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４日電（新華社記者 劉錚、齊中熙、朱薇、王攀）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加快農民工融入城市步伐、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在即，三位農民工代錶帶來了他們的建議和關注。
肩負著全國億萬農民工的重托，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三位全國人大代表自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來，一直積極為維護農民工權益鼓與呼。他們的工作得到相關部門和全社會的大力支持，不少建議已經變成了現實。
胡小燕代表：不想讓其他人像我一樣再吃過去那些苦
在賓館房間採訪來自廣東的胡小燕代表時，她的電腦ＱＱ聲和手機短信聲不斷，許多農民工朋友知道她來參加全國兩會，跟她聯絡向她表達意見和建議。
“這次我打算提關愛和培訓新生代農民工的建議，建議政府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力度，加快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鎮生活的步伐。”胡小燕告訴記者。這次她還有個想法，看看能不能提交出她的第一個議案，是關於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正在整理，還要和一些代表溝通一下再看是否可行。”
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她提了優化農民工居住環境、關愛留守兒童兩個建議；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她提了希望城市接納“８０後”“９０後”願意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方便農民工轉移社保關係等五個建議。
１９９８年，２４歲的胡小燕走出四川老家來到廣東，開始了漫漫打工路。她曾經連續三四個月找不到工作，曾經睡過很窄的小鐵架床……
“曾經吃過太多苦，唯一的想法就是不想讓其他人還像我一樣吃苦。”胡小燕説，“我是農民工的代表，我始終忘不了這點。”
２００９年間，在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的組織下，她先後５次前往外省實地考察，也曾十多次出席各級人大會議和學習培訓活動。她通過網絡、電話等各種渠道，收集農民工的相關情況，最後歸納總結，形成建議。
“現在農民工的生存環境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比如養老保險可以全國轉移，許多公辦學校對農民工子女免收借讀費，這是我身邊的農民工朋友公認的。”談及如今國家和社會對改善農民工生活的重視，她露出欣慰的笑容。
康厚明代表：為農民工爭取合法權益是我的本分
來自重慶的康厚明代表，這次帶來的是他趕寫出來的建議——《立法規範農民工工資支付、增長機制》。他建議，政府應通過長效的機制安排，力爭使農民工實現收入的可持續較快增長。
為了寫好這份建議，他進行了深入調研，特別是為了獲得農民工工資統計數據，他專門走訪了重慶市人保局。由於沒有現成的統計數據，市人保局在今年春節期間加班提供了相關統計數據。
這份數據讓人感覺沉甸甸的：農民工每月收入在５００元－１０００元的佔２５％，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的約佔５０％。
“農民工低工資水平保持了這麼多年了，沿海很多城市亮起‘民工荒’紅燈，這值得全社會反思。”他説。
自從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康代表”的名字就叫開了，農民工兄弟把他作為反映訴求的“傾聽者”和“代言人”。來自黑龍江、浙江、湖南、四川等地的農民工求助電話、信件紛至沓來，有的農民工還不遠千里來到重慶相見。
在一次成功地為一名工傷農民工爭取了應得的賠償後，一向和氣的“康代表”卻生氣地拒絕了送來的錦旗。“我是農民工代表，為農民工爭取合法權益是我的本分。”他回答得實實在在。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大量在沿海打工的重慶農民工一度失崗返鄉。“康代表”專程回到老家調研返鄉農民工問題，挨家挨戶詢問失崗農民工的生活情況和權益保障情況。
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康代表”如今最大的希望是，讓農民工在城裏逐漸找到“家”的感覺。
朱雪芹代表：盡最大努力幫助農民工解決實際困難
“我今年的建議是希望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工資保障金制度，避免拖欠農民工工資事件的發生。”來自上海的朱雪芹代表説。
朱雪芹代表這兩年重點調研了農民工比較集中的餐飲、建築等行業，光是比較大的座談會就開了十幾次。
“總體看，餐飲、建築行業吸納農民工人數最多，也是欠薪較易發生的行業。如何用工資保障金這種形式，最大限度防止拖欠農民工工資，我思考了很久，今年準備在這方面提出建議。”她説。
１５年前，她從蘇北睢寧到上海打拼。從最基層的縫紉工開始，通過不斷刻苦學習和辛勤勞動，成為勞模，赴日本進修，並成為全國人大代表。２００８年，她提出農民工勞動保障全國聯網的建議。２００９年，她建議加強農民工培訓，建立農民工教育保障制度。
過去的一年，對朱雪芹有特殊意義。去年２月１６日，以她名字命名的“普陀區總工會農民工權益保障分中心朱雪芹工作室”正式成立。去年兩會剛一結束，她放下行李就來到這間工作室，接待需要幫助的農民工。
“朱雪芹工作室”成立一年來，發放日常幫扶金１００多萬元，發放金秋助學金２４０多萬元，受助職工近４０００人次，組織１０５００名職工參加免費體檢。
“我會盡最大努力幫助農民工解決實際困難，履行好自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職責。”朱雪芹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