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全面內亂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過去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導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説:《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後，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學術批判中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並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彙報後，于2月12日轉發全黨。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而且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於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為了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于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産階級專政變為資産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鬥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重要根據。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佈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後，“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
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很短的時間裏，由學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鬥學校領導和教師，一些黨政機關受到衝擊。這場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社會動亂開始出現。
黨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主持下作出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力圖使局勢穩定下來。各地工作組在領導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在如何對待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銳。工作組被指責為“實際上是站在資産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産階級革命”。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産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全會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對於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問題作了有嚴重錯誤的規定。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黨內之所以能夠接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後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於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認識。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仍然看作佔主要地位的階級鬥爭，並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裏行之有效的近乎軍事共産主義的生活經驗，也容易用來作為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對馬列著作中某些論點的誤解或教條化，使人們日益陷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堅持這種迷誤被認為是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神聖事業，對這種迷誤持懷疑態度者則難以理直氣壯地起來反對。這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加上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沒有能夠順利發展，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這就使為人民尊重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家能夠受到信用而得勢橫行。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幹部遭到批鬥。紅衛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抵制。但是，這種不滿和抵制當時卻被認為是執行了“資産階級反動路線”。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造反狂潮全面擴展到工農業領域。為進一步克服運動的“阻力”，從10月上旬至下旬，召開了以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講話，將黨內不同意見升級為路線鬥爭，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會後，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矛頭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社會上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和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幹部受到批鬥，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陷於停頓。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鬥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
“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在黨的領導層內，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並不斷發展。這種抵制和抗爭，或表現為對批判、造反持消極態度，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産；或表現為對武鬥、破壞持抗議立場，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1967年在老一輩革命家中爆發的二月抗爭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這年1月19日、20日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堅決反對江青、康生、陳伯達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的主張。在激烈的爭執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奮起抨擊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激烈鬥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圍繞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等“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拍案而起，接連怒斥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亂黨亂軍的做法。這些老同志的抗爭，被江青等人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嚴厲批判。
全面奪權使派性鬥爭激化。各造反派組織為爭權奪利，拉幫結派，爭鬥激烈，發生無數的糾紛和衝突，以至釀成殘酷的武鬥。1967年夏秋，謝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機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文攻武衛”等口號煽動武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這幾個月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國家動亂最劇烈、社會災難最嚴重的階段。
為了對混亂狀況加以約束，毛澤東號召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幹部，並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還批發了多項命令、佈告，以制止武鬥蔓延，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財産。這些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制止局勢惡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經過二十個月的社會大動亂和錯綜複雜的奪權鬥爭，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集黨、政大權于一身，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為黨的九大作準備召開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舉行。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下，會議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謝富治把持下炮製的關於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一年後，劉少奇含冤病逝。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當時，全國有黨員2200萬人，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或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九大從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氣氛所籠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核心內容是闡述“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極力鼓吹這個理論的“偉大貢獻”和這場“革命”的豐功偉績，而對於黨應該怎樣領導和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卻根本不予提及。作為“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個理論對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大會通過的黨章沒有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卻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這種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在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幫派中的骨幹和親信佔半數以上，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許多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
黨的九大以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鬥、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階段。在實際工作中還包含“教育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內容。毛澤東試圖通過“鬥、批、改”，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鬥、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引起動亂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結束後，林彪集團的權勢膨脹到頂點，同江青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矛盾急劇上升。他們擔心江青集團的勢力有可能超過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會發生變化，因而妄圖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矛盾集中地爆發出來。林彪集團的圖謀及其宗派活動被揭露並受到批判後，毛澤東採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林彪集團的骨幹成員決心鋌而走險。林彪的兒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組織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他們的陰謀。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倉皇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從這一驚心動魄的事件中，人們清楚地看到，鼓吹個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陰謀殺害黨的主席；由黨章規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國叛逃。這一具有極大尖銳性的事件促使人們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嚴肅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是什麼結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亂究竟能不能導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幹部和群眾從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對“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産生了懷疑。
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採取措施解決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問題。黨中央決定撤銷由林彪集團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全國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毛澤東親自過問對一些領導幹部落實政策的工作，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鄧小平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同年12月，毛澤東提出要給被打倒的賀龍、羅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誣陷而被撤銷領導職務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復名譽，承認自己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要做自我批評。這些行動為加快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在各方面進行政策調整創造了條件。
“批林整風”開始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加快了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使一批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針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提出整頓企業的措施，恢復被破壞的各種規章制度；通過大力壓縮基建規模、精簡職工人數等措施，解決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大大突破指標的問題，扭轉國民經濟下滑的趨勢。他頂著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的壓力，努力開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從國外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在農村，黨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种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在科學教育工作中，周恩來要求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並提議召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他還抓了落實黨的文化、民族、統戰等政策的工作。周恩來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糾“左”整頓。經過近兩年的調整和整頓，各方面工作都有明顯起色。可是，在毛澤東看來，批判極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絡著的。他認定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而不是批判極左。這樣，周恩來領導的糾“左”努力被迫中斷。
林彪事件後，黨的一些重大的組織問題需要解決。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載有林彪為接班人等內容的黨章和産生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黨中央決定提前召開十大。黨的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舉行。當時全國有2800萬黨員，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仍然號召全黨“堅持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左”傾指導方針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後果日益明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當上黨中央副主席。但這時，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備受打擊迫害的老幹部，有些老幹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被選舉為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王稼祥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
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集團的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三、同“四人幫”的鬥爭和1975年的全面整頓
“文化大革命”的長期持續和幾經反復，使人們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倦情緒越來越強烈。希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有所改善成為廣大幹部群眾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後，黨內圍繞著動亂與反動亂、篡權與反篡權、整頓與反整頓展開了更加激烈的鬥爭。
十大前後，毛澤東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國歷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聯絡起來。1974年1月，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批准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不僅因為林彪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傳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四人幫”利用“批林批孔”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他們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點名攻擊中央、地方和軍隊的一批幹部，還指使他們控制的寫作班子發表大量所謂“批孔”文章，影射周恩來是“現在的儒”，對周恩來前一階段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確的政策措施和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進行攻擊。他們的幫派分子在各地揪鬥老幹部和知名人士，乘機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社會秩序再度混亂，剛剛有所好轉的國民經濟再遭嚴重破壞。
毛澤東對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亂社會的圖謀有所察覺，對“批林批孔”運動作出限制性規定，並在中央領導層提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的問題。這年下半年，毛澤東先後提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使“四人幫”再次搞亂全國的圖謀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發出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通知。“四人幫”認為這是他們篡奪更多權力的機會，加緊陰謀活動，企圖由他們出面“組閣”。這時，毛澤東提議由已在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並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四人幫”極為不滿，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事件對鄧小平發動突然襲擊，遭到鄧小平堅決抵制。事後，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澤東作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彙報。毛澤東當即批評了王洪文。此後，毛澤東又多次批評“四人幫”，重申“總理還是總理”，並進一步提出鄧小平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對江青的“組閣”企圖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這是飽受“文化大革命”內亂之苦的中華民族最強烈的願望。四屆全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隨後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但這次大會通過的報告、決議和憲法，未能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
四屆人大閉幕後，已患重病的周恩來病情更加嚴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他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頓，部署以鐵路整頓為突破口，使堵塞嚴重的鐵路全部疏通，運輸狀況開始好轉。接著，開始整頓鋼鐵工業。鄧小平強調:把鋼鐵生産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鬥爭，認真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技工作也開始整頓。文藝進行了政策調整。教育戰線的整頓同時在積極著手。軍隊整頓是各方面整頓中重要的一環，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這對抵制“四人幫”奪取軍隊領導權的企圖起了重要作用。鄧小平還提出: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主要整頓各級領導班子，要在加快落實幹部政策的同時，對強行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的造反派區別不同情況分別作出處理。鄧小平還在六十年代初黨制定的工業等方面若干條例的基礎上，領導起草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等文件，提出加快工業、科技發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學技術也是生産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産向前發展”等重要觀點。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文化大革命”中黨的正確領導與“四人幫”的一場重大鬥爭，整頓雖然還不可能直接觸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但力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顛倒了的思想理論、政策是非加以澄清，從而開始了有限度的撥亂反正。整頓中，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轉向回升，工農業産品産量均有較大幅度增長，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國民經濟發展較好的一年。
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為了進一步闡明發動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澤東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幾次談話中，提出若干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他希望鄧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整頓工作的深入展開，勢必觸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系統的糾正。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翌年初改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運動既違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會混亂。越來越多的幹部群眾對長期持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感到困惑，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滿，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願望愈加強烈。
四、粉碎江青集團的勝利
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時，廣大幹部群眾長期鬱積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對“四人幫”的憤恨，終於在1976年清明節前後爆發出來。
這種不滿像火山熔岩一樣不可壓抑的迅速噴發，是由“四人幫”壓制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逝世，在人民群眾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幫”不僅發出種種禁令壓制悼念活動，而且加緊展開了對鄧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迅速轉化成憤怒的情緒，並進而轉變為強烈的反抗行動。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鄭州、西安等城市的群眾衝破“四人幫”的阻力，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首都人民也匯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這一天，聚集了200多萬京內外群眾的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人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共和國歷史上罕見的“花山詩海”中慷慨陳詞，深切懷念周恩來，怒斥“四人幫”迫害周恩來、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出現了一人振臂，萬人應和，震天動地的感人場面。當時在廣場上爭相傳抄、凝聚著愛和恨的那些詩詞、傳單，莊嚴地表達了人民群眾要求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心聲。當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天安門廣場的事態被定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數萬群眾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隊戰士發生了嚴重衝突。一場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所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的強大抗議運動，就這樣被壓了下去。儘管如此，這場全國性的運動，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
天安門事件後，中央政治局通過兩個決議:一是決定在周恩來逝世後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隨著鄧小平的被撤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更大的規模和聲勢在全國強行推開。
1976年7月6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産受到巨大損失。9月9日，中國共産黨的創建人之一，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黨和國家的幾位主要領導人相繼去世後，黨和國家的前途成為人們憂慮的問題。
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暗地佈置其在上海的親信突擊發放武器；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企圖由他們指揮全國；還在報上公開誣衊和威脅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活動，使葉劍英、李先念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下，也認識到必須割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的這個癰疽。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黨中央還採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勢，使江青集團骨幹分子妄圖武裝叛亂的陰謀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幹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係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佔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並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後的思想行為氾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抗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抵制、抗爭和鬥爭是十分艱難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産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的知識分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群眾，絕大多數沒有動搖過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林彪、江青等人進行鬥爭，共産黨員張志新等慘遭殺害。
正是由於各級幹部、黨員和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的抵制、抗爭和鬥爭，“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於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頑強努力，經濟建設仍取得一定進展。科學技術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郭永懷、鄧稼先等許多科學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為我國的糧食生産作出重大貢獻。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它留下了永遠不應當重犯這類錯誤的深刻教訓，從反面為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提供了歷史借鑒。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説‘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這些錯誤終究是在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但在晚年對許多問題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産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毛澤東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重用過林彪等人，也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他重用過江青等人，也對他們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對後來黨順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國家的安全，頂住國際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特別是七十年代初，他適應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審時度勢，及時對外交工作作出富有遠見卓識的重大戰略調整，使我國的外交工作打開了新局面。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得到恢復，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陸續同一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亞非拉國家建交，為後來的對外開放打下了基礎。在“文化大革命”中，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這些都是同毛澤東的作用分不開的。
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後半生，領導黨和人民抵禦來自國外的威脅和壓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探索。這些重要的歷史功績和探索的首創精神，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過程中發生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這是應該引為沉痛教訓的。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一生，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