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中央發佈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並且大幅度提高了扶貧標準。大幅度調整貧困線的原因是什麼？調整貧困線對今後扶貧工作産生了怎樣的影響？新時期，針對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群體的扶貧，中國政府有哪些舉措？個別國家級貧困縣“高調炫富”的新聞事件讓公眾對國家級貧困縣的評定機制爭議頗多，今後如何完善國家級貧困縣的評定和退出機制？

    帶著以上問題，記者近日專訪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范小建。

    記者：去年中國大幅度提高了國家扶貧標準，原因是什麼？對今後扶貧工作帶來哪些新的挑戰？

    范小建：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相比，中國以往的扶貧標準比較低。

    制定符合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國家扶貧標準，對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推動工作，非常必要。到2011年年底，按新的扶貧標準計算，扶貧對象規模達到1.22億，佔農村人口的12.7%，這麼大的規模確實對扶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戰，要求更高、任務更重，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記者：扶貧標準提高，貧困人口也大幅增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范小建：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適時提高扶貧標準是國際慣例。據我們了解，20年來全球有35個發展中的國家提高過扶貧標準，而且有的國家不只一次。這次中國政府大幅度提高扶貧標準，是以農民的生存和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為前提的，標誌著我國扶貧開發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提高扶貧標準，讓更多低收入人口得到扶貧政策的扶持，符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也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表明了中國政府實事求是、堅持科學發展的明確態度。同時，也體現了中國政府更加關注解決民生問題、縮小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的決心和努力。

    記者：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人口較少，但貧困人口占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比重很大。少數民族地區脫貧面臨哪些困難？新時期，針對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群體的扶貧，中國有哪些政策舉措？

    范小建：少數民族地區是扶貧開發的重點區域之一。通過各方面共同努力，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狀況已經得到明顯緩解。2005年－2010年，內蒙古、廣西、西藏、寧夏、新疆五個自治區和貴州、雲南、青海三個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省份貧困人口從2338.4萬人減少到1034萬人，減少了1304.4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6.5%下降到7%，比全國同期貧困發生率下降幅度快了近5.5個百分點。少數民族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05年的1633元增加到2010年的3131元，增幅高於全國重點縣和全國的水平。民族地區的生産生活條件進一步改善，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不過我們還應看到，民族地區貧困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到2010年底，按照原國家扶貧標準，上述八省區貧困人口占全國的38.5%，比重較大，貧困發生率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出4.2個百分點。這八個省區的很多地方，自然條件比較差、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發展滯後，具有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生存條件差的特點，解決貧困的難度很大。

    解決少數民族群眾的貧困問題，促進民族地區全面發展，是扶貧開發工作的重要內容。中國政府一貫重視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的扶貧開發工作，在制定新十年《扶貧開發綱要》的過程中，對民族地區的扶貧開發給予特殊考慮。一是在劃定連片特困地區時，對民族地區給予傾斜，將大部分民族地區納入扶貧攻堅重點區域。二是把對少數民族的扶貧開發納入規劃，統一組織，同步實施，同等條件下優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三是充分發揮“三位一體”大扶貧工作格局的作用。各項扶貧措施，繼續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給予特殊關注。四是繼續加大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對口幫扶的支持力度。五是重視民族地區能源和生態環境建設。

    記者：目前中國扶貧面臨哪些挑戰？下一步扶貧開發工作準備採取哪些針對性舉措？

    范小建：雖然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顯著增強，但中國仍然是一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到2008年，中國貧困人口占世界的13.4%。當前，制約中國貧困地區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貧開發是中國政府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一是扶貧對象規模依然龐大。到2011年底，中國有1.22億農村貧困人口。

    二是特殊貧困問題更加突出。特殊貧困現象，在西部集中在民族地區和邊境地區；在中部集中在老區和山區；東部有少量的連片貧困區。特殊類型貧困地區是扶貧任務最艱巨的地方。

    三是返貧壓力大。貧困人口相對脆弱，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不足。同時，市場變化、工程移民、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等因素，也對返貧産生影響。

    四是收入差距擴大、相對貧困問題凸顯。城鄉收入差距較大。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絕對差距達到1.48萬元人民幣，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之比雖較2010年有所下降，但仍達3.13：1。同時，城鄉、區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和農村內部群體收入差距也很突出。

    新時期，中國政府將進一步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把連片特困地區作為主戰場，把穩定解決扶貧對象溫飽、儘快實現脫貧致富作為首要任務；堅持開髮式扶貧方針，明確“低保維持生存，扶貧促進發展”的工作定位；堅持政府主導，統籌發展，社會參與，自力更生，努力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更好更快發展。

    記者：個別國家級重點縣“高調炫富”和以“戴貧困帽為榮”的新聞事件讓公眾對國家級貧困縣的評選機制爭議頗多。今後如何完善國家級重點縣的評定和退出機制？

    范小建：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支持力度，這是國家的既定政策。確定重點縣並進行重點扶持的做法，也是應該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在政策落實的過程，有些地方滋長了“等靠要”的思想，或把爭取到重點縣的帽子作為一種政績，這種想法和做法是錯誤的，應該批評。

    關於重點縣，中央的精神是支持政策不變。同時，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政策，採取措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實現重點縣總量的逐步減少。已經明確，重點縣減少的省，國家的支持力度不減。按照“高出低進、出一進一、總量不變、嚴格程序”的要求，各省共調出了38個縣，同時又調進了38個縣。

    一些省份還探索制定了鼓勵重點縣“脫貧摘帽”的政策，提倡“不等、不靠”，在國家政策支持下，帶領群眾，自力更生，加快發展，力爭早日實現脫貧致富。具體辦法還要總結。

    記者：中國扶貧開發取得了巨大成就，對全球減貧事業有哪些促進作用？中國的扶貧開發有哪些成功經驗可供國際社會借鑒參考？

    范小建：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按照每人每天消費1.25美元的標準，從1981年到2008年，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貧困人口數量從19.38億降至12.89億，減少了6.49億。同時期，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從8.35億下降到1.73億，減少6.62億。也就是，比全球的減貧數量要略多一點。可見，如果不包括中國，全球的貧困人口，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是增加的。中國扶貧開發在國際減貧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舉世矚目，也是舉世公認的。

    多年來，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群眾收入水平穩步提高、基礎設施明顯改善、社會事業全面進步、貧困地區經濟全面發展，農村居民生存和溫飽問題得到基本解決。中國的扶貧開發，不僅促進了自身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民族團結、邊疆鞏固和社會和諧，而且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目標，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長期實踐中，中國政府積累了豐富的減貧經驗。

    一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國情出發，不照搬照套別人的東西；二是堅持與時俱進、體制創新，適應形勢發展需要，不斷探索新的形式；三是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越是市場配置資源，越要重視政府的宏觀調控，加強公共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同時廣泛動員社會參與；四是堅持自力更生、開發扶貧，尊重群眾的主體地位，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堅持開髮式扶貧的基本方針。

    記者：中國在減貧領域與國際社會有哪些交流與合作？

    范小建：中國政府致力於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決貧困問題，同時歡迎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幫助，重視積極開展減貧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就開始利用外資進行扶貧。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0年，扶貧領域共利用各類外資14億美元，共實施110個外資扶貧項目，覆蓋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20個省(區、市)300多個縣，近2000萬貧困人口受益。同時，我們也把國際上一些先進的減貧理念和方法，逐步應用於中國扶貧實踐。例如參與式扶貧、小額信貸、項目評估和管理、貧困監測評價等。

    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減貧事業，致力於構建國際減貧交流合作的平臺。2004年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在上海共同召開全球扶貧大會，並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機構聯合成立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從2007年開始，中國政府和聯合國駐華系統每年都舉辦“國際消除貧困日”。中國政府還東盟國家組織舉辦了“中國—東盟社會發展與減貧論壇”，“中非減貧與發展會議”等。近年來，中國政府共完成了40多項國內外扶貧理論與政策研究，培訓了91個發展中國家的720名中高級官員，舉辦了上百次減貧方面的高層對話會、研討會、名人論壇和雙邊互訪減貧交流。（趙煥新 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