%左右。”楊慶育認為，微型企業發展為重慶實現充分就業奠定了底氣。

    其二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戶籍制度改革，産生積極“共振”效益。楊慶育説，300多萬農民工轉戶進城，至少有一半變成了産業工人，享受城市居民待遇，進入城市養老、社保體系覆蓋範疇，企業必須要為這部分産業工人繳納一部分養老、社保費用，屬於隱性的收入提高。

    此外，重慶市建立了一系列保障居民收入增長的體制機制，包括健全最低工資標準動態調整機制；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穩步提高一線職工工資水平；完善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確保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産率、企業利潤、高管薪酬“三挂鉤”；調整城鎮職工社保繳費基數上下限，到位公務員津補貼第三步方案，兌現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實現城鄉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全覆蓋等等，確保了城市居民收入15.5%的增長，達到20250元。

    數字：農村居民收入增長22%，達到6438元

    解讀：生産性收入與財産性收入同步增長

    楊慶育説，重慶明確提出要縮小“城鄉、區域、貧富”三個差距，城市發展的同時，農村更要加快腳步，如果增長慢了，差距就可能進一步擴大，因此，“兩翼突圍”迫在眉睫。“兩翼”的短板在農村，我市採取了一系列舉措“補齊”短板。

    農民收入主要由四部分組成：生産性收入、務工收入、財産性收入和一般轉移支付。我市在生産性收入與財産性收入兩大塊上下功夫，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

    楊慶育表示，在生産性收入方面，除了“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我市通過“地票”交易等改革舉措，提高了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時，去年所有區縣養老保險全部覆蓋到位，農村每位老人每月增加80元收入，相當於直接發放了補貼，提高了收入。加之“民生10條”、“共富12條”等惠民措施的出臺，實施免費午餐等關愛工程，惠及老人、留守兒童及困難群體，推動農村最終實現住有所居、學有所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等等，是另一種形式的收入提高。

    在財産性收入方面，農村“三權”確權到戶後，分離量化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權益，去年，農民“三權”抵押貸款達到180多億，這些錢成為農民改善生産發展的資本，財産性收入迅速增長。同時，累計交易“地票”8.9萬畝，農民直接獲得增值收益124億元。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817個，建立起農民按股份分享經營收益的體制機制，此外，建成農民新村519個、巴渝新居5.2萬戶，改造農村危舊房12萬戶，多渠道增加農民財産性收入。

    “兩翼”農戶收入得到提高的同時，“一圈”農民如何增收？楊慶育説，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圈”農村人口逐漸轉為城市人口，人均佔有農業資源提高，勞動生産率也不斷提高，收入自然進一步提高。

    數字：基尼系數從0.438降至0.421

    解讀：中等收入群體壯大

    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城鄉差距和“圈翼”人均GDP差距自然縮小。

    但基尼系數下降0.017，不簡單是幾個收入數據的改變，其背後，是重慶民生導向、共富發展路子的具體實踐。

    “基尼系數下降意味著居民收入差距逐漸縮小。”楊慶育説，作為經濟學概念，基尼系數反映的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重慶此組數據的出爐，依據的是城鄉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結果，0.017看似微不足道，但這個抽樣調查顯示，重慶兩極分化趨勢已經逆轉，中等收入群體不斷壯大，“重慶正逐漸從啞鈴型社會轉為橄欖球型社會。”

    之所以有這樣的成果，楊慶育認為，主要得益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重慶的創新實踐。核心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把“314”總體部署和國務院3號文件轉化為科學發展的巨大動力，積極主動地破解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難題。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偉大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根本一致，也緊密結合重慶實際，創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對解決中國全局性難題具有啟示性意義的重要經驗，特別是把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和民生改善、縮差共富相結合，在佔領改革開放高地的同時，佔領道德文化高地。近年來，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名列全國前茅，充分彰顯了內陸直轄市重慶的優勢和潛力。

    同時，對接國家理念，通過制度性安排，創造發展新境界。既跳起摘“桃子”，通過大開放，利用全球資源促進重慶超常規發展，加速做大“蛋糕”；也通過大改革，推動發展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55%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15%國有資本收益用於民生，促進縮差共富，切分好“蛋糕”。“十二五”規劃明確“縮差共富”目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市委七次、九次、十次全委會分別出臺“民生10條”、“共富12條”、“民主法治15條”等制度性安排，找到了一條統籌經濟更好更快發展與民生幸福不斷提升的內陸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