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文物違法行為行政紀律責任的追究和監督機制。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在查處破壞文物的違法案件時發現涉及國家工作人員的，要及時將有關情況報告監察機關;監察機關也要建立相應的受理、立案和查處的具體措施和規定。”在本次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帶來的提案，全部是關於加強文物保護的。

    “伴隨著城市開發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不可移動文物遭受破壞和影響的事件時有發生，擅自拆除文物建築、故意破壞古遺址古墓葬、擅自在文物周邊進行建設工程等威脅文物安全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勵小捷告訴記者，在這些破壞文物的案件中，以法人違法為主。每年僅國家文物局接報的法人違法案件就多達數百起。造成上述現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發生違法行為後，對責任單位和責任人的處罰力度不夠，懲治與教育效果不明顯。

    在執法實踐中，破壞文物後的行政紀律責任追究困難重重，處罰力度明顯不足。而文物主管部門由於缺乏行政強制力，提出的改正違法行為措施往往得不到落實，只能對責任單位處以5萬元至50萬元的罰款，有時還不能履行到位。“不高於50萬元的罰款數額與建設項目投入相比，違法成本低，使得責任單位有恃無恐，有限的經濟處罰手段不足以對破壞文物的違法行為形成威懾。”同時，對於破壞文物負有責任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追究行政紀律責任時，往往伴隨著地方保護主義，避重就輕，大事化小，甚至久拖不決，不了了之。

    為此，勵小捷建議，監察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建立文物違法行為行政紀律責任的追究和監督機制，將法律規定落到實處。要嚴肅處理文物違法案件中負有責任的國家工作人員。對破壞文物等違法案件中負有責任的國家工作人員，要區別情況，根據文物損壞嚴重程度，嚴肅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行政紀律責任，涉嫌犯罪的要及時移交司法機關。

    在呼籲加強文物違法行為行政紀律責任追究的同時，勵小捷還建議，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出臺具體司法解釋，明確將損害國有文物的案件納入公益訴訟受案範圍，各級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等法律規定的有關機關和組織，可以作為本行政區域內損害國有文物案件的訴訟主體，以拓展維權途徑。

    “《文物保護法》對於損害文物的違法行為規定了行政處罰條款，同時第六十五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文物滅失、損毀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勵小捷説，這表明文物管理單位或者所有權人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對損害文物行為主張權利，對於維護文物權益無疑增加了一重保障。通過民事訴訟，可以要求責任人恢復文物原狀或者為損害文物支付相應經濟賠償;法院判決有司法保障，更容易得到執行。相比行政處罰最高限額僅僅50萬元、文物部門出具的行政處罰文書往往得不到執行來説，適用民事訴訟對懲治文物違法行為更有力度，無疑有利於文物保護。

    但是，在實踐中，文物管理單位或者所有權人卻很少能經由民事訴訟途徑維護文物權益。“究其原因，一是通過民事訴訟維權的意識不強，遇到損害文物案件，大多數是求助於公安或者行政執法機構;二是文物損害程度評估比較複雜，目前尚缺乏文物損害評估標準，致使文物管理單位或者所有權人主張權利時舉證困難;三是一些地方尚未依法建立有關文物管理機構，沒有適格的主體主張權利。”勵小捷説，對於增強依法維權意識和建立損失評估標準問題，應該由文物部門和相關部門研究解決。缺乏適格民事主體問題則需要通過有關司法解釋加以明確。

    在2013年1月1日修訂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新設了公益訴訟等制度。“而國有文物屬於社會公共利益範疇，損害國有文物應當適用公益訴訟。”勵小捷説，根據《文物保護法》，我國文物保護工作實行屬地管理、分級負責的行政管理體制。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主管全國文物保護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文物保護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擔文物保護工作的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文物保護實施監督管理。依法任何行政區域內的文物都應當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實施監督管理。如果當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門能夠作為民事訴訟主體，對國有文物損害案件依法訴訟，則將大大提升文物安全保障力度。

    針對近年來受高額暴利驅動，文物犯罪團夥職業化特徵日趨明顯，文物犯罪日益智慧化，地下文物交易活躍，交易行為十分隱蔽的情況，勵小捷還建議修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87年聯合發佈的《關於辦理盜竊、盜掘、非法經營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遏制文物犯罪高發勢頭。“由於《刑法》和《文物保護法》中文物犯罪的司法解釋尚未出臺，一些地方公安、司法機關在對文物犯罪的立案和定罪量刑上認識不同、標準不一，存在對文物犯罪案件立案不送、以罰代刑、重罪輕判等現象，各地公安、司法機關急需新司法解釋的出臺。”勵小捷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