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１５日電（記者 馬向菲　吳俊寬　鄒大鵬）六十年輝煌征途，中國體育寫滿數不清的光榮與夢想，屬於運動員，屬於教練員，也屬於默默付出的科研人員。

    那些纍纍的成績，灑下科研人員的汗水。

    那些沉甸甸的獎牌，閃爍著科學的光芒。

    中國體育科學研究伴隨體育事業發展六十年，為中國體育插上騰飛的翅膀。

    報紙裏“翻”出來的弧圈球

    作為中國第一批體育科研人員，前體育科研所所長陸紹中６０年代出差遇到這樣一件尷尬事。

    火車上別人問他是做什麼工作的。

    “體育科研，”他説。

    “啥？體育還要科研？”

    新中國成立之初，體育在人們心目中不過是鍛鍊身體，“蹦蹦跳跳”而已，“科學”似乎和體育挂不上鉤。但就在民眾還對這個概念一片懵懂時，中國的體育科研事業已經開始起步。

    1956年1月，在第一任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的大力支持下，體育科學研究所誕生，研究所建築面積達到５０００平方米，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相當氣派。一支由大學生與歸國的外派留學生組成的科研隊伍同時建立，陸紹中是那時留蘇歸國的學生之一，主攻運動生理學。

    “我回國看到這種情況，覺得國家非常重視體育科學，”７７歲的陸紹中説。

    儘管那時中國進入了困難時期，物質條件極度匱乏，最起碼的量杯也沒有，驗尿樣用的是搪瓷杯，測距離靠的是皮尺一米一米地量。不過科研人員的幹勁很足，紛紛下隊搞實地研究，一心要把中國的體育科技搞上去。限于當時科學技術水平與物質條件限制，當時的體育科研遠沒有如今發達，但很快在中國的體育發展中發揮了作用。

    當中國隊備戰１９６１年第２６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時，將面對持有“秘密武器”的日本隊的挑戰。體科所資料室負責收集情報信息的專家們遍讀日本的報紙雜誌，翻譯了１２萬字資料，終於在一份報紙裏發現了日本隊“弧圈球”的蛛絲馬跡，國家隊參考了專家們的分析，有的放矢地調整訓練內容。後來中國隊教練趁著日本隊到香港比賽的機會進一步“刺探軍情”，找到了剋敵制勝的方法。體科所的這一貢獻還得到賀龍元帥的肯定。

    國家體育總局科教司司長蔣志學説：“中國體育科研發展初期，科研人員在體育基礎科學化，體育知識體系化、訓練基本原則規範化方面發揮了很重要作用。”

    文革時期，體育科研進入低谷：科研機構被撤銷，科研隊伍被解散，我國體育科技陷入停滯狀態。直到文革結束，中國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體育科研才重新煥發活力。

    奧運會裏的“隱形翅膀”

    北京奧運會，東道主中國隊代表團囊括５１塊金牌，２１塊銀牌和２８塊銅牌，榮登金牌榜首位，創造了中國代表團在奧運會歷史上的最佳戰績。而新中國建立60年來，中國健兒在各類國際賽事中，共獲世界冠軍2310個，超破世界紀錄1195次。

    這些獎牌上面沒有科研人員的名字，但許多獎牌上灑著他們的汗水。體育科技仿佛一雙隱形的翅膀，托起中國競技體育。

    “體育科研對競技體育成績不好量化。奪取金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主體還是教練員和運動員，但可以説，沒有科技的支撐和保障，一些運動隊的成績肯定會受到影響。而且越是高水平的運動隊，體育科技的影響越大，”蔣志學説。

    中國羽毛球隊的張寧在３３歲的“高齡”奪取北京奧運會女子單打冠軍，體育科技在幫助她克服體能問題上功不可沒。奧運會前，羽毛球隊請來了香港理工大學的運動康復與體能訓練專家陳方燦博士和他的博士工作小組。專家們認為，張寧的體能不是不夠，而是練過頭，為她量身定做水中訓練計劃，以及增強協調性和平衡感的練習。羽毛球隊的教練陳躍説，調整對張寧的體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幫助她在決賽的後半程越打越順，越打氣勢越盛。

    北京奧運會女子射擊金牌獲得者杜麗訓練會用到“激光瞄準測試儀”，對自己的射擊技術進行細微診斷，不斷改進細節，反復加強打好１０環的動作，使之成為下意識動作。而杜麗平時測試的數據早已顯示她連續打１０環的技術世界一流，具有拿金牌實力。

    自從１９７８年中國的體育科研工作重新啟動，“科教興體”，“依靠科技進步促進體育事業發展”的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尤其在２００１年申辦奧運會成功後，以“科技先導”方針引領，體育科研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

    中國體育原來偏重“師傅帶徒弟”的經驗式教學，體育科技含量不高。國家體育總局科教司科技處副處長隆勝軍説，原來科研人員拿到題目後，游離于運動實踐之外，熱衷於“論文情節”，科研和訓練相互脫節。陸紹中回憶説，有時候下隊，教練員還覺得科研人員“耽誤他們訓練”。

    經過改革後，現在運動隊提出課題，吸引科技力量進行解決，不僅總局系統的科研人員，許多來自著名大學和中科院的科研人員也加入了中國體育科研的隊伍，有針對性地解決競體訓練、運動技術環節、心理、健康、速度、力量、耐力和戰術等方面的問題，徹底改變科技和體育“兩張皮”狀態。

    “我們現在強調複合型團隊，由教練、科研人員以及其他輔助人員共同保障運動員的訓練等。體育科研在解決一線訓練中的關鍵問題發揮了應有作用，保證運動員科學訓練、預防傷病和提高成績，”蔣志學説。

    嘗到體育科技的甜頭，運動隊的態度變了。蔣志學説，原來是科研人員找運動隊，現在是教練到處找科研人員，訓練的科學化程度大大提高。

    曾經遭遇２００４年雅典奧運會“滑鐵盧”的體操隊一度受到傷病困擾。認識到科學對待運動員傷病重要性的體操隊“三顧茅廬”，從香港理工大學請來了陳方燦，幫助受傷的李小鵬進行康復和體能指導。在科學訓練指導下，李小鵬在北京奧運會“重生”，奪得雙杠金牌。

    體操隊教練陸善真在北京奧運會總結大會上曾表示，如果沒有科技保障，體操隊很難取得這樣好的成績。

    從改革開放前的７個專門體育科研機構，到後來的超過３０個專門研究機構以及１７００多人的科研隊伍，再到北京奧運會３６００人次科研人員保障國家隊備戰，中國競技體育每一塊獎牌中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

    體育科技並不僅僅服務於競技體育，同時還在大眾體育中發揮作用。“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是中國體育事業的目標，群眾體育是否蓬勃發展關係到中國能否從一個體育大國轉變為體育強國。而日益關注普通民眾的健康更體現一個社會和諧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標誌著社會的進步。

    徐女士每天都要到家附近的國家大劇院走上幾圈作為鍛鍊，不是普通的散步，而是大擺臂，快速的“健步走”。

    “報紙上説，有氧運動健身效果好，而且歲數大的人不能進行太劇烈的活動，走到微微出汗就行了，”徐女士講起她的“健身經”。

    “過去哪懂什麼‘有氧運動’，就知道跑步出汗，現在講究多了，”她説。

    像徐女士這樣的健身方法便是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中國國民運動健身科學指導系統的研究與應用》研究和推薦的六種健身方式之一。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的國民體質監測為指導大眾健身提供了許多依據。

    體科所所長田野説，中國在體育科技為競技體育實踐服務這點上做的很不錯，而將體育科研成果應用於群眾體育還要進一步加強。“體育科研就是要幫助老百姓學會怎樣鍛鍊，知道怎麼鍛鍊效果最好。我們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之一是為大眾健身提供更多指導，”他説。

    體育科技還要更豐滿的羽翼

    對優秀青少年科學選材的研究，優秀運動員經濟能力狀態的診斷和監測系統的建立，高原訓練的研究，中國體育科研前進的道路上處處閃爍著科研人員智慧的火花。

    中國曾經研製出“自動水裏按摩浴盆”，並將技術轉讓日本，“體育競賽大型計時計分系統”一直在東南亞一些運動會上使用……

    “跳水皇后”郭晶晶在北京奧運會上的“戰服”由李寧公司研製，不但使用超強排汗面料，還帶有“排水槽”；中國的“紅雙喜”乒乓球在奧運會的賽場上彈跳。

    中國在採取“拿來主義”，進口世界一流儀器設備，使用國外研究系統，配備國際大型體育用品公司産品的同時，沒有忘記創新。近期國家體育總局投入１００萬元，吸引有研發能力的單位對一些課題進行攻關，體現國家對自主研究創新的鼓勵與支持。

    “在體育事業的關鍵領域，真正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提高中國體育科研的自主創新能力，這是增強國家體育事業科技支撐力量的關鍵。我們接下來要鼓勵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産品，包括課題研究，也包括體育器械、設備等，”蔣志學説。

    而要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産品，培養富有創新精神的體育科技人才隊伍是關鍵之一。

    “世界各國都把科技人才資源視為戰略資源和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培養高素質具有創新精神的體育科技人才，直接關係到體育科技事業的未來，也關係到體育事業未來，”他説。

    不過體育科學的研究，僅僅體育一家部門很難完全承擔。體育科學研究內容涵蓋內容廣泛，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比如運動生理學、運動醫學、運動心理學、體育社會學、體育管理學等，而與體育産業相關的學科更是數不勝數。

    在德國，有專門研究運動器材的研究所，專門為運動員研製各種科技含量最高、最尖端的運動産品，比如超輕自行車、高速皮划艇，這家公司又與生産廠家合作，將這些成果作為商品推向市場；而一些知名國際體育用品公司則研發出了帶有信息器件的跑步運動鞋，超輕碳纖維撐桿，將世界紀錄變成易碎品的快速泳衣“鯊魚皮”。

    蔣志學認為，動用社會力量投入科學研究，需要政府在初期進行投入與引導，這樣才能繼續豐滿體育科研的羽毛，使之成為更加強健有力的翅膀，將中國體育送上世界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