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三大訴求”　降低“兩個門檻”
——代表委員熱議農民工權益保障

    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５日電（記者 汪延、宋振遠、王聖志、姚潤豐）針對２．１億人的農民工群體，政府工作報告在社會保障、工資增長、平等就業、子女教育等諸多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代表委員們指出，我國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為農民工群體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各級政府應關注農民工社保到位難、工資增長難、技能培訓和子女教育難的“三大訴求”，著力降低農民工進城就業和返鄉創業“兩個門檻”，促進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

    訴求一：擴大社保覆蓋面 解決跨省轉接難

    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到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時，針對農民工群體明確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在社會保障擴面中，“重點擴大農民工、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人員、城鎮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並要求“抓緊制定適合農民工特點的養老保險辦法”；二是要求“制定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險關係轉續辦法”。

    長期關注農民工生存狀況的全國人大代表汪春蘭説：“政府工作報告的有關要求，回應了農民工群體的訴求。”

    據了解，目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種類和覆蓋面還較小，主要集中在工傷保險、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等範圍，其他像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生育保險等，在不少地方還是“盲區”。“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及農民工的社保擴面問題，這對農民工群體是個好消息，對地方政府和部門則是一個新要求。當務之急是配套制訂具體措施，量化相關指標，讓好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汪春蘭代表説。

    全國政協委員呂建中説，現在，農民工調離企業或離開城市之前，退保只能把自己交的那部分錢拿走，單位繳納的那部分錢必須留在當地。與此相反，轉入地只能接收到個人賬戶的錢，卻要承擔加上企業繳納部分後計算出來的退休金，當然也就不願意為農民工轉保。這樣，農民工就得不到社會保障的實惠。”

    “最近一段時間，深圳出現了農民工‘退保潮’，就與社保制度安排不合理直接相關。”呂建中委員説，“解決這類問題，事關農民工切身利益，急需建立科學、合理、便捷的社會養老保險跨省區市轉移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説，從國外經驗看，實行全國養老“一卡通”，將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因流動性而造成社會保險關係難轉移問題。他呼籲儘快建立由國家統一監管，全國通用，打破地方部門利益的教育、醫療、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以消除公共服務資源分配中地域、城鄉間的不平衡。

    訴求二：工資正常增長 建立協商機制

    安徽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朱勇代表説，２億多農民工是我國産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卻長期被習慣性地“固化”在勞動強度大、工資收入低的打工“區間”。能在一個工作單位工作滿３年以上的農民工僅佔務工人員總數的３０％，形成了“工棚式”“候鳥式”轉移，也造成巨大的社會壓力。

    全國人大代表何幫喜認為，“在勞動力市場中，農民工處於弱勢地位，他們在收入增長上缺乏話語權”。要讓農民工在城市務工定下心來，就要建立確保農民工工資正常增長的長效機制，讓他們感到打工有前途、有希望。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這對農民工都是利好消息。

    全國人大代表張少軍説，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落實這一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重視在農民工中建立工會組織，讓他們組織起來與企業集體協商，形成政府、企業、職工三方協商機制，使他們真正在城市安居樂業。

    訴求三：統一技能培訓　銜接子女教育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陽市市長孫雲飛説，現在一些地方出現的“民工荒”是結構性的，主要是熟練工人和技術工人供給不足。外出務工農民身無長技，只好賣力氣掙錢，流動性特別大。癥結在於農民工就業前培訓、崗前培訓和適應性技能培訓機制的缺失。

    在京打工的山東籍農民工張為群説，技能培訓對我們很要緊，聽説國家拿了不少錢，還提出免費培訓，可這兩年俺在天津、北京打工７年，沒見過周圍夥計有誰受過培訓，免費的技能培訓啥時輪到俺？

    “要讓農民工能在城市紮下根來，難題是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農民工的培訓機制”。孫雲飛代表説，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些培訓農民工的政策，但從阜陽市來看，為加強農民工培訓，市財政花了不少錢，成效卻不明顯。“問題主要是農民工輸出地政府和用工地政府信息不暢，政府指導與企業用工缺乏溝通，市場用工的信息難以傳遞到培訓地。”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城鄉統一規範的人力資源市場，完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促進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呂建中委員説，這一方面要求各地認真落實農民工培訓政策，另一方面要求輸入地和輸出地建立通暢的農民工培訓交流機制。

    與農民工自身的技能培訓一樣，農民工子女教育同樣存在地區分隔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仁壽縣縣長李酌説，戶籍、學籍壁壘，導致農民工子女得不到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現在雖然不少城市開始把農民工子女當作“新市民”對待，但農民工子女實際只能在城市上到初中。按現行高考與戶籍挂鉤的政策，農民工子女必須回原籍高考，這使農民工子女面臨轉學難和教育內容不統一的雙重難題。

    降低進城就業門檻　降低返鄉創業門檻

    一些代表委員認為，農民工一肩挑城鄉，是現階段推動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力量。在城市，政府應加大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社保力度，著力降低農民工進城就業的門檻，加快城鎮化進程。在農村，政府應制訂優惠政策，在信貸、稅收、服務等方面給予扶持，降低農民工返鄉創業的門檻，加快新農村建設步伐。

    全國人大代表李愛青認為，根據安徽巢湖市的調查，每年有２０％的農民工回流農村，其中１５％有創業能力。但在創業的農民工中，相當一部分“由於缺乏金融支持，難以實施創業計劃和施展才能，加上工商、稅務、環保和城鎮管理等部門各自為政，手續辦理複雜，使不少創業者只得半途而廢。”

    全國人大代表魯中祝説，對農民工創辦的小型企業的忽視，限制了農民工的創業熱情，這與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ＧＤＰ偏好有關。為了政績考核，政府官員熱衷於上大項目、大投資、大企業，擠佔了發展中小企業的金融和公共服務資源，幾乎使農民工創業變成了“政策盲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日前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全國農民工中回鄉創業不到４％。

    “應當把優化農民工的創業環境提上議事日程。”全國人大代表李宏鳴説，農民工回鄉創業，既促進勞動密集型的産業轉移，又推動新農村建設，急需政策扶持。有些返鄉企業的農民工想購買鄉鎮企業過去廢棄的廠房和農村廢棄的宅基地，但都遇到政策性或體制性障礙，弄得他們叫苦不迭。“城鎮職工都能享受的下崗再就業和創辦小企業的優惠政策，為什麼農民工就不能享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