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７日電(記者霍小光、楊維漢、陳菲、崔清新、周英峰)這是歷史性的跨越－－１９７９年制定，１９９６年第一次修改，本次全國人代會上又一次修正。

    國家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的基本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一部關係到人的自由、權利與生命的程序法，在２０１２年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將再次被注入新的活力－－

    今天，修改刑訴法走到了新的重要節點。刑訴法發展的歷史，是國家法制文明進步的歷史。刑事訴訟立法彰顯人權保障理念，推動中國法制文明進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把依法治國引向深入。

    讓歷史啟迪未來－－打擊犯罪、維護公民合法權利，刑訴法從無到有，閃爍人性光輝

    程序－－蘊含公平與正義；程序法－－捍衛公平與正義的規則。

    “程序法如同桅桿頂尖，對船身最輕微的運動也會作出強烈的擺動。”

    １９７９年－－“撥亂反正”的關鍵之年，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典誕生之年。

    那是一個急需確立規則讓社會恢復秩序的年代。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顧昂然回憶當初制定這部法律時的背景－－十年動亂期間，隨便抓人，刑訊逼供，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

    制定刑訴法就是為了打擊犯罪，防止濫行逮捕、拘留，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的情況發生。秉持這一指導思想，法律制定者夜以繼日投入到立法工作中，還會同有關政法機關相關負責同志、大專院校專家學者，就立法當中的問題進行座談，聽取意見。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訴法等７部法律。重整社會秩序，終於有了可供執行的規則。

    顧昂然説，當時起草刑事訴訟法，是要從司法程序方面保證刑法的正確執行。而過去我們強調實質問題，不大講程序。因此總結“文革”的教訓－－“一是不放縱壞人，一是不冤枉好人”，就是從這兩個方面來考慮這部法律的制定。

    打擊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權利。雖然當時“人權”這個概念不為很多人所知，但是在立法過程中已經清晰體現：辦案“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有權委託律師等辯護；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結束動亂，人心思法、人心思治。當年的立法者中很多人受到了“文革”的迫害，對於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尤其重視。

    最早的刑訴法草案的任務主要是“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後來改為“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並增加重要原則，“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草案中把“蒐集”證據改為“收集”。顧昂然説，“文革”中往往首先定框框再去蒐集證據，是主觀的，而“收集”是客觀的，是把客觀事實“收集”起來。同時也不是只收集有罪證據，也要收集無罪證據。

    顧昂然説，“文革”結束，社會需要回歸正常秩序，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要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加緊出臺包括刑訴法在內的一批法律，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大家可以遵循的制度規則是當務之急。

    讓理想照進現實－－解放思想、推動修法從粗疏到縝密，映射中國改革開放變遷

    １９９６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大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完成了刑訴法的第一次“大修”。

    據顧昂然介紹，隨著國家的快速發展，刑事犯罪的日趨複雜和執法環境的變化，以及在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教訓，需要對這部法律進行補充修改。

    “比如很多新型經濟犯罪的出現；跨省市流竄作案犯罪大量增加；涉及境外犯罪增加；律師隊伍不斷發展，需要在刑事訴訟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政法機關在司法實踐方面積累了新的經驗等，都需要刑訴法做出修改完善。”顧昂然説。

    同時，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與法制原則不相適應的問題。耄耋之年的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陳光中是刑訴法兩次修法的核心專家。他回憶説：“改革開放不久，我陪著國外參觀團到北京一個法院觀看開庭審案。‘這是軍事法庭嗎？’外國人突然發問。原來，我們法官身上穿的不是現在的黑色法袍，而是類似軍裝的服裝，頭上還戴著‘大蓋帽’。”

    不僅是服裝外觀，當時的庭審方式也是“糾問式訴訟”，存在“先定後審”的問題。檢察院起訴後，首先由法院預先審查，認為定罪沒有太大問題時，才會開庭。法庭上不是控辯雙方舉證，而是法官直接訊問被告人。如果被告人申辯自己無罪，法官會説他“不老實”。

    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社會巨變，為修法者提供了借鑒吸收國外經驗的機會。陳光中説：“第一次修法前，我們考察了意大利改革刑事訴訟的制度，他們的庭審改革吸收了英美國家的‘對抗式訴訟’。意大利一位專家説－－‘不改不行，保障人權是世界潮流。’”

    １９９６年對刑訴法首次修改，大膽吸收了先進經驗和做法。修法向著保障人權、更加公正邁進：完善強制措施，取消收容審查制度；檢察機關不再使用免予起訴；改革死刑執行方式；增加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規定；吸收“對抗式訴訟”，改革一審審判方式，法官居間裁判，當事人可以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辯論、質證……

    這次修法在刑事強制措施、偵查手段、被告人的辯護權利、立案管轄、庭審活動等諸多方面，作了重要補充修改。陳光中認為，第一次修改刑訴法是成功的，並且為以後的修法積累了有益經驗。比如，注意懲治犯罪，同時也注重保護人權，努力做到兩者的統一；在立足國情的同時，也吸收國外的實踐成果。

    正義之思法律之威－－貫徹尊重保障人權憲法原則，總結實踐經驗，促進國家長治久安

    社會快速變遷，實踐持續發展，立法不斷演進。歷史的腳步走入２０１１年，刑訴法開始進行第二次“大修”。

    中國法學會刑訴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全程參與了這次修法。他介紹，當前，我國處於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在懲罰犯罪工作中面臨新形勢新情況，司法實踐對進一步修改完善刑訴法提出了迫切要求。

    “法律的修改完善也得益於近年來司法體制改革取得的成果。”陳衛東説。

    近年全國兩會上，很多人大代表提出修改刑訴法的相關議案，司法機關也不斷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迫切需要通過完善刑訴法，進一步保障司法機關準確及時懲罰犯罪，保護公民合法權益。

    刑訴法修改和完善，既要有利於保證準確及時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又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權。毋庸諱言，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趙作海等案件，也暴露出刑訊逼供等程序違法問題。

    正因如此，本次修法發出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強音。

    面對訊問可以保持沉默。陳衛東介紹，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條款是宣示性的，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設置了嚴格的證據收集程序，又規定了證人出庭作證的一些制度，這都將對遏制刑訊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看到法律不斷進步完善，陳光中十分興奮，如同眼見自己的孩子正在茁壯成長。“這部法律從最初的１６４條，增加到２２５條，這次修改正在向３００條邁進。條文增加與細化，有關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規定更加嚴密，可以使‘保障人權’的理念在科學化、規範化、具體化中得以落實。”

    陳衛東內心也充滿喜悅與期盼：“２００４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而‘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訴法，是本次修法的最大亮點。這是憲法精神最直接的貫徹。”

    憲法保障人權原則在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中體現得如此具體－－完善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特別程序等７個方面的法條增修，都有集中體現。

    如今，人權保障的訴訟程序改革已提上日程。“我特別希望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能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獲得通過。這將是中國人權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陳光中激動的心情溢於言表。

    “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指引我們締造公平正義的制度自強不息……

    立法發展軌跡銘記法制歷程－－程序正義貫穿刑事訴訟立法，把依法治國推向新境界

    刑訴法的制定修改完善，是中國民主法制建設和依法治國進程的縮影。

    “這次修改刑訴法，從立案到執行程序，涉及很多訴訟的重要環節。”全國人大代表、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説，刑事訴訟活動的後一個權力制約前面的權力，才能保證案件的質量。

    徐顯明説，當偵查機關認為是犯罪的時候，就要讓檢察機關審查，制約偵查權。檢察機關批准以後，提起公訴，還要通過審判機關才能定罪。審判權的目的就是要對檢察權進行制約。一審法院也有可能犯錯，所以又設計了二審，讓上級法院制約前面的審判。

    陳衛東説：“從刑訴法的制定和修改過程可以看出，我們從強調打擊犯罪發展到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既結合我國國情的實際狀況，又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制建設不斷向前推進。在新的歷史時期，這對推動中國法治前進具有重要意義。”

    解放思想，開門立法。刑訴法的修改廣為社會所知，並廣納各界意見。２０１１年８月，互聯網上公佈草案全文徵求社會意見，收到的意見達８萬多條。“沒想到一部如此專業的法律，大家能提出這麼多意見建議，還對法條的個別字句都錙銖必較。科技的進步，讓立法機關開放性地吸收各種觀點和意見成為可能。”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有關負責人説。

    陳光中説，“立法既要前進又不能超越實際。所以刑訴法的修改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法律還要不斷完善、不斷與時俱進，越往後任務也越艱巨。”

    三十年，我們銘記－－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的光輝字句，銘刻于莊嚴的共和國法律之上；

    三十年，我們呼喚－－法律在實踐中迸發力量，促進中國法制文明進步，把依法治國推向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