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公平與效率問題多年來一直是人們議論的焦點話題，尤其是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收入差距繼續拉大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再次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點。本刊8月21日刊發《更加注重公平與強調效率優先並沒有本質上的衝突》一文後，讀者反響強烈，贊同者有 之，反對者有之，商榷者有之。著名經濟學家衛興華教授也撰寫文章對前文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本刊今日特全文刊發。作為學術探討，我們歡迎廣大讀者就此問題進一步展開爭鳴。

    針對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特別是收入差距的過分擴大，黨中央多次強調提出應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現在強調注重和關注社會公平特別是分配公平，顯然與此前所主張的“兼顧公平”即把分配公平放在一個次要地位是不同的。有人提出“更加注重公平與強調效率優先並沒有本質上的衝突”，我認為，這種提法是不準確的。如果在分配關繫上繼續講效率優先，那還是主張兼顧公平，這與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分配公平是存在“衝突”的。如果講：生産重視效率或效率優先，分配注重公平，那是可以的和正確的。但本來講的是分配關係中的效率和公平問題，這裡強調效率優先，就是一種錯位。

    一

    公平與效率問題，是國內外學者所關注和長期討論的一個問題。什麼是公平，什麼是效率，由於理解的不同，對二者關係的把握與闡述也就互有差異。而且，講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應分清是從什麼角度、什麼領域講的。如果從生産和工作領域來講，強調效率，講效率優先，是不容置疑的。從微觀層面説，應重視勞動效率、管理效率、生産效率、資源利用效率、企業整體效率。任何工作崗位都應重視提高工作效率。特別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生産力還相對落後，與發達國家相比，生産效率差距很大。因此，在我國發展生産力是根本任務的當前，重視和強調效率是天經地義的。從宏觀層面講，要強調資源配置效率。我國由傳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由傳統指令性計劃配置資源轉向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實踐證明，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比起由指令性計劃配置資源來，效率會更高一些。但不能迷信市場萬能，那種完全自發的、不受約束的市場，會導致經濟的週期性震蕩，造成資源浪費。需要將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統一起來。由看得見的手引導看不見的手，才能發揮和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

    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存在效率問題。有些方面的效率高低與公平並無關係。從近年來討論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的角度看，這裡的效率是指經濟效率，是從社會經濟關係考察的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經濟效率的高低會表現為經濟效益和生産效率的高低。但其內涵又不完全相同。經濟效益側重於投入與産出的關係。低投入、高産出就是高效益，可以不涉及速度。發展生産應以經濟效益為中心，而不應片面追求高速度。要改變高速度、低效益的發展路徑。勞動生産率側重於勞動耗費和産量的關係，同量勞動生産的産量越多，表明勞動生産率越高。而經濟效率，既包含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産率的內涵，也與速度和質量相關。提高經濟效率，要求降低耗費、提高質量、增加數量、加快速度。

    然而，當我們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考察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就應強調和重視社會公平和分配公平。社會主義最大的社會公平，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從長遠發展趨勢來看，提高生産效率，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這種公平。但講分配關係中的效率是指什麼？一般來講，分配自身不存在效率高低問題。人們常講的是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並不講分配效率是高還是低。從分配角度考察的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不是指分配公平與分配效率的關係，而是指分配公平與不公平會影響到勞動效率、生産效率的高低。分配中既不存在分配自身的效率優先於分配公平的問題，也不存在勞動效率優先於分配公平問題。恰恰相反，分配公平合理有利於促進勞動和生産效率的提高，而分配不公，會挫傷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利於效率的提高。而且，在分配關繫上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際就是上輕公平，把公平放在一個次要的地位。這樣，所謂效率優先也會落空。

    過去曾講“兼顧效率與公平”，這裡的“兼顧”是同等看待的意思，沒有優先與次要的區別，在理論與邏輯上還説得過去，但有個問題沒有表明，二者究竟是對立的關係人為地去“兼顧”呢，還是統一的關係順其自然而“兼顧”？

    二

    怎樣正確把握分配關係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事實上胡錦濤總書記已經做出了回答。據新華社報道，胡錦濤同志於今年6月22日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中，特別提出我國要“實現物質和精神、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機統一”。顯然，中央強調提出的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和分配過程公平，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同原來流行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不能並存的。

    有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概括起來其理由主要是三條：一是認為強調效率優先就是強調發展生産力，發展生産力就要強調效率；二是認為只有重視效率優先，把蛋糕作大，才能解決分配不公平問題；三是認為強調分配公平而不強調效率，是要退回到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中去。這三條理由都難以成立。

    首先，認為放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違背發展生産力是根本任務的道理，是放棄發展生産要重視效率的原則，放棄生産的首要地位和決定作用的規定性。這種認識是一種誤解。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産力，就需要調動廣大勞動者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員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此，就需要完善分配製度，改革分配體制，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和分配公平。應當明確：放棄分配關係中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有提法，並不是放棄發展生産和經濟建設中重視效率的原則。大家知道，生産與分配、消費相比，生産是第一位的，先有生産，才能有分配和消費，而且生産具有決定作用；生産什麼才能分配和消費什麼，生産多少才能分配和消費多少；再者，生産方式決定著分配方式。社會主義生産方式決定了社會主義的個人收入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但是，我們不能從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中引申出這樣一個提法：生産優先，兼顧分配與消費。這在理論邏輯上是講不通的，也不符合社會經濟生活實際。因為生産的目的就是通過分配進行消費，是服從於消費需要的，分配是中間環節。生産的首要地位和決定作用，並不導致分配和消費的“兼顧”地位，它們之間是相互統一的關係。處理好分配關係和消費關係，對於促進生産發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同理，不能用重視生産效率，把分配公平放在一個“兼顧”地位。

    其次，認為只有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才會把蛋糕作大，以解決分配不公平問題。這種認識既缺乏邏輯上的必然因果關係，也無充分的實際例證，只是一種抽象的推理。也許在某一發展階段，蛋糕作大了，有利於收入差距縮小。但從歷史與現實來看，並不必然存在這種關係。英國産業革命後，發展了機器大工業，勞動生産率和經濟效益大幅提高，財富總量迅速增長，但雇傭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並沒有隨之改善。勞動時間反而延長，剝削程度同時提高。蛋糕做大並未帶來分配的公平。這一情況在《資本論》中有豐富的説明。

    根據查爾斯·K·威爾伯主編的《發達與不發達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提供的資料説明：“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十年中，伴隨而來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而這個問題在農村地區更為嚴重”。同書中還講：世界銀行的麥克納馬拉遠在1973年就指出：“儘管發展中國家的GDP有了十年的空前增加，可是它們人口中最貧困的部分，只得到較少的好處，……它們正處於絕對意義上的貧困。”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不是隨著經濟增長、蛋糕做大，收入分配便趨向公平。收入分配不公平分兩個層次：一是在微觀層次上的不公平。比如，某些工人工資收入偏低，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而另一些人的收入偏高，並不斷膨脹。二是在宏觀層次上的不公平。從全社會看，有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蛋糕做大了好多倍，而恰恰這時收入差距過大、分配不公的問題凸顯出來。中外資料都表明：經濟發展、蛋糕做大，並未帶來分配公平，或不公平的縮小，反而不公平的差距擴大了。需要採取有效措施，加強和完善宏觀調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和分配公平，才能緩解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黨中央關於公平與效率的新提法和一系列相應的政策措施，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再次，認為強調更加重視分配過程公平，就是要退回到平均主義分配的舊體制去，這完全是一種誤解。搞平均主義，多勞不多得，少勞不少得，少勞者佔有多勞者的一部分勞動成果，這是明顯的分配不公平。搞平均主義，既無公平也無效率。這是馬克思主義一貫反對的小資産階級的平均主義分配觀。

    更加重視分配過程的公平，並不需要倒過來提出什麼“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這種提法在理論邏輯上也是不通的。只要做到分配公平，自然會有利於促進效率。重視公平，不能輕視效率，二者本來就不存在誰優先、誰兼顧的問題。

    有的學者將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概括為“市場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本來，實行市場經濟，就是要通過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市場調節經濟，就會自發地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所以政府應通過宏觀調控重視分配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説，確實存在市場管效率，政府管公平問題。但是，我們講分配關係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並不是專指也不是側重指資源配置效率，而是側重指勞動效率、管理效率、生産效率、企業對資源的利用效率等。分配公與不公，一般説來，與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無直接內在聯絡。除非出現對工人待遇不公的特殊情況，工人起來罷工，或是如近年來，南方一些地方出現的“民工荒”。工廠不能開工，人力資源不能利用，非人力資源也會閒置，資源配置效率自然也就談不上了。

    三

    公平與效率是否存在此消彼長的對立關係？能否統一和怎樣統一？應當肯定，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公平與效率可以實現內在的有機統一。只要真正貫徹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勞動收入既會拉開差距，又不會出現收入差距過大，而且會直接促進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反過來又會提高按勞分配收入，二者相互促進，有機統一。

    在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公平和效率的關係既存在對立面，又存在統一面。一般來説，私有制企業主追求的是高利潤率。利潤率的高低代表企業效率的高低。企業主的素質和管理水平參差不齊，有的科學管理、遵守勞動法；但有些企業主為了提高利潤率，容易採取一些損害工人權益的措施，諸如延長勞動時間、過度加班而不按規定支付加班費、壓低和拖欠工資，還搞一些有損工人人格尊嚴和人身自由的不合法的規定，等等。今年9月1日，上海勞動保障監察部門曝光22家“摳門”企業，這些企業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低於該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而且差額較大。此外，今年1-8月，上海有關部門收到不付最低工資的舉報投訴647件，查處支付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案件907件。作為發達城市的上海還如此，一些邊遠和落後地區的情況可想而知。這類企業，因損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自然會挫傷其勞動積極性和勞動效率。需要通過政府和其他有關單位進行引導和監督，制定相關的章法，保證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並獲得“公平”的勞動環境和工資收入，同時要求和引導業主遵守勞動法，正確處理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以提高勞動者的認同感，從而提高勞動效率。需要通過相關的政策措施和體制建設，以實現公平和效率外在的相對統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衛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