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２６日電（記者 陳先發 郭奔勝 張嚴平）今年１０月１６日是農民靳仲本心情舒暢的一天。他所在的安徽肥西縣木蘭村舉行了一場競爭激烈的“土地經營權競拍會”。在村民監事會全程監督下，經過幾輪“較量”，靳仲本和另一村民分別獲得４２０畝耕地、３００畝水面的經營權。
村支書羅授波介紹，兩年前，木蘭村在安徽省首創“土地流轉合作社”。村民自願以地入社，集中整合對外招標流轉。以民主磋商、公開操作為基礎的合作社，破解了青壯勞力進城打工後耕地撂荒、不規範流轉收益低這兩個難題。
羅授波説，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鼓勵農民進行土地流轉探索，進一步明確了農民在農村改革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充分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給了我們莫大的精神動力！
從籍籍無名的木蘭村，到眾所週知的小崗村、華西村……改革開放３０年來，正是這一個個在全國地圖上難以標出的“小地方”，正是普普通通的億萬人民群眾，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中，迸發出澎湃的改革激情和無窮的創造活力，衝破了一重重舊體制桎梏，破解了一道道發展難題。
人民群眾閃爍著勇氣與智慧光芒的無數創新實踐，像一顆顆璀璨星辰綴滿歷史的星空。
我們黨始終尊重群眾首創精神，適時將一個個“點”上的突破與改革經驗總結、提煉、昇華，用一系列科學決策對改革進程進行糾偏、完善、深化，將改革的潮頭一次次推向新的高度。
從“大包乾”、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從“三來一補”、農民工進城到“溫州模式”，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推動了一次又一次制度創新，成為改革的“原動力”
改革，最需要的是“敢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最需要的是百折不撓的實踐勇氣。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４日，鳳陽縣小崗村１８戶農民作出在當時有坐牢危險的大膽決定：“分田單幹，包産到戶”，並在契約上摁下自己鮮紅手印時，他們作了最壞的打算：“如果失敗，幹部坐牢殺頭也心甘。”
變革，正是建立於無畏與勇氣的永恒基石上！可讓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３０年前僅僅是出於“填飽肚子”這種原始衝動的冒險嘗試，卻在無意間讓小崗成為了中國農村改革發源地，使“包産到戶”成為史詩般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鄧小平曾説：“農村搞家庭聯産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與“小崗變法”差不多同時起步，江蘇華西村農民吳仁寶開始了他的“地下改革實踐”。在“以糧為綱”的年代，他冒天下之大不韙，率領村民偷偷搞起了一家小五金廠。他們在工廠四週壘起高高圍墻，挂上厚厚窗簾。小五金廠在“隱姓埋名”中搞了１０年。１９７８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小五金廠的窗簾終於拉開了，圍墻推倒了。如今的華西村工業年銷售收入突破４５０億元，令世界刮目相看。
鄉鎮企業興起，是繼“大包乾”後中國農民首創精神再次煥發出的奪目光彩。鄉鎮企業增加值３０年增長了３２４倍。鄧小平曾如此描述鄉鎮企業崛起：“那不是我們領導出的主意，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
“蓄之愈久，動之愈速”。當人民群眾首創精神呈現星火燎原的蓬勃之勢，中國的每一塊經濟領域都被激活了。從東海之濱到雪域高原，從南疆到北國，全國的每一個地方都呈現出勃勃生機。
如今的北京東城區翠花衚同，仍常有許多人在“悅賓飯館”排隊等吃。人們已很難想像到這家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個體飯館”開業時的辛酸。２８年前的一天，北京市民劉桂仙被“家裏連被子都不夠蓋，真是窮怕了”的窘境逼迫，想開家飯館。
她回憶道：開飯館要辦執照，我就找到了工商局。工作人員哈哈大笑説“我們沒有政策、沒有文件、沒有先例，不敢開這個頭”。可我就天天往工商局跑，軟磨硬泡。 時間長了，人家都叫我“怪人”。我的執著終於有了回報。工商局終於同意飯館“先斬後奏”地開業了。
當時，東南沿海地區涌現出無數堅忍不拔的“劉桂仙”們。１９７８年，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等“三來一補”新方式，在東莞如火如荼開展起來。一批有膽識的農民“洗腳上田”，爬火車、睡街角、吃鹹菜，被城市管理人員攆來趕去，但經過堅持不懈的拼搏，一批鄉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終於發展起來。“踏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用盡千方百計”的民營經濟創業之路，成就了著名的“溫州模式”。這三個“千”，也被看作群眾首創精神的生動寫照！
改革進程越趨向縱深，人民群眾首創精神也越顯出強韌與智慧。遇到發展“硬堡壘”越多，首創精神所激發的摧枯拉朽力量就愈強。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當農民負擔過重成為制約經濟活力、激化社會矛盾的突出問題時，安徽、河北的一些基層鄉鎮開始“試水”農村稅費改革。
當農民在農村就業遭遇障礙時，他們在“離土不離鄉”地發展工業之後，開始“離土又離鄉”地進城務工經商。儘管曾頂著“盲流”的帽子、遭受種種歧視，但為了謀發展、求幸福，農民工還是一次次踏上遠行的列車。３０年間，他們為城市建設，為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如今，農民工人數已經達到兩億多人。
當“提籃小賣”交易方式不適應初興的市場經濟，農民又創造出“專業協會”等大量合作組織。如今，農村各類合作組織風起雲涌，大放異彩。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已超過１５萬個。農村問題專家劉奇説，合作組織的勃興，是農民順應市場規律，對傳統生産方式的一次突破，是一次偉大的“集體創造”。
一個點上的首創經驗，被群眾迅速“移植”到其他領域。１９９８年，福建三明市洪田村農民均分山地，兼顧林農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創造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洪田方式”，其做法在轟轟烈烈的全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被廣泛借鑒。
開拓創新無疆界，思想解放無禁區。縱觀改革歷史進程，從觀念到實踐，社會經濟和基層民主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制度創新，也無一不來自人民群眾的首創。
１９７８年５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引發了全社會持續多年的大討論。“解放思想”，成為時代的強音。
１９８０年，四川廣漢市向陽鎮在全國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並將全部企業劃出來成立了“工業公司”，由農民代表對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獨立經營、自負盈虧、還利於民、以工補農，打破了“政企不分”體制，率先邁出了創新和發展農村基層民主制度的一步。
同年２月，廣西宜山合寨村８５戶農民，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産生了我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實行村民自治、自我管理。合寨村第一任村委會主任韋煥能回憶説，“包産到戶”後，原先生産隊的凝聚力和約束力逐漸減弱，村裏偷盜、亂砍濫伐集體山林的情況增多，群眾呼籲加強管理。在這一要求下，合寨村進行了民主選舉，成立了村民委員會，訂立了村規民約。合寨村實踐為農村改革後鄉村治理提供了新的經驗。
黨和政府在各個關鍵時期都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審時度勢形成重大決策，同時依照法定程序形成法律法規，這是人民群眾首創精神能夠推動改革開放進程的重要保障
改革開放是不斷破舊立新的過程，也是不斷汲取人民群眾首創精神進而指導實踐的過程。
２８年前，廣西合寨村村民或許想不到，他們通過選舉成立“村委會”的做法，竟會成為中國８億農民實現自我管理的一項基本制度，也成為舉世關注的中國式基層民主的發端。１９８２年，“村委會”這一組織形式被寫進了修改後的憲法，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獲通過，這標誌著“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探索已經上升為國家意志。
從農民首創到國家法律確認，再到廣泛運用，村民自治實踐開創了一種嶄新的鄉村治理結構，開闢了農村基層民主的新天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對此評價是，８億農民通過自治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無論是合寨村的“一選”首創，還是安徽小崗村的“一包”首創，其走向全國，經歷的不僅僅是爭議，還有新制度的誕生。
３０年前小崗村實行“大包乾”的帶頭人之一嚴俊昌説，自己做夢也想不到，１８戶村民的手印會按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來。事實上，在“大包乾”的初期，批評“包産到戶”的聲音不絕於耳，而１９８０年５月，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公開肯定了小崗村“大包乾”的做法。
這釋放出強烈信號：高層支持“大包乾”！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發出當時著名的７５號文件，對包産到戶的形式予以肯定。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黨的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産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産責任制。在這種條件下，小崗村的首創得以迅速走向全國。
隨後，發軔于“大包乾”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正式在國家憲法中得到確認。１９９３年修改憲法時，將原有的“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産合作社”改為“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制”；１９９９年修改憲法時，又進一步改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農村問題專家吳容（加金旁）用“一個巴掌拍不響”來描述群眾首創和黨的政策、政府決策的關係，他認為，３０年來農村問題始終是在“上下結合”中得到不斷求解。農業稅就經歷了從基層探索到國務院頒布政策減免再到最終廢除的過程，在這個進程中，人民的意願和國家的意志得到了高度統一。
當前，正在農村迅速發展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土地流轉，同樣經歷了從基層首創到法律保障或制度矯正的過程。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正式實施的農民專業合作法，是中國首部專門規範農民專業合作社經濟組織的法律，法律制定中充分汲取了基層的創造，同時法律的出臺也規範了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發展。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自２００１年起就在全國多個地方進行試點，這被看成是繼“大包乾”後，又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農村土地制度變革。２００５年１月，農業部制定頒布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管理辦法》，為維護流轉雙方當事人權益立了“規矩”。
不久前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重大決定，強調在依法、自願、有償的基礎上，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
３０年間，不僅僅是農村領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上都是“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把一個又一個基層首創、人民實踐、局部探索，提升、完善、豐富為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策法規，用來指導全國更大範圍的改革創新。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國私營企業數達到５２０萬戶，註冊資本（金）８萬億元人民幣。而這離溫州人章華妹從鼓樓工商所領到的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已過去了２８年。已經成為多個公司董事長的章華妹説，根本想不到自己的企業能夠做到今天，“當時搞私營經濟隨時都有可能被抓去坐牢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以溫州為龍頭的浙江私營經濟在全國率先起航。曾任溫州市長的錢興中説，由於長期的思想禁錮，很長一段時間圍繞姓“公”姓“私”、姓“資”姓“社”存在爭論。在浙江私營經濟備受爭議的同時，廣東省的“三來一補”企業同樣激起了思想的波浪。
這些充滿著膽略、勇氣和冒險精神的“首創”，對於尚處在計劃經濟體制內的中國而言，的確是個巨大的認識挑戰。城鎮經濟領域內的“首創星星之火”能否也像農村“大包乾”那樣迅速形成燎原之勢，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
隨著經濟特區和１４個沿海開放城市的設立，中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對民營經濟的認識在探索中走向新的高度。
以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思想準備和制度準備向前邁進了一大步。１９９４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參與文件起草、時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夢奎説，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總體設計，也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一座重要里程碑。
衝破了“計劃”的束縛後，經濟建設領域更多的首創實踐風起雲涌，這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養分。２００５年２月，在充分吸取基層意見的基礎上，國務院首次頒布了《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釋放了很多利好信息。民營企業家戈亞琴説，現在非公經濟的發展環境越來越好，大家的創業熱情也非常高。
３０年間，從農村改革到經濟建設，從基層民主到社會管理，從實踐推進到決策部署，黨和政府在各個關鍵時期和各個重要領域用政策文件引導人民群眾首創實踐，用法律法規提升人民群眾首創精神，用巨大理論勇氣釋放人民群眾首創意願，形成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決策機制。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我國改革開放經驗概括為“十個結合”，其中之一是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３０年前，我們黨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率先在農村發起改革，並以磅薄之勢推向全國，領導人民譜寫了改革發展的壯麗史詩。
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鼓勵創新、激勵成功、寬容失敗的時代精神，給人民群眾的首創實踐提供了廣闊的思想空間和施展舞臺
一個善於尊重首創、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民族，必然能夠産生永續的發展動力。凝聚全體人民智慧和勇氣的３０年改革開放歷程，雄辯地證明了這個道理。
第一個股份制企業，第一個個體工商戶，第一個改制企業，第一個上市公司，第一個“走出去”企業，第一個家庭文化超市，第一個民營博物館，第一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第一個村鎮銀行……改革開放以來，産生了無數個第一，出現了無數個首創。
無論是創新的成功，還是探索的失敗，首創精神都是３０年改革開放時代畫卷的耀眼底色。
“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這是２０多年前在溫州十分流行的一句順口溜，意思是説，地方政府對老百姓發展私營經濟的“首創”採取“無為”的態度，恰恰保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而溫州則是“在外部爭論中出名，在內部不爭論中發展”。
而正是在這“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充滿挑戰的進程中，中國改革開放逐步形成了鼓勵創新、激勵成功、寬容失敗的氛圍。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大會上的講話中鄭重指出：“倡導敢於創新、勇於競爭、誠信合作、寬容失敗，使改革創新精神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在這樣一種寬容失敗、保持多樣的社會氛圍中，過去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個模式管到底、一個框框框到底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滿活力、張揚個性、尊重價值的新型社會管理方式，各地區各領域探索出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大大地豐富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
大膽試，大膽闖，從思想認識層面走向火熱的社會實踐－－１９７９年，首鋼成為國企改革的第一個重大試點，採用利潤遞增包乾制；１９８２年，深圳竹園賓館實行工資改革在全國率先打破“大鍋飯”；１９８５年，江蘇昆山在全國第一個自費建設開發區；１９９６年，廣東省在全國率先成立報業集團；２００４年，國家在吉林和黑龍江進行免除農業稅試點……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蘇州和溫州以各自的發展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伴隨的各種評判從沒有中斷過，但學術上的爭論並沒有給這兩個區域帶來發展上的麻煩，而是各自沿著自己的道路一路走來。
江蘇省社科院院長宋林飛説，沒有寬容的環境和靈活的政策就沒有今天中國經濟的百花齊放，無論是區域一體化已經取得明顯成效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還是新確立的成渝經濟圈、北部灣經濟圈等，都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塊狀分佈、區域競爭的最新態勢，這給中國經濟注入源源不斷的新鮮動力。
新世紀新階段，改革開放繼續推向深入，鼓勵首創仍然是化解當前矛盾的重要法寶。
安徽一些地方農民針對發展中的資金短缺問題，搞起了資金互助組，成立了中國式的“窮人銀行”；江蘇一些農村針對壯大了的集體經濟，率先實行社區股份合作制；山東一些地方針對土地流轉信息不對稱問題，成立縣鄉土地流轉服務中心……
無數個新的首創又會成為行進中的中國解決各種問題的鑰匙，一些首創必然又會催生一批新政策的出臺。
在最具有挑戰的科技創新領域，更是重新審視著寬容失敗與鼓勵創新的關係。
１０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科技進步法修訂草案時，建議把“寬容失敗”作為原則寫進法律中。
“從國家立法機關到科技行政主管部門，對鼓勵創新、寬容失敗有如此清晰的認識，這是中國科技創新研究的大幸。”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所長羅群説。
在今天，建設創新型國家已成為關係國家發展前途和惠及廣大人民利益的偉大工程，同樣需要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廣泛開展群眾性技術革新活動。
讓寬容失敗成為一種社會共識，讓創新思想得到充分涌流，讓首創精神得到進一步彰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必將在一個又一個攻堅克難的創新中走向新的輝煌。
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在對外開放強國之路上奮進
當世界經濟增長受金融危機影響陷入低迷時，加拿大魁北克、安大略等五省省長日前帶領１６７家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來到中國西部經濟中心重慶尋找合作與發展出路。這是重慶市對外開放以來迎接的單個國家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外商代表團。
類似的情景，正在中國中西部更多地方上演。從“請進來”到“主動來”，從“扎堆東部”到“傾心西部”，經過３０年對外開放的中國，對世界更加充滿魅力。
輝煌30年：改革開放成就令世人矚目的"深圳速度"
深圳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同志親自倡導設立的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１９８０年的深圳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邊陲小鎮，僅有３萬多人口、兩三條小街道；２８年後的今天，深圳已成為擁有超千萬人口、人均ＧＤＰ突破１萬美元的現代化大都市。其發展速度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史上的奇跡，印證了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戰略先機。
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特稿：開放兼容築就富強之路
清晨不必起得太早，晚上回家還可以看部大片再睡覺－－這就是在北京上班的天津姑娘耿堃的工作與生活。這樣從容的節奏，得益於只有半小時行程的京津城鐵。而耿堃童年記事時，坐火車到北京需要兩個多小時。
京津城鐵作為當今世界上運營時速最快的高鐵，匯集了國內外的最新建設技術。無砟軌道、橋梁建造……無不閃爍著中國在吸收借鑒國外先進技術基礎上的自主創新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