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生態産品”、“生態效益”等字眼在十八大後成為熱頻詞彙，備受關注。那麼當談及現階段的熱點問題“生態文明評價制度建設”時，人們不禁會産生疑問，最好的途徑是現行的“綠色GDP核算”嗎？除此之外，還有沒有一種核算是真正符合生態文明評價制度要求的？下面就讓我們追隨林業科學家的腳步解開這個謎團。

    先天不足：綠色GDP自誕生起就存在缺陷

    綠色GDP是在西方國家認識到工業GDP的弊端後提出來的，許多組織或個人為此紛紛提出了解決辦法，如可持續收入思想、生態需求指標（ERI）、凈經濟福利指標、凈國民福利指標等觀點。這些觀點都認識到了現行GDP是以自然資源大量消耗和自然環境遭到巨大破壞為代價的，使得人類居住環境日益惡化。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組織出版了《環境進展的監測》，正式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其內涵就是在現有GDP的基礎上，減去資源消耗和環境退化的價值。然而，這個概念並沒有涉及到與生態産品、生態文明評價制度建設相關的理念。不難看出，該定義自誕生時起就存在著巨大的缺陷。

    首先，在經濟發展與資源價值相關的認識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其簡單地認為“經濟産出總量增加的過程，必然是自然資源消耗增加的過程，也必然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過程”。這就將綠色GDP從出發點上決定了是GDP的減量因素（做“減法”），它只是簡單的在核算中扣除了消耗，表現的僅僅是經濟的實際水平，仍沒有通過核算把人為干預下實際存在的生態價值統計出來（做“加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自然界的主觀能動性作用，進而制約了創造生態價值的積極性。

    其次，可持續發展是綠色GDP核算的切入點和落腳點，即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綠色GDP的概念本身反映的是環境資源損失的代價，即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部分影響，而沒有反映出經濟與社會、環境與社會的相互影響，尤其是環境所帶來的生態效益與經濟、社會的相關關係。因此，只能説其是可持續發展的指標之一，而不是全部。由此看來，簡單地認為綠色GDP的提出乃至其核算就能反映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真實情況、可以推進生態文明評價制度的建設，就未免顯得偏頗。

    再次，綠色GDP的概念體現的是存量範疇，而資源再生産所帶來的效益屬於流量範疇，如何實現流量與存量的緊密銜接，這是該定義中沒有反映出來的。也就是在定義的過程中僅僅考慮了消耗資源的量，而沒有考慮資源再生産的價值，即生態效益。當前的傳統社會已經向現代生態社會轉型，如果只是竭澤而漁，只注重綠色經濟的發展而對地球形成生態欠賬，那麼綠色GDP可能要大打折扣甚至是負數。因此，只有將存量考慮進去，才能極大地調動各級政府再生産活動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才會調節各級政府對環境資源的態度。

    現實尷尬：綠色GDP核算制度難以推進

    自綠色GDP誕生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地區都開展了本區域內的綠色GDP核算。如博茨瓦納共和國將水資源的消耗計入其內；德國計算了自然資産價值和污染破壞價值，其間最主要的是污染破壞價值；丹麥注重能源的消耗價值；挪威納入了自然資源價值；加拿大核算了環境資源價值；墨西哥也將石油、各種用地、水、森林等資源納入綜合環境經濟核算體系中。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沒有一套公認的綠色GDP核算模式，也沒有一國以政府名義發佈的綠色GDP結果。由此可知，國外的綠色GDP核算同樣沒有正確地正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關係，因而忽略了自然界的主動性，即自然界自身的生態效益。這也是綠色GDP核算制度推廣的艱難所在。

    近年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逐步推進，“綠色GDP時代”這种經濟發展模式的缺陷也日益凸顯。“GDP至上”、“以總量論英雄”等發展觀念雖然得到了有力糾正，但是一些地方在發展理念上仍然存在著“重經濟增長、輕生態建設”的誤區。當前，用綠色GDP考核政府業績及黨政官員政績的評價方法一直難以開展。原因在於，一旦實施綠色GDP，扣除了環境損失成本，會使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數據大大下降，這必將帶來幹部考核體系的重大變革。由於過去是單純的GDP增長的考核指標，現在卻要在此基礎上做“減法”，這就有可能影響地方官員的“政績”，由此形成諸多阻力。

    2006年9月7日，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共同發佈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報告》顯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佔當年GDP的3.05%；污染扣減指數為1.8%。兩項合計，需要扣除當年GDP的4.85%。而2004年，我國GDP增長率為10.1%，這也就意味著增長率的將近一半被環境退化所抵消。當然，這個結果還不算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綠色GDP核算結果。因為它只是計算了環境退化價值，而沒有計算資環損耗的價值。若是再將資源損耗價值扣除，那麼當年GDP的增長率將會所剩無幾，這個結果將是黨政官員不願意談及的。

    事實上，在生態文明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佈局、重要性日益凸顯的今天，政績考核這個“指揮棒”必須與時偕行，才能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生態文明考核評價制度。

    再者，環境信息公開化已經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而在中國，各部門存在著綠色GDP核算結果不予公佈的尷尬局面。由此也可以看出，綠色GDP核算的概念還沒有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例如，2004年，溫家寶總理提出，要在全國推開綠色GDP核算，但卻遇到了種種阻礙，最終無法實施。2010年，林業部門開展了綠色GDP的核算工作，當時就把森林生態效益列入了其中。但是由於在做“減法”和“加法”上，未能與環保部門達成統一意見，最後也沒能成功。

    面對歷史新機遇，為了探索生態文明評價制度的創新途徑，中國林科院森林生態環境與保護研究所首席專家王兵研究員于2012年11月在國內外率先提出了“生態GDP”的概念。這一“探索生態文明評價制度的創新途徑”首先在定義上克服了傳統綠色GDP對資源價值認識的局限性、對可持續發展認識的片面性，以及對存量和流量認識的混淆性；在觀念上充分認識到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共處及生態産品的本質所在；在理念上從根本糾正了官員對政績考核這一“指揮棒”的錯誤認識；在執行中實現了生態價值可以變現的技術難題。這是對綠色GDP的進一步昇華和完善，也是該團隊夜以繼日、勇於探索的奮鬥結果。

    由此看來，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只有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指導下，充分認識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尤其是生態文明中強調的自然的主動性，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實現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從觀念到行為上的轉變。黨政官員們已經開始在觀念和行動中“改弦更張”，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不管這個過程需要多久，都必須有一個好的開始、一個好的切入點。而倡導生態GDP、推行生態GDP核算制度，對大眾來説，可謂是一個恰到好處的“福音”。

    時代呼喚：生態GDP核算體系應運而生

    現行的綠色GDP核算過高或過低地估算了經濟社會發展價值，均無法真正地實現國民經濟發展情況。

    王兵研究員結合十八大報告和前期的科研成果，于2012年11月底首次提出生態GDP概念，即在現行GDP的基礎上做兩次減法（減去環境退化價值和資源消耗價值）和一次加法（加上生態效益），也就是説在原有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基礎上加入了生態效益。

    那麼，何為生態效益？生態GDP能夠彌補綠色GDP的缺陷嗎？王兵研究員首先認為，生態效益就是十八大報告中提到的生態産品，包括涵養水源、凈化大氣環境、保育土壤、固碳釋氧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等方面，即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換句話説，就是自然生態系統在本身的生命活動過程中，為人類提供生活所需的資源和維持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其中不涉及生態系統作為存在、遺産等所具有的功能。將生態效益納入生態GDP核算體系，可以科學而客觀地評價生態系統為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作出的貢獻，準確地反映出生態系統的變化與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生態效益的影響，全面地凸顯生態系統對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力，為國家制定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政策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和理論支撐。

    其次，生態GDP彌補了綠色GDP的缺陷，重新認識了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自然環境在經濟産出過程中，除了被動的消耗和損害外，還在創造著自身的價值（生態效益）。這就解決了綠色GDP無法協調的存量與流量之間的關係。同時，還充分體現出了生態文明的思想，即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共存的關係。生態GDP充分認識到了經濟與環境、經濟與社會、環境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能夠反映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真實情況。生態GDP不單單是在做“減法”，而且還在做“加法”，這樣就避免了當年GDP增長率被削減，相對於綠色GDP更容易使人們尤其是政府部門所接受。

    再次，多種自然生態系統類型中，哪一類型生態系統所産生的生態效益應該首先納入生態GDP核算體系？陸地上最大的資源和環境載體當屬森林生態系統。就當前我國而言，森林在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協調區域發展、發展森林文化産業，以及應對氣候變化、防沙治沙、提供可再生能源、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説，森林為經濟體系以及人類生存提供了多種多樣的生態服務。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最終形成的《哥本哈根協議》中，同樣提到了森林的重要性。森林生態系統的多功能性，以及其在維護人類生存環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森林生態系統還能産生非常全面的生態産品。所以，將森林生態系統所産生的生態效益首先納入生態GDP核算體系中是毋庸置疑的。

    十八大報告要求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就必須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將森林生態系統效益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可以引導人們自覺轉變觀念，有助於樹立“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是寶貴財富，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的觀念，繼而把這種觀念貫徹到經濟、社會的實踐當中，建立考核和監管體系，促使人們加大森林生態系統的保護力度。只有將環境保護上升到國家意志的戰略高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環境問題。王兵研究員進一步認為，生態GDP對於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同時還能體現林業工作者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

    最後，成熟的森林生態效益評估技術完全能夠支撐生態GDP核算。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項數眾多，有些是可以量化的，而有些是不能夠量化的。鋻於此，王兵研究員及其科研團隊近年來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最終確定了森林生態效益評估的指標體系，包括涵養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釋氧、積累營養物質、凈化大氣環境、生物多樣性保育、森林防護和森林遊憩8個方面，它們均是要納入生態GDP核算體系之內的。通過研究，國家、省、市（州）、縣、林場等不同尺度上的森林生態效益皆可進行測算，如此成熟的技術方面研究足可以支撐生態GDP核算的開展。 （記者 張輝 王建蘭 通訊員 牛香 宋慶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