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昆明７月３０日電（記者 陳鵬、李菲、賈楠）精美的苗族刺繡、粗糙的樹皮行囊、質樸的土家織錦、奇妙的東巴文字、厚重的龍山黑陶……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文化差異造就了形形色色、別致多樣的語言、用具、技藝和歌舞，它們因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需求而被固定為迥異其趣的“文化基因”，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有機組成部分。

    ７月的昆明，世界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十六屆大會的舉辦讓中外學者再次獲得親近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的良機，正如聯合會主席瓦格斯所説：“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展示讓我覺得選擇在這個多民族大國舉辦大會是對的，我們看到了中華文明的寬容和精彩！”

    “很難想象沒有保護和命名，東巴紙的命運會怎麼樣”

    除了稱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之美，瓦格斯還高度讚揚了本屆大會的舉辦地雲南。“我知道這是一個多民族大省，他們的非遺保護做得很棒，這凸顯了大會的意義。”

    事實上，擁有２５個世居少數民族的雲南省，在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方面所做出的成績贏得了廣泛讚譽。“呵護民族民間文化，就是呵護各民族的靈魂，換句話説，是呵護中華民族之魂。雲南因其民族最多，保護也就更加迫切。”雲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專家、省文化館研究員趙耀鑫介紹，雲南在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方面領先全國“三大步”：１９９９年率先為民族民間藝人命名、２０００年率先出臺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條例、２００３年率先開展全省普查。

    在２００６年公示的５０１項首批中國非物質文化名錄推薦名單中，雲南省入圍３３項，居全國之首。全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名錄達１６８項，州市一級達３０００多項，縣一級多達８０００多項；通過三次普查，６６８位民間藝人獲得命名。這樣的調查和命名在中國史無前例，使很多名不見經傳的優秀民間藝人蜚聲海內外。

    “很難想象沒有保護和命名，東巴紙的命運會怎麼樣”，納西人和志本是被命名的唯一一位國家級東巴造紙術藝人，已經８１歲的他，善於從海拔３３００米的迪慶山地取材有毒的潤香蕘植物，層層澆注為堅韌的東巴紙。如今，東巴造紙聲名大振，很多年輕人開始走近這門源自唐代的古老技藝。“有東巴紙就能寫東巴文，只要它留下來，納西族的精氣神就留住了。”和志本説。

    守住了物質文化遺産，就守住了中華精神家園

    雲南省文化廳非遺專家蔡永輝回憶，中國啟動“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工程”由來已久：從上世紀５０年代就倍加重視，各地文化館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開展大範圍田野調查，搶救、挖掘出一大批經典，如《阿詩瑪》《格薩爾王傳》《葫蘆信》等民族民間敘事長詩，孔雀舞、崑曲《十五貫》等，就是那一時期的傑作……

    ２００３年文化部、財政部等多部委再次啟動“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工程”，２００５年，正式更名為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工程。

    “可以説，２００３年以來全國對民族民間文化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守住民族文化基因就守住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逐步形成共識。”蔡永輝説。

    ２００６年是個輝煌的新起點：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文化遺産保護工作的通知，將每年６月的第二個星期六規定為我國“文化遺産日”；首批５１８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也于當年５月華麗登場。

    至今，全國３１個省區市均已建立省級非遺名錄，合計３８００多項，５５個少數民族都已有項目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先後有１４８８人被命名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表性傳承人……

    三年來，閩南、徽州、熱貢和羌族四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推出，崑曲、古琴藝術、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以及與蒙古國聯合申報的蒙古族長調民歌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産代表作”名錄，中國成為世界上入選項目最多的國家之一。

    蔡永輝認為，尊重差異、理解融合是文化的要義，無論國家還是各省份加大對非遺保護的力度，均顯示了對於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文化意識的充分自覺，在“全球化”浪潮下，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共棲和守望對於民族的生命力和創新力更具有非凡價值。

    雲南的非遺廟會、浙江的絕技展演、江蘇的織繡展覽、遼寧的皮影、寧夏的泥塑……今年６月１３日，第四個文化遺産日的全國盛況為這種“共棲”和“守望”提供了有力的注解。

    從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３０余載的趙耀鑫對今天的巨變深感欣慰，“越來越多的文化找到了歸屬，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中華民族奔騰的文化之脈就斷不了！”

    同心闖難關，民族文化必將迎來輝煌明天

    一些民間力量的加入也使非遺保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雲南的“源生坊”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將民間老藝人請出來，定期發放補助並召集他們到昆明演出；北京一些民營企業也在長期運作民間技藝的演出，讓很多老藝人找得了強烈的民族自信……

    “源生坊”負責人劉曉津呼籲，當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成為全民族共同的責任，就不能單純依靠文化部門“埋單”。

    劉曉津説，眼下“源生坊”正遭遇危機——幾位彝族老藝人的垤施歌舞傳人難尋，他們不在了，技藝也就完了。

    在雲南麗江，１９８３年麗江納西族的智者——老東巴還有６２個，現在已不足１０人；２００３年，東巴古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笆瀾緙且湟挪”時，１０多個參與翻譯經典的東巴大師早已乘鶴而去。同樣，漳州的木偶、南京的雲錦、連城的雕版、莆田的戲曲、昆明的評書……全國大量非遺項目都面臨傳人斷代的窘境。

    數據顯示，我國７６４個傳統工藝美術品種中，５２.４９％的品種因後繼乏人等原因而陷入瀕危狀態，有的甚至已經停産；全國上世紀５０－６０年代仍有３６７個戲曲劇種，今天，還在演出的劇種僅為２６７個，整整消亡了１００個。

    這是非遺保護面臨的最大挑戰。趙耀鑫建議：保護傳承亟需強調一種“動態”，即在原生態環境中促進文化的生生不息，同時也需要一種“靜態”的保護，即積極蒐集整理各種資料，用紙張、影像等方式把它們保存起來。

    動態保護大獲成功的例子並不鮮見，凡是與旅遊業聯絡密切的項目都贏得了廣闊的生存空間。如雲南大理新華村高度發達的制銀手藝、貴州的苗族刺繡、麗江宣科領銜的納西古樂、內蒙古的保安刀、青海的藏藥都憑藉強大的市場能力培養了大批後繼者。

    非遺保護專家、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韋榮慧認為，從全球經驗看，市場化是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有效辦法，但過度市場化又面臨文化要素被瓦解的危機，有市場價值的得到瘋狂開掘，沒有市場價值的就被遺忘，因此，如何讓政府扶持和民間自覺這兩條腿走得更穩更好就成了當務之急。

    談到未來，韋榮慧還是充滿信心，“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民族的文化瑰寶、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既已得到重視，我們就有能力闖過難關。中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産的認同、呵護，已經向全世界顯示了一個民族大國的胸襟與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