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

朱鎔基總理答中外記者問

新華社記者：您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提出，近期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請問您如何看待中國現在的財政赤字？如果再連續幾年增發國債的話，財政風險會不會逐漸加大？會不會出現通貨膨脹？

朱鎔基答：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大的困難，一個是外貿出口大幅度下降。1997年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0%，到1998年出口變成了零增長，以至於負增長。有的中小金融機構發生了一些危機或者説擠兌，國有企業約有一千萬職工下崗，因為需求不足，大多數工業産品生産能力都供過於求。當時面臨著這麼大的困難，對究竟應當採取什麼對策有各種各樣的建議。比方説，有人建議人民幣應該貶值，以促進出口；也有另外一種建議，把國有資産賣了就可以渡過這個危機。但是黨中央、國務院果斷作出了採取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決策，這個決策執行三年以來，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為什麼是正確的呢？因為當時的歷史條件是中國的人、財、物都不缺乏。財，指的是銀行裏居民的儲蓄存款很多。但由於工業加工生産能力過剩，已經沒有多少有效益的項目可以把銀行的存款貸出去，而銀行還得照付利息。如果國有銀行的這些資金不能動用起來，對國家財政就是很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們採取由國家財政向銀行發行國債的形式，把銀行的資金動用起來。另一方面，有些國有企業的生産能力嚴重過剩，只有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夠把這些過剩的生産能力利用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三年發了3600億元國債搞基礎設施建設，把整個國民經濟都帶動起來了。現在看，成績是非常明顯的。

首先，這些資金都是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這三年，我們修建了17萬公里的公路，1萬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擴建和電氣化鐵路1萬公里；長江幾千里的大堤也都達到了防洪的標準，再遇到1998年那樣大的洪水我們也不害怕了。各個城市也都進行了基礎設施建設，全國的生態和環境保護都得到了改善，這個效益是很明顯的。

其次，基礎設施建設帶動了工業生産，國有企業增加了稅收和利潤，國有企業改革和脫困的三年目標基本實現。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我們從去年，也就是説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第三年，看到了這個效果。去年全國財政收入是13880億元，比1999年增收1960億元，跨了很大的一個臺階，因此我們能夠還債。

因此，中國的財政赤字雖然是增加了，還增加得比較多，但是所有擴大的赤字都是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我們有能力使國債能夠得到雙倍的收益。我認為增發國債沒有任何風險。

去年，我跟美國的前財政部長魯賓先生在新疆見面，我問他對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有什麼意見。他問我現在國債的餘額，我説1.2萬億元，這包括了過去歷年借的國債，佔我國國內生産總值的14%。他乾脆地告訴我説這沒有任何危險，離大家公認的警戒線20%還差得很遠。當然，我並不是因為他説了這個話就放心了。我是從去年的實踐，就是財政收入一年增加1960億元，感到手裏有錢，真金白銀都回來了，所以才放心。

這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今年再發1500億元的國債，用於現有國債項目的建設和西部地區大開發的新建項目。我估計明年可能還需要再發1500億元的國債。經過這兩年以後，現有的國債項目都完成了，西部地區的大開發初具規模，國有企業進入良性循環，財政收入增加，社會資金渠道增多，我相信今後不需要再發這麼多國債了。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種擔心，現在老百姓一聽説要發國債，半夜就起來到銀行排隊，國債一個上午就賣光了。我擔心將來不發國債的話，老百姓會對我們有意見。這個道理也很簡單，現在銀行儲蓄的利率一年期只有2.25%，而國債三年期年利率是2.89%，五年期年利率是3.14%。但是，發行國債後，銀行的存款並沒有減少，在徵收利息所得稅以後，存款依然還在增加。這表明人民對我國的經濟是有信心的。

德國金融時報記者：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談到可能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幾星期前，德國國防部長沙爾平先生訪問北京，在同江澤民主席談話以後，他見了德國的記者，説他同江澤民主席談到了黨的作用問題。昨天我聽到中國的高級官員説，中國現在正在研究東歐地區前社會主義國家一些社會民主黨的情況。我想問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是否已經臨近？如果是的話，將從哪些部門開始改起？是從黨還是從憲法制度開始改起？

答：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進行，而且還在繼續進行。但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絕對不會抄襲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説不實行政黨的輪流坐莊或者是兩院制。我們黨內的各項制度要進行改革，包括幹部組織人事制度要改革。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的政權機關也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你説的誰先改誰後改的問題。

日本NHK記者：我想就日本教科書問題提一個問題，日本已經對歷史教科書進行了一些修改，您如何看待日本教科書的修改？另外，教科書問題會不會影響日中兩國領導人的互訪？

答：中日之間的關係已經在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問日本的時候，共同確定了一種致力於和平和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去年我訪問日本的時候，按照江澤民主席所提出來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和日本政府的領導人進行了友好的會談，我也向各界人士做了一些增信釋疑的工作。我認為目前中日兩國關係的主流是很好的。

教科書問題並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它是日本同整個亞洲有關國家和亞洲人民的問題。如果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這個歷史事實被歪曲，那不但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傷害了全亞洲人民的感情。這些教科書是要由日本政府的文部省來審定的，所以日本政府對修改教科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能夠以觀點言論自由作為藉口來推卸這個責任。我聽説已經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據亞洲各國人民的反映，這種修改是不夠的。我認為這並不是誰要去干涉日本的內政，而是關係到日本人民同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能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問題，也是關係日本人民的利益的問題。當然，我並不認為這個問題會影響中日兩國之間的來往，包括高層的來往。我再次重申，我邀請森喜朗首相今年訪問中國。

中央電視臺記者：本屆政府任期間，在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您這一次在關於“十五”計劃綱要的報告裏提出，要進一步實行政企分開，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請問您對於目前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面哪些進展比較滿意，哪些方面還不太滿意？哪些方面準備著力推進？

答：我認為本屆政府的機構改革是成功的。從1998年以後，我們用很短的時間，通過機構改革，使包括國務院系統的機關幹部，從33000人減少到16000多人，也就是説減了一半，沒有發生任何的動蕩。現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政府機構也按照同樣的比例進行了精簡。今年我們又確定，對於市縣的機構按照20%的比例進行精簡，辭退編外人員。這些政府機構的改革，對於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有很大的好處。現在政府機構的辦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當然，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就是我們政府機構的職能轉變還沒有完成，有些幹部習慣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工作，對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還不是很清楚，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我把這個叫做角色錯位。我們還在進行改革，去年已經把10個國家局，相當於過去的10個部撤銷了9個，改革了1個。這就是很大的變化。同時，我們還加強一些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部門，比方説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和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新聞出版署，這些部門我們要加強、要升格，也就是説他們原來是副部級單位，現在要變成正部級單位。當然，職能的轉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時間，我們將繼續努力。

俄羅斯勞動報記者：今年在上海要舉行“上海五國”元首會晤。請問中俄經濟合作的前途如何，對中國的西部開發會起什麼作用？

答：我想“上海五國”元首第六次會晤將繼續過去的成果，包括推動經濟合作的成果。通過首腦之間的交流，這個成果會有進一步的發展。西部大開發是中國第十個五年計劃的一個重要內容，我想首腦會議一定會討論這個問題，並且將採取措施促進我們之間的合作。

CNN記者：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閉幕式上，我們看到對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報告，有不少代表投了反對票和棄權票，請問他們的這種反應是不是對於政府打擊腐敗的能力缺乏信心？

答：我對於今天的表決結果內心既感到沉重，也感到高興，因為比去年的情況還是好一些，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了這兩個報告。我們一定會更加警醒，進一步改善我們的政法工作、反腐敗工作。我認為，這個投票結果並不表示人民群眾對我們喪失信心，人民群眾是信任我們的。

香港星島日報記者：不久前您提到將聘請香港的金融專家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請問是否已經物色到人選？除了中央銀行和證監會，其他的部門會否也有相同的計劃？這種安排是否會引起內地其他一些官員的不滿，您對來自海外的人才有何要求和期望？

答：當今世界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因此，我們決定要從海外我們的留學生中，從香港、澳門、台灣，吸收和利用人才，來加強我們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引進這些人才的重點，是那些開放程度越來越大、競爭越來越激烈的部門，比如説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以及國有大型企業的管理層。

香港證監會的副主席史美倫女士來擔任中國證監會的副主席，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還會繼續實行這個政策。當然，我現在並沒有確定的人選，我希望聽取各界，也包括你對我提出的意見，這樣便於我們進行充分的考慮和比較。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我想問的問題是關於NMD和TMD，我們知道中國強烈和堅決反對美國發展NMD和將台灣納入TMD，但是，如果美國一意孤行的話，中國會怎麼辦？

答：你這個問題我一句話很難回答，是不是允許我談一談中美關係的問題？我想這也是大家所關心的。布什總統上任以來，政府換了新人，有些人我們不很熟悉，有的還不認識。因此，中美關係的磨合還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從華盛頓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們非常認真地研讀和仔細地解析，我們有時候感到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們也得到了使我們滿意的澄清。有些問題我們感到是誤會，需要溝通，我們也進行了有效的溝通。錢其琛副總理即將訪問美國，這就是我們在高層次的溝通。我也收到了鮑威爾國務卿的來信。我要鄭重地告訴大家，江澤民主席和布什總統之間的信息渠道是暢通的，他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絡。我們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總統重視中美關係，認為這種關係有助於構築21世紀，而且他希望和江澤民主席一道，共同促進中美兩國關係穩定、健康地發展。

我們被明確告知，美國將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繼續履行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承諾。關於我們兩國存在的分歧，布什總統也表示，將會通過平等、互相尊重、協商的方式來解決。他也相信，台灣問題將會得到妥善的解決。

當然，我們也有分歧，比方説美國新政府的一些高級人士認為，中美雙方所確定的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是不對的，應該改為競爭對手關係。但是，他們也認為，競爭對手不一定是敵人。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還需要溝通，關鍵是怎麼理解戰略夥伴關係。我們所講的戰略，就是長期穩定的意思。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來是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者。至於夥伴關係與競爭對手，並不是矛盾的。當前，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國與國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我很高興聽到鮑威爾先生講，中美雖然是競爭對手，但是在貿易方面還是夥伴。而且他也認為，在其它領域中美也應該進行合作。因此，我看這個分歧不算太大。我記得1998年，我在倫敦參加亞歐會議，與正在倫敦的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見面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你們中國的私有化搞得怎麼樣了？順利嗎？我當時吃了一驚，我説布什先生，中國不搞私有化，我們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之一。我贊成布什總統説的，中美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有利於構築21世紀。我也相信，中美兩國近16億人民之間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一定會有利於全世界60億人民之間的和平發展、繁榮穩定。

我們很高興布什總統接受江澤民主席的邀請，將要參加今年10月20日在上海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並訪問北京，我相信這是我們相互溝通的一個大好機會。

關於NMD，中國的立場是明確的：反對。因為它違反了反導條約，同時它只會導致國際的軍備競賽。我們多次明確向美國表明了我們的態度。我們也知道，布什總統表示會和中國進行協商。

法國世界報記者：最近對中國股市的問題正在進行激烈的辯論。有人認為中國的股市就像一個賭場，有人認為中國的股市有崩潰的風險。我想問中國政府對於股市的發展奉行什麼樣的政策？A股市場和B股市場合併有沒有一個時間表？上海和深圳兩個股市的合併有沒有計劃？另外，我們注意到，中國一些上市公司經營不善，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被摘牌，上市公司由於經營不善被摘牌這種情況是否會在中國股市發生？對於這些經營不善的上市公司，中國是否會採取嚴厲的措施？

答：關於中國股市有各種各樣的看法，這不是説明中國有言論自由嗎？因此，我對中國股市的狀況不會做任何評論。我們的既定方針就是要加強證券市場的法制、規範、監管、自律。最近，中國證監會對B股的改革，是我們對股市整頓和改革的一個新嘗試，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國目前居民手中近800億美元的外匯，為他們開闢一條新的投資渠道。同時，我們也希望，這樣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來投資B股，促進B股的發展。至於A股和B股會不會合併，證監會沒有談到這個問題。我沒有排除它們合併的可能，但是這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至於上市公司的整頓，是股票市場加強監管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證監會正在採取各種措施，來加強這一方面的工作，摘牌肯定是他們考慮的一個措施。

人民日報記者：現在社會上對收入分配問題意見比較強烈，您在“十五”計劃綱要的報告中也提出，要規範社會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過分擴大。請問您怎樣看待當前收入差距的問題？政府準備採取哪些有力措施調節收入分配？

答：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注意。但是我認為，目前還沒有達到嚴重的地步。據1999年的調查，根據國際慣例所計算的基尼系數是0.39，也就是説，接近於國際認為的警戒線的水平。但是我認為，由於下面的一些原因，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第一，因為歷史上城鄉收入差距很大。由於目前糧食供給的相對過剩，糧價下跌，農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特別是糧食主産區的農民收入下降更多一些。這個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已經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放在突出的位置，我們將出臺一系列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城市居民中，由於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完成，下崗和失業的職工還比較多。因此，在職職工和下崗職工之間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這個問題，我們將通過完善和建立規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改進再就業的工作來解決。第三，某些行業或者由於歷史的原因，或者由於壟斷的優勢，收入過高。我們將對這些壟斷行業，包括電力、電信、鐵路、民航進行體制改革，改變他們的壟斷地位。當然，我們還會通過稅收的手段來縮小收入的差距。比方説健全個人所得稅制，收入最高的應該交45%的稅，這些方面我們執行得還不很好，今後要更好地改進，要依法徵收。總之，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是三句話：值得注意，尚不嚴重，正在解決。

英國SKYNews電視臺記者：請問您是否真的認為，江西的一所小學校是由於一個孤僻的、腦子有問題的人背了兩袋子鞭炮炸毀的？你是否擔心，由於您這樣一個説法，使得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答：我對江西萬載縣芳林小學發生的爆炸事件心情感到很沉重，我向遇難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對於他們的家屬表示慰問。發生這樣一件事情，特別是發生在江澤民主席對於這種爆炸事件多次作出批示的情況下，國務院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感到心情沉重，我應該進行檢討。爆炸事件發生以後，江西省省長立即從北京趕回江西處理善後，公安部也派出專家調查組對爆炸的情況進行調查。他們正式的調查結果，就像我前幾天向報界宣佈的那樣。在我講話以後，我知道海內外的新聞界，包括香港一些媒體，認為這一次爆炸是由於學校生産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親自要求公安部長賈春旺再派遣一個6個人的專家調查組，到江西去進行微服私訪。他們回來以後給我的報告説，他們發現了一些線索，比方説這個學校在1999年曾經用勤工儉學的名義，讓學生做爆竹插引信的工作，但是在去年萍鄉爆炸案發生以後，他們停止了這種活動。另外，我們在現場也沒有找到生産和裝配這種花炮的證據。

今天，我不需要在這裡跟對這件事情有懷疑的中外記者進行辯論。我認為，不管事實如何，國務院和我本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就是説，對於中央和江澤民主席的指示執行不力。但是我也相信，不管怎麼樣，歷史是不能隱瞞的，我們將繼續調查這件事情，使它能夠水落石出。但是，目前我們沒有證據來否定原來的結論。

我今天向全國人民承諾，我們一定會從這件事情吸取足夠的教訓，重申和完善已經制定的法規，就是説，絕對不能允許學生和未成年的兒童進行有生命危險的勞動。如果因此導致危害他們的生命安全，一定會把縣長、鄉長、鎮長立即撤職，並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對於省長也應該給予行政處分。我們一定會實現對人民的承諾。

台灣中國時報記者：現在兩岸關係還是僵持狀態，我不知道總理有沒有想過採取一些不一樣的具體的方式，來化解兩岸的僵持。比如説在不提出任何先決條件下推動兩岸“三通”，或者是像去年下半年錢副總理説的那樣，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就是用更有彈性的方式來解釋一個中國。

答：關於台灣問題，中國所有領導人的講話都是明確的、一致的，也就是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江澤民主席的八項主張來辦事。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有人不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如果不承認一個中國，有什麼可以談的呢？如果承認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關於“三通”的問題，我們從1979年以來就作出最大的努力來促進“三通”的實現。我們的原則從來都很明確，那就是“一國兩制”，直接“三通”、雙向交流、互惠互利。我們希望台灣當局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上來，那樣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如果不承認一個中國，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怎麼談呢？

韓國中央日報記者：中國人民完成“十五”計劃的那一年，您認為您會在哪兒？還是在總理的位置上，或者是在學校，或者退休在家？您認為到多大年齡時，您就不再適合擔任公職？

答：我最近看到一些新聞媒體特別是英國的《金融時報》説，朱鎔基已經老了，也就是説不中用了。也有香港報紙説，可能這次朱鎔基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他最後一次的報告了。我想他們説得也對，我比你們在座的人都老得多。我目前只能説，我的任期是到2003年，現在來談論今後的人事問題還為時過早。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明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是由我來做，後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是我來做。因此，明年的記者招待會還是由我來回答問題，今天提問題沒有提夠的，歡迎你們明年再來。至於説我什麼時候退休，退休以後幹什麼，那麼我可以説，我在1998年的時候就講了，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現在還是這樣，只要活著，還有一口氣，就要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法國歐洲時報記者：去年秋天中國的基金髮生了很大的問題，後來經過嚴格的整頓，加強了監管。請問今後五年中，證券市場的監管重點是在什麼地方？是上市公司還是交易秩序？

答：從今年開始，中國證券市場的任務，或者説中國證監會的任務，就是要加強監管，通過法制規範的辦法，來實行公正、公平、公開。當然，它的監管重點是上市公司、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但是今年要取得突出的或者説比較顯著的成績。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我想問一個有關中國農業的問題。稅費改革被稱為繼中國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經營之後第三次農村革命，毫無疑問，它將從根本上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從目前的試點情況來看，也有人擔心這種改革會導致一些新的問題，比如鄉鎮面臨財政困難，農村教育經費短缺，請問國家將採取哪些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答：農村稅費改革是一次很大的革命，我們絕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複雜性和艱巨性。目前從農民手裏收取300億元的農業稅，600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恐怕從農民那裏一年要拿1200億元甚至更多。我們這一次的稅費改革，就是要把現在收取的300億元的農業稅，提高到500億元，也就是農業稅率從5%提高到8.4%；與此同時，把鄉統籌、村提留的600億元和各種亂收費一律減掉。這樣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收支缺口。中央財政準備拿出200億到300億元補貼給農村，給有困難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但是，這個缺口還是很大的。這些收費主要是用在農村的教育上。因此，如果不對農村的教育體制進行改革，補貼這些錢是不夠的。但是我們下決心，一方面要減輕農民的負擔，一方面要保證農村義務教育的需要，這是堅定不移的。我們首先在安徽省進行試點，然後再在全國推廣，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但是，這個改革如果得到成功，我們的農業基礎就穩固了，農村就穩定了，國民經濟發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礎。

路透社記者：您的報告中談到了江澤民主席的“三個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國”的思想，請問對於普通人來講，“三個代表”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以德治國”對他們又意味著什麼？

答：我想，江澤民主席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國”的理念，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中央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讓我在這個地方來闡明這個思想，我想不是時候，也許我們需要開一次研討會。

澳門日報記者：澳門回歸一年多來，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較大進展，開局很好。但是，隨著海峽兩岸關係的改善和變化，以及中國和中國台北相繼加入WTO以後，澳門在經濟上的地位和作用會發生什麼變化？澳門的發展前景會怎麼樣？這是澳門很多人都關心的一個熱點問題，能不能請總理談一點看法和意見？

答：澳門地域較小，經濟規模不大。但是它高度開放，在大陸和台灣地區的經濟聯絡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我相信在中國加入WTO，台灣地區隨後也加入WTO以後，澳門更能夠發揮它的優勢來加強這種聯絡，更好地發揮它的紐帶作用，使它自身的經濟也發展得更快、更好。

中國日報記者：今天是3·15維權日，近年來製造假幣，還有棉花、糧食摻假事件時有發生，人民對此反映強烈。請問國務院在打擊、遏制這些假冒偽劣産品，保護消費者權益，增強中國産品在國際市場的聲譽和競爭能力方面，將採取哪些有效的措施？

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的欺詐行為、假冒偽劣、坑蒙詐騙層出不窮，大家可以從《焦點訪談》和其它的電視節目裏看到這些情況。我看了以後義憤填膺，晚上睡不著覺。現在我們政府職能的轉變就是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查處，保護消費者和人民的利益。在這方面，我們的工作還需要大大加強。因此，我們除了要加強市場監管的立法工作以外，還要加強執法部門的地位和作用。我們將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為總局，加強對市場的監管，還要加強質量技術監督局和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新聞出版署等等。這些單位都應該發揮他們的市場監管作用。我們今年準備召開一次全國性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的大會，來加強這項工作，包括整頓文化市場。當然，不是搞運動，但是開頭總得有點聲勢，然後把它變成一個持久執法的工作。

亞太金融新聞社記者：早些時候您談到農村稅費改革時指出，改革以後會有資金的短缺，因此，需要對農村的教育進行改革，但是錢少了，怎麼樣才能進行農村教育的改革，從而確保在農村地區的所有孩子都能像城裏的孩子一樣得到應有的教育？

答：我們一定要實現保證農村義務教育的目標。錢不夠，就加錢，而且應該把這個錢用得更加有效。就是説，還應該進行教育體制改革。明年的記者招待會，我可能會對你這個問題回答得更加具體。

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

朱鎔基總理答中外記者問

新華社記者：您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提出，近期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請問您如何看待中國現在的財政赤字？如果再連續幾年增發國債的話，財政風險會不會逐漸加大？會不會出現通貨膨脹？

朱鎔基答：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大的困難，一個是外貿出口大幅度下降。1997年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0%，到1998年出口變成了零增長，以至於負增長。有的中小金融機構發生了一些危機或者説擠兌，國有企業約有一千萬職工下崗，因為需求不足，大多數工業産品生産能力都供過於求。當時面臨著這麼大的困難，對究竟應當採取什麼對策有各種各樣的建議。比方説，有人建議人民幣應該貶值，以促進出口；也有另外一種建議，把國有資産賣了就可以渡過這個危機。但是黨中央、國務院果斷作出了採取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決策，這個決策執行三年以來，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為什麼是正確的呢？因為當時的歷史條件是中國的人、財、物都不缺乏。財，指的是銀行裏居民的儲蓄存款很多。但由於工業加工生産能力過剩，已經沒有多少有效益的項目可以把銀行的存款貸出去，而銀行還得照付利息。如果國有銀行的這些資金不能動用起來，對國家財政就是很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們採取由國家財政向銀行發行國債的形式，把銀行的資金動用起來。另一方面，有些國有企業的生産能力嚴重過剩，只有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夠把這些過剩的生産能力利用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三年發了3600億元國債搞基礎設施建設，把整個國民經濟都帶動起來了。現在看，成績是非常明顯的。

首先，這些資金都是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這三年，我們修建了17萬公里的公路，1萬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擴建和電氣化鐵路1萬公里；長江幾千里的大堤也都達到了防洪的標準，再遇到1998年那樣大的洪水我們也不害怕了。各個城市也都進行了基礎設施建設，全國的生態和環境保護都得到了改善，這個效益是很明顯的。

其次，基礎設施建設帶動了工業生産，國有企業增加了稅收和利潤，國有企業改革和脫困的三年目標基本實現。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我們從去年，也就是説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第三年，看到了這個效果。去年全國財政收入是13880億元，比1999年增收1960億元，跨了很大的一個臺階，因此我們能夠還債。

因此，中國的財政赤字雖然是增加了，還增加得比較多，但是所有擴大的赤字都是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我們有能力使國債能夠得到雙倍的收益。我認為增發國債沒有任何風險。

去年，我跟美國的前財政部長魯賓先生在新疆見面，我問他對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有什麼意見。他問我現在國債的餘額，我説1.2萬億元，這包括了過去歷年借的國債，佔我國國內生産總值的14%。他乾脆地告訴我説這沒有任何危險，離大家公認的警戒線20%還差得很遠。當然，我並不是因為他説了這個話就放心了。我是從去年的實踐，就是財政收入一年增加1960億元，感到手裏有錢，真金白銀都回來了，所以才放心。

這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今年再發1500億元的國債，用於現有國債項目的建設和西部地區大開發的新建項目。我估計明年可能還需要再發1500億元的國債。經過這兩年以後，現有的國債項目都完成了，西部地區的大開發初具規模，國有企業進入良性循環，財政收入增加，社會資金渠道增多，我相信今後不需要再發這麼多國債了。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種擔心，現在老百姓一聽説要發國債，半夜就起來到銀行排隊，國債一個上午就賣光了。我擔心將來不發國債的話，老百姓會對我們有意見。這個道理也很簡單，現在銀行儲蓄的利率一年期只有2.25%，而國債三年期年利率是2.89%，五年期年利率是3.14%。但是，發行國債後，銀行的存款並沒有減少，在徵收利息所得稅以後，存款依然還在增加。這表明人民對我國的經濟是有信心的。

德國金融時報記者：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談到可能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幾星期前，德國國防部長沙爾平先生訪問北京，在同江澤民主席談話以後，他見了德國的記者，説他同江澤民主席談到了黨的作用問題。昨天我聽到中國的高級官員説，中國現在正在研究東歐地區前社會主義國家一些社會民主黨的情況。我想問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是否已經臨近？如果是的話，將從哪些部門開始改起？是從黨還是從憲法制度開始改起？

答：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進行，而且還在繼續進行。但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絕對不會抄襲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説不實行政黨的輪流坐莊或者是兩院制。我們黨內的各項制度要進行改革，包括幹部組織人事制度要改革。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的政權機關也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你説的誰先改誰後改的問題。

日本NHK記者：我想就日本教科書問題提一個問題，日本已經對歷史教科書進行了一些修改，您如何看待日本教科書的修改？另外，教科書問題會不會影響日中兩國領導人的互訪？

答：中日之間的關係已經在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問日本的時候，共同確定了一種致力於和平和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去年我訪問日本的時候，按照江澤民主席所提出來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和日本政府的領導人進行了友好的會談，我也向各界人士做了一些增信釋疑的工作。我認為目前中日兩國關係的主流是很好的。

教科書問題並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它是日本同整個亞洲有關國家和亞洲人民的問題。如果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這個歷史事實被歪曲，那不但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傷害了全亞洲人民的感情。這些教科書是要由日本政府的文部省來審定的，所以日本政府對修改教科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能夠以觀點言論自由作為藉口來推卸這個責任。我聽説已經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據亞洲各國人民的反映，這種修改是不夠的。我認為這並不是誰要去干涉日本的內政，而是關係到日本人民同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能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問題，也是關係日本人民的利益的問題。當然，我並不認為這個問題會影響中日兩國之間的來往，包括高層的來往。我再次重申，我邀請森喜朗首相今年訪問中國。

中央電視臺記者：本屆政府任期間，在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您這一次在關於“十五”計劃綱要的報告裏提出，要進一步實行政企分開，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請問您對於目前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面哪些進展比較滿意，哪些方面還不太滿意？哪些方面準備著力推進？

答：我認為本屆政府的機構改革是成功的。從1998年以後，我們用很短的時間，通過機構改革，使包括國務院系統的機關幹部，從33000人減少到16000多人，也就是説減了一半，沒有發生任何的動蕩。現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政府機構也按照同樣的比例進行了精簡。今年我們又確定，對於市縣的機構按照20%的比例進行精簡，辭退編外人員。這些政府機構的改革，對於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有很大的好處。現在政府機構的辦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當然，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就是我們政府機構的職能轉變還沒有完成，有些幹部習慣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工作，對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還不是很清楚，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我把這個叫做角色錯位。我們還在進行改革，去年已經把10個國家局，相當於過去的10個部撤銷了9個，改革了1個。這就是很大的變化。同時，我們還加強一些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部門，比方説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和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新聞出版署，這些部門我們要加強、要升格，也就是説他們原來是副部級單位，現在要變成正部級單位。當然，職能的轉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時間，我們將繼續努力。

俄羅斯勞動報記者：今年在上海要舉行“上海五國”元首會晤。請問中俄經濟合作的前途如何，對中國的西部開發會起什麼作用？

答：我想“上海五國”元首第六次會晤將繼續過去的成果，包括推動經濟合作的成果。通過首腦之間的交流，這個成果會有進一步的發展。西部大開發是中國第十個五年計劃的一個重要內容，我想首腦會議一定會討論這個問題，並且將採取措施促進我們之間的合作。

CNN記者：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閉幕式上，我們看到對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報告，有不少代表投了反對票和棄權票，請問他們的這種反應是不是對於政府打擊腐敗的能力缺乏信心？

答：我對於今天的表決結果內心既感到沉重，也感到高興，因為比去年的情況還是好一些，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了這兩個報告。我們一定會更加警醒，進一步改善我們的政法工作、反腐敗工作。我認為，這個投票結果並不表示人民群眾對我們喪失信心，人民群眾是信任我們的。

香港星島日報記者：不久前您提到將聘請香港的金融專家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請問是否已經物色到人選？除了中央銀行和證監會，其他的部門會否也有相同的計劃？這種安排是否會引起內地其他一些官員的不滿，您對來自海外的人才有何要求和期望？

答：當今世界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因此，我們決定要從海外我們的留學生中，從香港、澳門、台灣，吸收和利用人才，來加強我們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引進這些人才的重點，是那些開放程度越來越大、競爭越來越激烈的部門，比如説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以及國有大型企業的管理層。

香港證監會的副主席史美倫女士來擔任中國證監會的副主席，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還會繼續實行這個政策。當然，我現在並沒有確定的人選，我希望聽取各界，也包括你對我提出的意見，這樣便於我們進行充分的考慮和比較。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我想問的問題是關於NMD和TMD，我們知道中國強烈和堅決反對美國發展NMD和將台灣納入TMD，但是，如果美國一意孤行的話，中國會怎麼辦？

答：你這個問題我一句話很難回答，是不是允許我談一談中美關係的問題？我想這也是大家所關心的。布什總統上任以來，政府換了新人，有些人我們不很熟悉，有的還不認識。因此，中美關係的磨合還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從華盛頓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們非常認真地研讀和仔細地解析，我們有時候感到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們也得到了使我們滿意的澄清。有些問題我們感到是誤會，需要溝通，我們也進行了有效的溝通。錢其琛副總理即將訪問美國，這就是我們在高層次的溝通。我也收到了鮑威爾國務卿的來信。我要鄭重地告訴大家，江澤民主席和布什總統之間的信息渠道是暢通的，他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絡。我們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總統重視中美關係，認為這種關係有助於構築21世紀，而且他希望和江澤民主席一道，共同促進中美兩國關係穩定、健康地發展。

我們被明確告知，美國將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繼續履行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承諾。關於我們兩國存在的分歧，布什總統也表示，將會通過平等、互相尊重、協商的方式來解決。他也相信，台灣問題將會得到妥善的解決。

當然，我們也有分歧，比方説美國新政府的一些高級人士認為，中美雙方所確定的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是不對的，應該改為競爭對手關係。但是，他們也認為，競爭對手不一定是敵人。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還需要溝通，關鍵是怎麼理解戰略夥伴關係。我們所講的戰略，就是長期穩定的意思。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來是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者。至於夥伴關係與競爭對手，並不是矛盾的。當前，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國與國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我很高興聽到鮑威爾先生講，中美雖然是競爭對手，但是在貿易方面還是夥伴。而且他也認為，在其它領域中美也應該進行合作。因此，我看這個分歧不算太大。我記得1998年，我在倫敦參加亞歐會議，與正在倫敦的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見面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你們中國的私有化搞得怎麼樣了？順利嗎？我當時吃了一驚，我説布什先生，中國不搞私有化，我們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之一。我贊成布什總統説的，中美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有利於構築21世紀。我也相信，中美兩國近16億人民之間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一定會有利於全世界60億人民之間的和平發展、繁榮穩定。

我們很高興布什總統接受江澤民主席的邀請，將要參加今年10月20日在上海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並訪問北京，我相信這是我們相互溝通的一個大好機會。

關於NMD，中國的立場是明確的：反對。因為它違反了反導條約，同時它只會導致國際的軍備競賽。我們多次明確向美國表明了我們的態度。我們也知道，布什總統表示會和中國進行協商。

法國世界報記者：最近對中國股市的問題正在進行激烈的辯論。有人認為中國的股市就像一個賭場，有人認為中國的股市有崩潰的風險。我想問中國政府對於股市的發展奉行什麼樣的政策？A股市場和B股市場合併有沒有一個時間表？上海和深圳兩個股市的合併有沒有計劃？另外，我們注意到，中國一些上市公司經營不善，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被摘牌，上市公司由於經營不善被摘牌這種情況是否會在中國股市發生？對於這些經營不善的上市公司，中國是否會採取嚴厲的措施？

答：關於中國股市有各種各樣的看法，這不是説明中國有言論自由嗎？因此，我對中國股市的狀況不會做任何評論。我們的既定方針就是要加強證券市場的法制、規範、監管、自律。最近，中國證監會對B股的改革，是我們對股市整頓和改革的一個新嘗試，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國目前居民手中近800億美元的外匯，為他們開闢一條新的投資渠道。同時，我們也希望，這樣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來投資B股，促進B股的發展。至於A股和B股會不會合併，證監會沒有談到這個問題。我沒有排除它們合併的可能，但是這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至於上市公司的整頓，是股票市場加強監管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證監會正在採取各種措施，來加強這一方面的工作，摘牌肯定是他們考慮的一個措施。

人民日報記者：現在社會上對收入分配問題意見比較強烈，您在“十五”計劃綱要的報告中也提出，要規範社會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過分擴大。請問您怎樣看待當前收入差距的問題？政府準備採取哪些有力措施調節收入分配？

答：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注意。但是我認為，目前還沒有達到嚴重的地步。據1999年的調查，根據國際慣例所計算的基尼系數是0.39，也就是説，接近於國際認為的警戒線的水平。但是我認為，由於下面的一些原因，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第一，因為歷史上城鄉收入差距很大。由於目前糧食供給的相對過剩，糧價下跌，農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特別是糧食主産區的農民收入下降更多一些。這個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已經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放在突出的位置，我們將出臺一系列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城市居民中，由於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完成，下崗和失業的職工還比較多。因此，在職職工和下崗職工之間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這個問題，我們將通過完善和建立規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改進再就業的工作來解決。第三，某些行業或者由於歷史的原因，或者由於壟斷的優勢，收入過高。我們將對這些壟斷行業，包括電力、電信、鐵路、民航進行體制改革，改變他們的壟斷地位。當然，我們還會通過稅收的手段來縮小收入的差距。比方説健全個人所得稅制，收入最高的應該交45%的稅，這些方面我們執行得還不很好，今後要更好地改進，要依法徵收。總之，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是三句話：值得注意，尚不嚴重，正在解決。

英國SKYNews電視臺記者：請問您是否真的認為，江西的一所小學校是由於一個孤僻的、腦子有問題的人背了兩袋子鞭炮炸毀的？你是否擔心，由於您這樣一個説法，使得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答：我對江西萬載縣芳林小學發生的爆炸事件心情感到很沉重，我向遇難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對於他們的家屬表示慰問。發生這樣一件事情，特別是發生在江澤民主席對於這種爆炸事件多次作出批示的情況下，國務院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感到心情沉重，我應該進行檢討。爆炸事件發生以後，江西省省長立即從北京趕回江西處理善後，公安部也派出專家調查組對爆炸的情況進行調查。他們正式的調查結果，就像我前幾天向報界宣佈的那樣。在我講話以後，我知道海內外的新聞界，包括香港一些媒體，認為這一次爆炸是由於學校生産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親自要求公安部長賈春旺再派遣一個6個人的專家調查組，到江西去進行微服私訪。他們回來以後給我的報告説，他們發現了一些線索，比方説這個學校在1999年曾經用勤工儉學的名義，讓學生做爆竹插引信的工作，但是在去年萍鄉爆炸案發生以後，他們停止了這種活動。另外，我們在現場也沒有找到生産和裝配這種花炮的證據。

今天，我不需要在這裡跟對這件事情有懷疑的中外記者進行辯論。我認為，不管事實如何，國務院和我本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就是説，對於中央和江澤民主席的指示執行不力。但是我也相信，不管怎麼樣，歷史是不能隱瞞的，我們將繼續調查這件事情，使它能夠水落石出。但是，目前我們沒有證據來否定原來的結論。

我今天向全國人民承諾，我們一定會從這件事情吸取足夠的教訓，重申和完善已經制定的法規，就是説，絕對不能允許學生和未成年的兒童進行有生命危險的勞動。如果因此導致危害他們的生命安全，一定會把縣長、鄉長、鎮長立即撤職，並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對於省長也應該給予行政處分。我們一定會實現對人民的承諾。

台灣中國時報記者：現在兩岸關係還是僵持狀態，我不知道總理有沒有想過採取一些不一樣的具體的方式，來化解兩岸的僵持。比如説在不提出任何先決條件下推動兩岸“三通”，或者是像去年下半年錢副總理説的那樣，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就是用更有彈性的方式來解釋一個中國。

答：關於台灣問題，中國所有領導人的講話都是明確的、一致的，也就是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江澤民主席的八項主張來辦事。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有人不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如果不承認一個中國，有什麼可以談的呢？如果承認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關於“三通”的問題，我們從1979年以來就作出最大的努力來促進“三通”的實現。我們的原則從來都很明確，那就是“一國兩制”，直接“三通”、雙向交流、互惠互利。我們希望台灣當局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上來，那樣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如果不承認一個中國，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怎麼談呢？

韓國中央日報記者：中國人民完成“十五”計劃的那一年，您認為您會在哪兒？還是在總理的位置上，或者是在學校，或者退休在家？您認為到多大年齡時，您就不再適合擔任公職？

答：我最近看到一些新聞媒體特別是英國的《金融時報》説，朱鎔基已經老了，也就是説不中用了。也有香港報紙説，可能這次朱鎔基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他最後一次的報告了。我想他們説得也對，我比你們在座的人都老得多。我目前只能説，我的任期是到2003年，現在來談論今後的人事問題還為時過早。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明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是由我來做，後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是我來做。因此，明年的記者招待會還是由我來回答問題，今天提問題沒有提夠的，歡迎你們明年再來。至於説我什麼時候退休，退休以後幹什麼，那麼我可以説，我在1998年的時候就講了，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現在還是這樣，只要活著，還有一口氣，就要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法國歐洲時報記者：去年秋天中國的基金髮生了很大的問題，後來經過嚴格的整頓，加強了監管。請問今後五年中，證券市場的監管重點是在什麼地方？是上市公司還是交易秩序？

答：從今年開始，中國證券市場的任務，或者説中國證監會的任務，就是要加強監管，通過法制規範的辦法，來實行公正、公平、公開。當然，它的監管重點是上市公司、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但是今年要取得突出的或者説比較顯著的成績。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我想問一個有關中國農業的問題。稅費改革被稱為繼中國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經營之後第三次農村革命，毫無疑問，它將從根本上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從目前的試點情況來看，也有人擔心這種改革會導致一些新的問題，比如鄉鎮面臨財政困難，農村教育經費短缺，請問國家將採取哪些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答：農村稅費改革是一次很大的革命，我們絕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複雜性和艱巨性。目前從農民手裏收取300億元的農業稅，600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恐怕從農民那裏一年要拿1200億元甚至更多。我們這一次的稅費改革，就是要把現在收取的300億元的農業稅，提高到500億元，也就是農業稅率從5%提高到8.4%；與此同時，把鄉統籌、村提留的600億元和各種亂收費一律減掉。這樣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收支缺口。中央財政準備拿出200億到300億元補貼給農村，給有困難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但是，這個缺口還是很大的。這些收費主要是用在農村的教育上。因此，如果不對農村的教育體制進行改革，補貼這些錢是不夠的。但是我們下決心，一方面要減輕農民的負擔，一方面要保證農村義務教育的需要，這是堅定不移的。我們首先在安徽省進行試點，然後再在全國推廣，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但是，這個改革如果得到成功，我們的農業基礎就穩固了，農村就穩定了，國民經濟發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礎。

路透社記者：您的報告中談到了江澤民主席的“三個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國”的思想，請問對於普通人來講，“三個代表”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以德治國”對他們又意味著什麼？

答：我想，江澤民主席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國”的理念，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中央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讓我在這個地方來闡明這個思想，我想不是時候，也許我們需要開一次研討會。

澳門日報記者：澳門回歸一年多來，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較大進展，開局很好。但是，隨著海峽兩岸關係的改善和變化，以及中國和中國台北相繼加入WTO以後，澳門在經濟上的地位和作用會發生什麼變化？澳門的發展前景會怎麼樣？這是澳門很多人都關心的一個熱點問題，能不能請總理談一點看法和意見？

答：澳門地域較小，經濟規模不大。但是它高度開放，在大陸和台灣地區的經濟聯絡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我相信在中國加入WTO，台灣地區隨後也加入WTO以後，澳門更能夠發揮它的優勢來加強這種聯絡，更好地發揮它的紐帶作用，使它自身的經濟也發展得更快、更好。

中國日報記者：今天是3·15維權日，近年來製造假幣，還有棉花、糧食摻假事件時有發生，人民對此反映強烈。請問國務院在打擊、遏制這些假冒偽劣産品，保護消費者權益，增強中國産品在國際市場的聲譽和競爭能力方面，將採取哪些有效的措施？

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的欺詐行為、假冒偽劣、坑蒙詐騙層出不窮，大家可以從《焦點訪談》和其它的電視節目裏看到這些情況。我看了以後義憤填膺，晚上睡不著覺。現在我們政府職能的轉變就是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查處，保護消費者和人民的利益。在這方面，我們的工作還需要大大加強。因此，我們除了要加強市場監管的立法工作以外，還要加強執法部門的地位和作用。我們將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為總局，加強對市場的監管，還要加強質量技術監督局和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新聞出版署等等。這些單位都應該發揮他們的市場監管作用。我們今年準備召開一次全國性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的大會，來加強這項工作，包括整頓文化市場。當然，不是搞運動，但是開頭總得有點聲勢，然後把它變成一個持久執法的工作。

亞太金融新聞社記者：早些時候您談到農村稅費改革時指出，改革以後會有資金的短缺，因此，需要對農村的教育進行改革，但是錢少了，怎麼樣才能進行農村教育的改革，從而確保在農村地區的所有孩子都能像城裏的孩子一樣得到應有的教育？

答：我們一定要實現保證農村義務教育的目標。錢不夠，就加錢，而且應該把這個錢用得更加有效。就是説，還應該進行教育體制改革。明年的記者招待會，我可能會對你這個問題回答得更加具體。