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４日電（記者雷敏、姜琳、何雨欣、王宇）舊房拆遷誰説了算、未成年人缺乏關愛怎麼辦、小區糾紛誰來管……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管理面臨諸多新挑戰。

    兩會召開前夕，中央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出席兩會的代表和委員結合自身經歷對此建言獻策。

    放下“身段”問計於民

    近年來，由於城市化進程在中國加速推進，圍繞拆遷産生的社會衝突時有發生。“拆遷是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項目之一，實施這樣的項目要改變以往那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充分汲取民智，聽取民情。在尊重絕大多數民意的基礎上，出臺有關政策，採取相應的行政措施。”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説。

    眼下，一些地方在開展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方面進行了許多創新和探索。如重慶市渝中區強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拆遷群眾支持率須達８５％以上，實現“危舊房拆不拆遷，群眾説了算”。

    “不久前我們準備建設一個地下人防工程，牽涉到挖馬路的問題，一些群眾的生活肯定要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設計了兩個規劃選址方案，公示給老百姓看。”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婁底市市委書記林武説，“即使是有關公共利益的好事，如果老百姓不同意，那也要緩行。”

    類似拆遷、修路這樣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政策出臺前要“問計於民”，關係百姓切身利益的身邊“小事”，也需要社會管理者放下“身段”，體察民情。

    “原先的‘單位人’，現在大都轉變為‘社會人’，而且有大量的流動人口，面對這樣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架構，加強社會管理需要新思維。哪怕是小區居民樓底商能不能建餐館這樣的‘小事’，也要建立在對民意的徵求和尊重基礎上。” 周洪宇説。

    處置關口前移及時化解“露頭”矛盾

    去年底，一位年僅１７歲的少年成為Ａ級通緝犯，而據報道，這名少年通緝犯在成長過程中，因為缺少家庭關愛等多方面原因，最終走上了犯罪道路。

    “任何一個悲劇的釀成事先都會露出一些苗頭。”周洪宇説，與傳統的信訪、維穩綜治和司法調解等事後處理社會矛盾的方式不同，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就應該進一步發揮社工機構和人民調解員的作用，把社會矛盾的處置關口前移。

    不難發現，近年來，一些群體性事件大多起源於個人矛盾或者個別案件。從貴州甕安事件到湖北石首事件，都是有關部門對非正常死亡案件處理不當，在一些虛假信息尤其虛假網絡信息的發酵下，激發了人們不滿情緒的宣泄。而這一苗頭並未及時引起相關部門足夠重視，最終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

    “網絡其實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從中發現可能引發矛盾的苗頭和趨勢。”林武告訴記者，他每天都要上互聯網看有關當地的消息，只要有虛假信息，立即發佈澄清公告，為此，市裏還成立了一個網絡突發事件應對小組。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百色市市委書記劉正東對此也深有同感：“糾紛要在源頭上進行防範，一旦出現糾紛就要及時採取各種方法化解，不要等到大爆發時才開始著手。”

    “在創新政府社會管理方式的同時，也要進一步發揮公眾參與的作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景天魁説，要將公眾參與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維護、確保公眾和社會組織對社會管理的參與權。

    剛柔相濟以“和”為貴

    去年以來，一些地方發生多起城管“暴力執法”事件，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和計劃經濟時代相比，現在的城市人員流動增加，市場也更加活躍，但社會管理方式卻沒有明顯改進，由此導致矛盾增多。應該把單純依靠強力手段的剛性管理轉變為兼顧柔性服務。”周洪宇説，應提高執法人員入職門檻，加強對執法人員的教育和培訓，尤其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心理輔導。要讓執法人員知道，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中國老話講‘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景天魁委員説，“如果説市場機制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競爭，社會管理的基本原則就是‘協同’。”

    目前，貴陽市已經開始探索“疏堵結合”的管理方式。在貴陽，上午９時以前早餐攤點被允許佔道經營，這樣一來，攤販有生意可做，也方便了匆匆忙忙的“上班族”。

    “領導幹部要轉變觀念。”林武代表直言，“現在強調建設服務型政府，領導幹部要儘快適應政府角色轉型，不能什麼事都由政府説了算。要充分尊重群眾、貼近群眾、保護群眾、依靠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